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季刊丨为什么俄罗斯人厌恶普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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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俄罗斯人厌恶普京的战争

托马斯·夏洛克（Thomas Sherlock）

随着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变得更有可能，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约束，特朗普政府理当善用之，作为讨价还价的宝贵筹码。

虽说人力和物资方面愈发危险的短缺困扰着乌克兰军队，但普京要征服乌克兰，并在未来侵犯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的主权，一个关键障碍仍在于，俄罗斯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群拒绝积极支持这场战争。普京固然剥夺了俄罗斯人的政治自主能力，但俄罗斯社会仍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了脱离国家管制和灌输的自主。这种自主虽然有限，但有助于保护一种基于公民和社会经济发展之渴求的爱国文化，而公民和社会经济发展是政治自由化的潜在基石。这方面的自主还令俄罗斯社会的一大部分人群得以质疑普京关于乌克兰和西方对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构成生存威胁的说法。这些因素，加上俄罗斯社会对乌克兰战争的人力和物资成本的理性评估，有助于解释克里姆林宫 “特别军事行动 ”背后爱国动员措施的严重局限性。

俄罗斯人表达了对普京的坚定支持，并认为美国和北约要对乌克兰战争承担主要责任。但2024年初，一项由美国学者领衔的俄罗斯长期民意调查证实，关于这场冲突，俄罗斯社会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另一项调查显示，2024 年 9 月，只有 23% 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相信自己的俄罗斯同胞肯定愿意在乌克兰作战。此外，2024 年 11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 的受调查者赞成乌克兰停火，只有35% 的人支持继续战争。战争疲劳无法充分解释民众对和平的渴望。2022 年 9 月，在普京发动全面入侵仅七个月后，俄罗斯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48%的受调查者支持和谈，44%的受调查者支持继续战争。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挑战了那种流行的看法，即：俄罗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支持普京的侵略，要么迷失在了冷漠当中。

战争的代价、文化和威胁感，这三项变量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何以许多俄罗斯人倾向于和平。俄罗斯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场战争并不具备那种想象中的收益。 2024 年9月晚些时候的一项调查中，47% 的受调查者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伤害大于收益”，并提到了人道灾难和生命损失。而认为“收益大于伤害”的比例仅为 28%，这主要集中在新获得的领土和对顿巴斯地区讲俄语民众的保护上。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3 年 5 月的一项调查中，认为“伤害大于收益”和认为“收益大于伤害”的受调查者比例几乎相当。

为什么做出负面评价的公众比例大幅上升了？一个原因是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正在减弱：不喜欢乌克兰战争或对这场战争漠不关心的俄罗斯人不再觉得非常有必要加入爱国行动。

文化、身份和爱国主义

第二项变量，即俄罗斯政治文化，尤其是温和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大体和平的方式诠释了对国家的热爱。俄罗斯民众对和平的渴求从这里获得了力量。

分析家和学者通常认为，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妨碍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出现。但俄罗斯社会的一大部分人不同意普京的观点，即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应首先谋求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以此作为对外冲突和扩张的前奏。相反，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国内的社会经济和公民发展理当是国家的当务之急。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和战前的民意调查中，显著多数的受调查者青睐公民社会发展而非硬实力。2024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83%）希望克里姆林宫专注于国内问题，同时微弱多数的受调查者（51%）希望看到俄罗斯与西方恢复稳定的关系。另一项 2024 年的调查发现，只有 7% 的受调查者认为俄罗斯理当重新获得后苏联地区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在 2024 年5 月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最能令他们联想到俄罗斯的说法时，只有 7% 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军事成就。也仅有一小部分受调查者认为，与乌克兰的战争是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事件。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设在莫斯科的列瓦达中心前主任列夫·古德科夫（Lev Gudkov）评论说，虽然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一个大国，但他们并不认同 siloviki（字面意思是 “强人”，意思是军方和安全部门的现任和前任精英）咄咄逼人的新帝国主义：“[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大国’的主要特征是实现人民的福祉，[并]按照与‘正常国家’（即‘西方’）相同的标准生活。这一愿望在过去二十年中只是愈发强烈了。”

