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恢复高考后最大的教育政策失败，导致一代精英人才质量和成就降低

恢复高考本是巨大进步，但仅过了少数几年后，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各级大学新生总体生源质量就明显下降，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导致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人才质量和成就下降，影响国家社会发展进步。

原因在于：大学招生源自高中，高中招生源于中考，从八十年代前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十几年时间里，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绝大多数成绩最好、天赋最高的初中尖子生中考后进入中专（包括中师）读书，那时中专录取分数线往往高于重点高中录取线。

读中专的尖子生人数多达数百万，基本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城乡平民子弟，尤其是农村子弟（当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虽然是最好的学习苗子，却只接受了三到四年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往往被耽误一生，无法发挥自身潜力。

这是有充分依据的历史事实。浙江大学校长杜江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京东负责人刘强东、学者罗翔等名人都曾在媒体承认当年考中专最难。官方出版物中也承认过，如图。

图片摘自湖南省教育厅编写的“第二轮《湖南省志. 教育志》（1978-2005年）（上）”535页

图片摘自株洲市委党史办与株洲市教育局编著的《株洲教育史》第408页

由于初中尖子生绝大多数读中专，导致高中平均生源质量明显下降，由于最有力的学习竞争者绝大多数被分流到了中专中师，考高中和考大学的难度自然大大降低了，原本没有可能考上大学或中专的学生，能够考上大学或中专，原本只能考上一般大学的学生，能够考上好大学。当年即使在清华北大，也有部分当初没考上中专中师才读重点高中的学生。

（以上是截图，不是视频）

也就是说，那十几年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和中专的学生，平均生源质量明显下降了，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和成就自然也明显下降，这也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之一。因为生源质量是最基础的原因，在同等教育和成长条件下，生源质量（天赋）决定人才质量的高低。

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有多大呢？设想一下，如果那十几年的初中尖子生基本都读高中考大学，那么这些年中国会发展得更快更好，中国的优秀人才、杰出人才数量会比现在多得多，一代人才的总体（或平均）质量与成就将比现在提高不少，已经创造的社会物质精神财富也比现在多得多，阶层固化与贫富分化问题不会有这么严重，社会更和谐。中国会处在一个比现在高得多的软硬实力起点上，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会比现在光明得多。

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但是那一代读中专中师的初中尖子生及其家人后代，整个社会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这种负面影响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影响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国家社会遇到危机和困难的时候，负面影响更明显。

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招生分配政策改变，才彻底改变了初中尖子生读中专中师的荒唐现象。而在经济条件比八九十年代更差的五六十年代，虽然也存在毕业包分配的初中起点中专，但没有出现初中尖子生大量读中专中师的情况。这就说明：导致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初中尖子生读中专中师的根本原因是政策。

这么多年来，主流宣传基本不提及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初中尖子生读中专中师的历史，更没有赞美那段历史和“成就”，这说明那时的政策是非常失败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导致不敢提、不愿提、不好意思提那段历史。

那个政策并非无奈之举，实际上，当年完全可以采取本科、大专、中专中师全部从高中毕业生中通过高考录取的方式。这样首先能使得优质生源全部进入高中学习，接受扎实全面的科学文化基础教育，保证优质生源基本能考上好学校，培养出的人才质量和成就提高。其次，成绩次之的高中生读中专中师，他们有扎实的高中文化基础，能比初中毕业读中专中师的学生后劲更足，能力更强，实际上更有利于提高基层人才质量，促进基础建设事业。

从教育成本上来说，这种方式不会增加太多人力财力负担，当时国家完全能承担得起（况且当时的口号不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吗？），高中毕业读中专中师只需要读一到两年，总学制比起初中毕业读中专中也只是多一两年（初中毕业生读的中师中专是三到四年），比如其中占最多人数的中师，只需要实行一年学制（初中毕业中师学制三年，主要学习高中文化知识，但无外语课），用一年时间学习中师专业课程和实习足够。

但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是中国实行了十几最差、最短视的初中中专中师政策，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否则中国会比现在强大不少，人民更幸福，前途更光明。这是国家社会的重大损失和悲剧，希望未来能吸取教训，不再发生类似重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