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说“农事”（二）

去年春节亲戚们一起吃饭，饭前我跟我内人的小姨夫（60年代初出生，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直生活在农村）在院子里喝茶抽烟聊天，他突然问我：我们这80年代还是无锡县排名前三的乡？我的第一反应是诧异（这么大的事你到现在才知道），就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刷抖音小视频里说的。我说：没错，我们是首批亿元乡，不只是在县里，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人民日报都有报道。

这就给了我一个启示：就算是农民经历了那个年代，如果不学习（读书看报），不思考，他的思维就只会局限在一亩三分地里，对于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是没有体感的。如果他上网，很容易就被节奏带着走了，更不要说大部分70后80后，压根就没概念，很容易就被带歪了。

咱们继续叙事

我父亲生于1946年，老家在石塘湾公社，爷爷家属于那个村上的外姓，成分贫农，没有祖屋，住的是解放后分的地主家的小房子，分到了一张床，一个矮柜子，一个象榻一样的物件，除此之外，真正的家徒四壁，连个象样的吃饭桌都没有，可以说是赤贫中的赤贫。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村上有饿倒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无锡县并不多，肚子是饿的，饿倒的不多，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另行再叙）。父亲一直说，那几年，要不是有我姨婆（我奶奶的妹妹）每月给奶奶5块钱，能外出买点糠、杂粮，也就没他了。（姨婆在无锡国棉一厂上班，姨公公也是，都是工人）

1964年，父亲被大队推荐到洛社供销社当三个月临时工，工期结束，因表现积极工作好，成为正式工，组织分配到杨市供销社工作，就是我现在叙事的公社，叫无锡县杨市人民公社。

杨市公社位于无锡西边，与武进县隔锡溧运河而望，位置偏僻，1976年之前，没有公路通无锡市，唯一的交通是一天一班轮船通无锡市。

公社面积在全县36个公社里排到30名左右，人口2万多人，人均土地面积在无锡县也是末尾的，应当说是又远又小又偏，自然条件绝无任何优势，但就是这样一个公社，在当时却有“小无锡”之称，用我父亲的话说，当他背着唯一的家当（一床破棉被），一路从石塘湾走到杨市街边时，听到中学里传来读书声，还有音乐课传来的歌声，他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是那首《送别》，他就感觉精神一新，再走到街上，街不大，但很整洁，有各种商店，商店里的物品也相对丰富，他就想，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在这里扎根。

父亲被安排在副食品店工作，成为了吃国家饭的，身份也就从农民变成了居民（每月工资22元，粮食定量28斤）。半年后，在全县供销社系统技能比赛中，取得第一名，成为了“生产标兵”，“一把抓”“一勺准”“一桶准”，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这些，引起共鸣。

后来，父亲成为了全县“学毛选积极分子”，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1968年，父亲被借调到公社工作，开始参与到农村集体的工业、商业活动中去。

我母亲是杨市公社杨市大队人，因我外公解放前就去上海学生意，后在老凤祥银楼工作，解放前在老家购置有6亩地，家中没有劳动力，把地租给别人耕种，所以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成分不好，参军啥的跟我舅舅们就没有关系了。运动期间，外公从上海下放到生产队，做了会计挣工分，育有七个子女，我妈是老大，生于1945年，后面依次是我大姨、大舅、二舅、小姨、三舅、小舅，我母亲老三届高中毕业，务农，大姨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无锡工厂工作，大三线建设时，随厂去了重庆北碚，在厂子弟学校当老师，姨夫也是同厂工人，分田到户前，大阿姨每月汇10元钱给外婆，贴补家用。1968年，公社在北阳湖那边成立农场，抽调本公社知青围湖造田，叫做红湖农场，属于公社的集体农场，我妈就成了农场的人，户口也迁到了农场集体户，但仍是农民。

1969年，父母结婚，1970年，我妈调去了公社农机厂上班，要三班倒，农忙时全厂停工，各回各地干农活。1971年，我姐出生，因我父母住在小百货商店小仓库隔出来的一小间，白天小百货店还要开门营业，不方便，再加上也没人带，我姐断奶后就送去我奶奶家。我生于1973年，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我外婆家长大，直至我上小学。

我们姐弟两的户口随母亲，农民，也在红湖农场集体户上，因农场人口负担小，生产还有公社农机支持，还有副业（有相当规模的鱼塘养鱼），每人每年分配口粮有700斤稻谷，我姐的那份拿去了奶奶那，我那份跟我妈那份放在外婆家，就是这样，也就是勉勉强强把日子过着。