同样，许多俄罗斯人反对普京军事化的爱国主义概念。与战前的普遍看法一样，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爱国主义是为实现公民和社会经济福祉而做出的集体努力。2023 年，整整68%的俄罗斯受调查者选择将 “真正的 ”爱国主义定义为 “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改善你所居住社区生活的那种渴求”。

对国内发展的长期渴求尤其不利于支持战争。学者们认为，冲突爆发前团体内部达成共识的程度是战争爆发后 “影响[随后的]团体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正如古德科夫所观察到的那样，俄罗斯社会和国家在如何理解俄罗斯身份问题上的分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显著存在了。数据表明，战时集会效应和国家宣传并未显著改变社会的偏好。

威胁感与国家-社会关系

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变量即威胁感的程度，可以强化或削弱代价和文化对社会打仗意愿的影响。

与克里姆林宫关于西方威胁的讲述相反，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认为乌克兰战争是一场守护俄罗斯国家、政权或人民的生存之战。根据社会冲突理论，假如一个群体（无论是部落还是民族国家）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某个危险是全方位和直接的，那么这个群体就更有可能实施集体防御。但假如成员认为某个威胁是有限的或不确定的，他们就不太愿意自我牺牲，因为他们认为利害关系太小，不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死亡、生命机会的减少和文化规范的破坏。

列瓦达中心2024 年2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多数（69%）受调查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第二轮军事动员，这表明了民众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不高。列瓦达中心2024 年 8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1%的受调查者支持继续在乌克兰实施军事行动，其中约五分之二（42%）的受调查者只是觉得有必要 “结束已经开始的行动”。绝少有支持战争的受调查者认为存在严重的外部威胁：只有十分之一的受调查者认为有必要 “守卫俄罗斯并确保俄罗斯的安全”，同时只有 5% 的受调查者认为这场战争是反击西方和北约的正义之战，那是克里姆林宫钟爱的解释。

何以许多俄罗斯人未能如同普京和那些强人那样看待外部威胁？俄罗斯社会虽说缺乏政治自主能力，但仍拥有评估国家的很多信息传递的足够多自主。克里姆林宫塑造大众态度的能力相较于其前身苏联是力有不逮的。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转型缩短了国家伸入社会的触角。今天的政治精英们也认识到了实现社会自主的自身利益：他们知道苏联体制的全能主义是自取灭亡，因此更倾向于分担责任和减轻负担 。尤其是假如他们在公共部门工作的话，俄罗斯人仍仰赖国家，但与苏联时期相比，他们仰赖国家的程度要低得多。近 60% 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长期计划能否成功更多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主动，而非国家的支持，这挑战了有关家长制度的刻板印象。

虽然俄罗斯人将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视作危险的源头，但这种看法的强烈程度不应被夸大。即使在美俄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普遍的反美情绪固然唤起了民众的负面感受，但仍不至于沦为彻底的惊慌失措。因此，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俄罗斯人希望他们的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与西方保持距离，但也拒绝克里姆林宫关于生存威胁的讲述。最普遍的倾向是呼吁俄罗斯恢复与西方的正常经济和科技关系，同时要求西方结束对俄罗斯的制裁。依据战前进行的调查判断，多数并非强人的俄罗斯精英是有这样一些同感的。

值得留意的是，克里姆林宫同时强调了国内态势的正常，于是不经意间弱化了其有关外部威胁的元叙事。这种自相矛盾的信息传递很大程度上源于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即俄罗斯社会有相当多一部分人群会反对国家的诸多举措，比如需要个人做出较大牺牲的新的征兵之举。目前，普京想方设法避免大多数俄罗斯人持续而直接地接触这场冲突，这弱化了社会上的威胁感。

威胁感与政治宽容

感受到极端威胁可以形成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迸发，但同时也可以酿就不宽容，因为民众会紧跟领导层的步伐。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开始后不久就声称，爱国的俄罗斯人会排斥战争的反对者，像唾弃“蚊虫”一样唾弃他们。但许多俄罗斯人依旧与这种对爱国主义的教条死板、咄咄逼人的理解保持距离。尽管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公开表达异议，但在 2023 年晚些时候的一项调查中，51% 的受调查者仍认为政府不应限制反战言论，只有 35% 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府应当这样做。即使在那些自述为普京坚定支持者的受调查者中，也有 46%的人认为应当允许发表反战言论，认为不应允许的为41%。恰恰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受调查者对俄罗斯的反战示威维持中立（44%）或积极态度（18%）。

