乡下人如何走出悲歌

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触到了美国的痛处，书中提到的问题也应该引起中国的深思。乡下人如何走出悲歌是世界性的问题。

这里，乡下人只是万斯书中的说法，原文是hillbilly，不是指农民，实际上和农村没关系；也不是指穷人。hillbilly实际上是一种心态，是指拒绝责任、不思进取还自以为是的群体。

老话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乡下人的可恨之处不在于做了什么坏事，而在于热衷坐而论惨，而不肯起而自救。谁都只能救助首先起而自救之人。

万斯在书中给了家庭支持及其重要的地位，这很对。中国人很重视家庭观念，也是一样的。但家庭支持只是兜底的，缺乏引领作用，这正是“家学深厚”和“家庭教育缺失”（不是一般的品行和人格教育，而是面向未来的三观教育）的差别。家学是从心灵深处引领的，一般的家庭关心只是外表的、肤浅的，不当时甚至可能有爹味、妈味之嫌。

对于万斯来说，转折点在于海军陆战队。在那里，他学到了纪律（尤其是自律）、人生规划、正面思维的重要性。作为陆战队员，他必须信任团队、依托团队，并成为团队可以信任、可以依托的成员，尽己所能甚至超己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打赢每一场战斗。由此而来的是“我的人生也能赢”的新的自信。

这以后才有克服自我怀疑和俄亥俄大学和耶鲁法学院。

他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对他是震撼，更是打开了人生的门和窗。好在他没有忘记来路，在自己的过去和周边人的现在中看到了“乡下人的悲歌”，才拥抱后自由主义。

对于中国的“乡下人”来说，90年代老工业区有一大批，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一代。

与美国乡下人不同的是，中国的乡下人主要是原生的，并不不代代相传。这又是好事，又是坏事。好事是如果及时扭转这一代新乡下人，就有可能制止乡下人现象的延续。坏处是只要社会经济条件合适，新的一代乡下人又会产生。

万斯很正确地指出：乡下人的困境在于思维的困境。从自我怀疑和怨天尤人开始，走上自我失败（self defeating）的人生道路。

或许与万斯一样，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的转折点，将乡下人从思维怪圈中拉出来。

美军在这方面有成功的先例，万斯是一个，也有更多的失败先例，大量退伍老兵穷困潦倒，不胜枚举。离开了军队的强制性环境，很容易滑回过去的自我。这是人性。美国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环境，军队是少见的集体主义的环境。

中国倒是主体上集体主义的环境，中国的强制扭转主要通过政府扶贫。《山海情》讲的就是如何在思维上“硬拧”村民的思维，《山花烂漫时》也不乏“教育村民”的情节。曾经扶贫主要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扶贫也会逐步向城镇转移。

中国学校的压力锅教育方式也是强制扭转的重要渠道。与美军一样，离开强制环境，一些人会滑回到过去的自我。

“家学深厚”与“家学赤字”最大的差别在于上进心、对家族和自己的责任心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这方面，中国家庭的“催学”、“催工”是一个推动，但这个推动力容易流于形式，还容易因为水土不服。

​中国人现在很讲究“公平”，乡下人能大批走出悲歌，是最大的公平。被锁在“人下人”固然是不公平，但现在有一种观点：不能做“人上人也”是不公平。似乎在“人上人”和“人下人”之间，就不存在“人中人”。公平不是否认“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存在，而是尽量压缩这两头，而使得大多数人都能相对舒适地做“人中人”。公平是堂堂正正、自食其力的人的权利。羡慕富二代和羡慕富养的宠物没有差别，要是有人愿意自甘堕落为被豢养的宠物猪、宠物狗，他们没有资格谈公平。

万斯也不是要所有乡下人成为马斯克或者扎克伯格，而是重建“蓝领中产阶级”。时代不同了，“蓝领中产阶级”或许与“白领中产阶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之间在待遇、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也越来越模糊。这是进步。美国有太多的人既不愿意学习、动脑子，成为信息化、AI化的弄潮人，又不愿意花力气苦干实干，这是美国的问题。这曾经不是中国的问题，也希望不要成为中国的问题。

在拉乡下人走出悲歌的问题上，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和社会大环境依然有好处，但要是乡下人不听劝，执意要走入悲歌，那谁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