我生活在外婆家，外婆家离街镇也就两里路，我们这从古到今历来是鱼米之乡，一马平川，水网密布，冲积平原，土地肥沃。

我记事其实算早的，但很多其实是碎片化的生活场景，一个小屁孩也不可能关注到其他方面，不过也说说记忆吧，来个真实还原。

首先是住，我外公家住的是祖屋，外公兄弟三个，排行老末，祖屋清末盖的，就是典型的苏南民居，青砖黑瓦一长条大致宽三米的三进，每进之间有个小天井，老大第一进（20来平方，有个小阁楼），老二中间一进（20平方不到，但层高较高，阁楼最规整），最后一进归我外公（就20来平方一间，是面后来还砌了个灶，阁楼很小，人都站不直）最后面是间矮房子，原本用途是猪圈跟茅房。因老大无儿女且在上海工作，老二举家都在上海，所以房子都给我外公家用，西隔壁是我外公堂兄弟的房子，结构一样，最后面也是猪圈加茅房举家都在上海，最后一进给我外公用，放放稻草，农具等。运动期间，大外公也下放回来了，第一进就大外公两口子住，然后就没有正门了，就是从朝北的后门进出。打我记事，进门左边是猪圈，只不过不养猪，养兔子，右边也是猪圈，养猪～～～～随着我二舅小姨三舅小舅逐渐长大，住就是个问题，我起初跟外公外婆睡，稍大点就跟三舅小舅睡柴房，靠天井的一面窗都没了，漏风的。小阿姨还没出嫁，睡有灶的那间，二舅住二进的阁楼，幸亏我大舅那时也去了农场，住农场宿舍。中间小姨出嫁，大外公大外婆去世，77年外公落实政策，上海是回不去了，去了东亭的县办厂，补发了工资，找大外婆娘家人把第一进房子买了下来，才稍微改善了下住的问题。

再说吃

人多地少，每人半分自留地，种点蔬菜，大头还要种红薯种土豆补充粮食的不足。养两只鸡，自弓找食喂点糠，生的鸡蛋舍不得吃，攒在坛子里赶集卖了换油盐酱醋，有贵客来了才舍得炒个蛋招待。一年到头，早上稀粥咸菜，中饭吃饭，搭自留地上种的菜，夏天还要搭点蒸土豆，冬天早上就是蒸红薯，晚上稀粥蒸红薯咸菜，偶尔换点面粉，晚饭稀粥里有掺点面疙瘩感觉就很幸福了。平时荤是看不到的，也就春节能吃到点肉，所以那时候特别盼着过年，也就小孩子没心没肺。上大班那年，吃腻了红薯，有天早上就不吃，结果没到中午就饿晕在教室，到现在一直记着。

再来点记忆片段：

每到秋天，外婆都要去河堤，荒岗割茅草，晒干捆好放柴房里，冬天去街上扫割下的甘蔗皮晒干放柴房，春天去卖笋的那里扫剥下的笋壳，晒干当柴烧。

有一次，小阿姨随队里摇船去无锡摇粪，特意给我买了一个无锡名点玉兰饼，半夜回到家，喊醒我给我吃，我迷迷糊糊吃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没尝出什么味，禁不住嚎啕大哭。

小阿姨抱着我去中学操场参加万人大会，会后集体游行去街上，我清楚地记得她牵着我，我手里也举了一个彩纸做的小旗子。长大后才知道，参加的是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那是1976年，我三岁。

晚上开夜工，点着油灯（竹竿的上端绑个玻璃瓶了，瓶盖上露出一截灯芯，瓶里装煤油，插在地里）干活。

通上了电，有电灯，但大部分时间是没电，照明还是靠煤油灯。

七十年代中后期，家家都装上了有线广播，公社有广播站，大队部也有广播室。

生产队里开大会的情况很少，哪怕是在那特殊时期，我印象中就是有做不完的活。我参加工作后，在省委政策研究室看过一份资料，就指出在十年特殊时期，江苏广大农村县级领导班子，除了在极短的时期，其他时间都是以生产为主，尤其是苏南农村，干扰较小。

综上所述，其实我的家庭还不是纯农户，还是有外力（工人）相助，那时的日子也就是个温饱，绝谈不上好，但也是中等偏上的生活了。非要杠的话，好的有吗？有，外婆家所在大队的书记是我外公本家，也在一个村，那时候就是两开间楼房，地是水磨石的地，墙上还刷着一米多高的油漆，门前一片水泥地，旁边一个院子，种着花花草草。在我眼中，这完全是神一样的存在了，若不是亲眼所见，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但这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吗，显然不能。

2010年以后，跟我父亲也讨论过很多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农村那时那么苦？他说，他也是思考了很多年，他认为的核心问题就是：1.基础太差，以住房为例，从清末开始，将近有百年时间没有建设，而当时的状况是盖不起房。2.人口数量激增，从解放后到七十年代，人口增长了很多，要解决吃饭问题，就是一件大事。

本文叙述时间线到1978年止，请时空错乱者勿抬杠！

附记：本章原意是要写乡镇工业的源起的，但回忆的闸门一开，无数事情如水一般倾泄而出，也罢，大家姑且一看吧。其实，把当时的生活叙述下，也算是铺垫下乡镇工业的发展吧。咱们第三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