这种对政治“发言权 ”的立场延伸到了“退出”行为上。在评价 2022 年因惧怕征兵而逃离该国的俄罗斯人时，近一半（48%）受调查者持无所谓或中立态度（Levada Survey，第 162 页，表 16.6.6）。两年后的 2024 年 9 月，超过一半受调查者（51%）对逃避在乌克兰服兵役的俄罗斯人表达了“理解”的态度，只有 27% 的受调查者谴责这种行为（其余受调查者拒绝回答）。同样，大多数俄罗斯人拒绝因为被认为缺乏爱国精神而批评自己的同胞：在 2023 年 5 月的一项调查中，整体上有63% 的受调查者（以及81% 的年轻人）表示，爱国理当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弱化了克里姆林宫对集体忠诚的坚定不移的要求。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调查者认为每个俄罗斯人都必须是爱国者。

普京的窘境

考虑到俄罗斯脆弱而分裂的社会面对一个强大而高压的国家，公共舆论本身不太可能迫使克里姆林宫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但民众对这场冲突的普遍负面态度仍让普京陷入了困境，威胁到他瓦解乌克兰主权和民主承诺的努力。

普京需要军队投入到与乌克兰的消耗战中，但他不会强迫俄罗斯人大量拿起武器，因为他担心这会激发反弹——类似 2022 年末震动该国的那一次。迄今为止，他的征兵方案是仰赖高薪合同兵。2024 年底，当被问及假如有需要，他们是否会支持强制动员，以维持特别军事行动时，49% 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宁愿看到敌对行动停止。只有 29% 的受调查者赞成进行新的动员。值得注意的是，49% 的受调查者还表示，他们会支持这样一项决定：俄罗斯没有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任何最初目标，但仍从乌克兰撤军，并开始停战谈判。三分之一的受调者反对这样的决定。

假如乌克兰及其盟国继续阻碍俄罗斯取得决定性胜利，普京将面临不利的选择：他可以坚持打消耗战；他可以强行大规模动员俄罗斯人，但这肯定非常不得人心；或者，他可以接受和谈，但和谈可能要求他做出让步。消耗战中的人员和物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随着俄罗斯人越来越多地拒绝自愿充当合同兵，局面可能变得十分严峻，这将威胁到人力资源的补充，而他无法用朝鲜军队取而代之。

尝试某种形式的大规模动员或将是一场巨大而孤注一掷的赌博。普京的赌注是，在俄罗斯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裂痕扩大，毁掉他的赌博并令他在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处于更弱势地位之前，他可以利用新招募的军队迅速取胜。或者，普京可能精心算计，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哪怕要求了许多俄罗斯人会认为不可接受的让步，相较于社会对新的征兵行动的反应会造成的不可预测的政治动荡，该协议也会是可取的。在每一种这样的情形下，俄罗斯社会都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限制普京选择的关键角色。

虽然一些西方领导人担心普京最终会攻击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但在俄罗斯内部，社会支持的薄弱很可能令克里姆林宫无力实现这样的目标（甚至是征服乌克兰的目标）。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战后俄罗斯可能出现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斗争将部分取决于民众和精英对战争结果（输赢）和（生活和生命机会中的）代价的看法。假如普京不能令人信服地宣示一场决定性胜利，那么社会承担的代价就可能“比结果更具决定性”，从而导致许多俄罗斯人认定，普京和强硬派应对外交政策上的一次巨大失败负责。

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社会将帮助削弱普京和那些强人对俄罗斯的威权掌控。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和经济支持，从而巩固其在战场上和任何结束战争的谈判中的地位，借以提升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本文表达的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军方、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或立场。

[作者是美国陆军军官学院即西点军校政治学荣休教授。本文原题“Why Russians Are Souring on Putin’s War ”由《民主季刊》网站作为网络专文发表于2025年2月(未注明具体日期)。文末声明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译文有初步校阅，并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