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阿里的主流形象叙事：1970年至今的纪录片分析

摘要

本文分析了拳击、文化与政治偶像——穆罕默德·阿里的纪录片。作者追溯了有关拳王阿里主流叙事的演变，明确了这些叙事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并剖析这些影片在叙事制作和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还探讨了档案材料如何融入这些电影中的，以及如何破坏或复杂化它们旨在说明的叙述。最后，作者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化偶像——阿里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既不限于动机，也不局限于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叙事，而是集中在档案资料中拳王阿里的表现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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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录片《穆罕默德·阿里的试炼》（2014）中的最后一幕，记者和阿里传记的作者——罗伯特·利普西特对观察这位拳击手的行为提出了看法：“有很多方式看着只与作者们有关，而与他本人无关。”利普西特认为这些投射行为所代表的阿里的核心特征是正确的，但究竟谁是他所指的“作者们”？电影观众？白人自由主义者？那个被滑稽称为的“美国公众？”相反，他说的“阿里”是什么？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的无懈可击的年轻人？直言不讳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受到白人组织辱骂的反战活动家？或者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点燃火炬的安静人物，用Gerald Early（1998）的话说，成为“伟大的美国烈士”？

阿里形象的变更

在20世纪70年代，制作了三部关于穆罕默德·阿里的特色纪录片。这些都是由怀着政治目的的电影制片人所制作，并且他们都同情种族的斗争。尽管这些作品将他描绘成一个种族和政治分裂的人物，一个表明美国和世界发生巨大社会变化的争议象征。这种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减弱，其中包括阿里退役、远离激进左派政治、其文化和政治格局更广泛地转变、经济困难以及帕金森症状的发作。这些因素导致十年间没有关于阿里的纪录片项目，后来的纪录片制作人完全没有关注这一时期。

20世纪90年代是嘻哈和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黄金时代，阿里被重新称为民权运动的英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莱昂·加斯特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当作者们是国王》。然而，拳王阿里早先对白人组织直言不讳的愤怒现在已经被他的颤抖（帕金森）和细微的形式所取代——一个1996年点燃奥运火炬的不可磨灭的形象。患有帕金森病的阿里重新出现，标志着他与主流文化和政治机构之间关系急剧转变的开始。正如学者迈克尔·埃兹拉（Michael Ezra，2009）所说，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反映了“阿里的全面运动”，使他“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标准载体，也是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东西的体现”。

无论是和解、同化、占有还是剥削行为，21世纪阿里谴责9.11恐怖主义分子，加上他对穆斯林的和平与理解的呼声，这种变化进一步加速，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爱国者。2005年，在伊拉克战争的阵痛中，当乔治·W·布什总统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和阿里接受）总统自由勋章时，这一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转变的媒体内容包括关于拳王阿里的纪录片爆炸式增长。大多数电影对阿里的新观念，呈现出一种线性叙事和道德偏颇的形式，通过他的自由主义救赎结束关于他的故事，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必然胜利。

阿里正在进行的“封圣”，使他既是美国“过去”种族主义的幸存者，又是过去对集体国家超越的象征。目前对穆罕默德·阿里体现出自由主义胜过种族不平等的看法，与奥运会对其生活的主导性叙述不可分割。为大量观众提供肯定和易读的救赎故事，这在1996年以后制作的大多数纪录片中无处不在。但是，有关阿里的档案资料并不总是支持这种叙述。学者Joshua Malitsky（2014）认为，“影像文件常抵制完全融入纪录片论证或叙述”（第209页），作者认为从档案中大家可以找到这种叙事的局限性，从而开始构想其超越性。这通常要求确定Jaimie Baron（2012）在纪录片中所谓的“故意差异”，即一件档案“原始”的意图（或者正如作者所说，穆罕默德·阿里出现在相机前面的个人意图）与电影中意图之间的差异（第111页）。

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他们的预期用途，与拳王阿里的档案资料和电影资料的细心接触，都有可能采用新方法来理解阿里，这使得对拳王阿里的主流叙事变得复杂化。但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更广泛地反映档案文献资料与纪录片交叉的历史化叙事、意识形态、情感和表现问题。

胜利的阿里

在一次关于电影《当作者们是国王》的采访中，西格尔将亚特兰大奥运会视为“将阿里复活为'安全'人物”的时刻。从那时起，我们就能够将他置于“心爱的”范畴内。然后，他继续暗示，阿里出现在奥运会上也是为了擦除历史记忆。对于拳王阿里收到总统自由勋章的反映，西格尔想知道：“你认为乔治•W•布什真正理解他将这枚奖牌放在哪里吗？”。

这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也许应该问比尔·西格尔本人。《穆罕默德·阿里》这部影片尽管对阿里的激进过去进行了干预，它有力地唤起了一个年轻而激进的阿里，但在试图“理解”或解释阿里有朝一日会如何发现自己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时似乎不知所措，特别是在对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先发制人的国家战争中，这种鲜明的并置性破坏了大多数奥运会纪录片所使用的自由主义叙事。

另一方面，虽然电影制作人更好地了解阿里是谁，但这位前总统更加坚定了阿里的成就。在2006年，阿里与现任妻子Lonnie合作，与广告公司CKX Inc.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交易，获得了Ali名字、形象和肖像以及他所有许可协议权利80％的股份。“（Ezra，2009，p.191）。出售阿里的字面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为对他流亡岁月收入损失的长期“赔偿”，但这并没有减少与他激进的过去的不和谐。正如学者迈克尔·埃兹拉（Michael Ezra，2012）所指出的那样，阿里目前的立场“并不反映20世纪60年代的胜利，丧失了黑人权力、公民权利、反战运动或其他任何你希望他代表的当代标签，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他们的失败。”

“你想作者成为什么”

通过纪录片，作者追溯了人们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普遍看法的演变及其文化和政治意义。作者大部分的批评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目的论叙事中，这种叙述将阿里描绘成美国正在进行的种族平等斗争中自由进步的象征。在提出抵制这种叙述的策略时，作者想通过重新审视那些在其优势之前和之后制作的纪录片来结束它。

卡西乌斯·克莱抓住了阿里是谁以及他可能成为谁的问题。当《We Were Kings》为阿里的档案资料和影像资料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拳击手肖像。随着穆罕默德·阿里于2016年6月去世，拳击手的所有镜头都成为了档案，并贴上了最终明确的灰暗色调。阿里不再是过去或现在，而是只有历史的阿里。这当然不意味着对拳击手文化遗产的辩论结束。事实上，如果作者们将遗产定义为当它们消失时留下的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争论都只是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穆罕默德·阿里文化遗产的真正辩论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