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最终要靠中国哲学来拯救

哲学是对世界本体、本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思考。其追问总是指向思维和实践的终极。因此，哲学研究总会到达玄虚的境界。

在这方面，中西方哲学是一样的。追问的结果一定不会是“物质”，因为物质是可把握的。“可把握的”就会在“因果链条”中。在因果链条中就可以继续追问。 

所以，哲学的追问一定会追到因果的尽头，也就是物质世界之外。到了这里，物质不存在了，一切也就“玄虚”了。“玄虚”也就不在因果中了，不在理性思维中了，而是到了猜测和信仰的领域。 

当世界的“终极”不明确，本体、本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则就难以理性和准确地把握。结果是，人们思维和言行的标准不清楚，判断正误的依据不确定。 

面对这样的局面，西方人主要采取了两种应对办法。 

一是宗教。也就是人为制定一个“自以为是”的本体、本质和规律，然后要求不可移易地加以遵守和执行。这就是集权的表现。法则就是宗教经典。代表人物就是宗教组织里的首领，自称为天使或者神子。 

二是催生“酒神精神”，也就是自由精神。既然本质不明，标准不清，那么“胡作非为”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自由意志不可遏制。 

西方哲学的这两种应对方法导致了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极端性和对抗性”特征比较明显。 

在中国哲学这边，我们也思考到达玄虚的境界，但是我们对本体、本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结果是“气”和“道”。我们追求的是道法自然，阴阳调序，气韵生动。 

我们对世界的这种理解，导致我们虽然也有宗教，也有大量的有神信仰，但是社会主流一直是世俗化的，较宽松的。宗教没有真正政治化，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宗教在社会大众层面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唯一性的思想控制。平民的思维自由度要更大一些。除了道教、佛教以及各地方的有神信仰外，还有大量不谈鬼神，对鬼神敬而远之的百家思想。 

“百家思想”更加关注现世生活的得失，更加认真地总结实践经验，代表有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等。它们也思考玄虚的本质问题，但重点不是在敬神，献身，娱神……而是在过好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这些思想既会“道法自然”，也要求“阴阳调序”，最后追求“气韵生动”。这就是要求把集权和自由协调好，让它们可以转化，可以变通，能够均衡相处。 

西方则在宗教之外，在宗教统治之后，从极端专制走向了忘乎所以的自由。“上帝已死”，潘多拉盒子自然就被打开了，让“地狱空荡荡”， 都在世间群魔乱舞。这就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更加两极化，更有对抗性，更有矛盾对立的冲突性的原因。 

而中国至少在两千年前就有“中庸思想”，就有阴阳转化论述。至少在三、四千年前就有“易学”。这些思想都在探究“变化”的规律，明白平衡和转化的重要性。即，避免僵化死板，不要走极端，而是要灵活包容，谦虚谨慎。这就是更提倡思辨的理性，而不是盲从的信仰，或者不顾一切，有去难回的极端。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更在意全面探求世界的两极和四维，因而其行为更极端，更矛盾，更有对抗性。中国哲学更强调浓缩，一边探求两极和四维，一边在它们中间寻求最佳的平衡态。 

中西方之间的这种差异说明他们的目标不同，着眼点不同，因此风格也不同。 

西方在探索边界之外的事物，追求生命的极致状态。他们的追求表面在“本”，实际在“末”。这呈现出“唯心”的特征和风格，就像飞在空中的风筝。 

中国则以现实生活为“本”，把边界和极致的状态当做“末”。强调适可而止，中和理性。这呈现出“唯物”的特征和风格，就像在地面拉住风筝线的手。 

表面上，手的拉扯阻止了风筝的高飞，但实际上，若没有手拉住风筝线，风筝就会掉下来，根本飞不起来。 

所以，从生命的可把握、可实现的角度来说，“唯物”必然是前提和基础。所以，西方哲学可以逞一时之快，摆出凌驾一切的姿态，但是它若放飞自我，违背中国哲学设定的前提，脱离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础，就会自毁，凌空消散。 

因此，西方哲学无论自视多高，最后都要中国哲学来拯救它，勒住它的缰绳，它才能行稳致远。否则，西方思维、西方哲学会变成脱缰的野马，把人类历史带向脱轨的危险境地。现代的西方文化尤其呈现出这种趋势。 

2025.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