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思义先生的经济观点商榷

罗思义先生作为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学者，在观察者网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围绕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以及消费和投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运用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其观点新颖且引发广泛关注。然而，深入研读之后，其中不少观点值得商榷，存在诸多疑惑

罗思义先生这些探讨消费和投资关系的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核心结论：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 GDP 的比重，与 GDP 年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性。在分析世界前 10 大、20 大、50 大经济体（石油 / 天然气出口国除外）以及中国的经济数据时，这种相关性表现得尤为显著。诸如相关性达到 0.95，还有涉及到的 R 因子等专业概念，从而”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

罗先生在这些文章内提到（引号内均为原话）：

”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具有压倒性的实际影响。就目前而言，甚至没有必要分析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这种极其密切的相关性，仅仅意味着，如果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GDP增长率。同样，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必然会降低GDP增长率。这些关系如此密切，无法忽视。“

”本文在开头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这一事实所作的分析表明，。。继续依据这些事实办事。。。将实现2035年目标，。。。背道而驰，那么它必然会遭受失败，因为它没有以“实事求是”为依据，也因为它没有遵循约翰·亚当斯所言：“事实是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实的状态。”

难道因果关系就不属于事实的范畴吗？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分析中，因果关系的探究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仅仅依据相关性就做出如此笃定的判断，是否过于草率？毕竟，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性。

关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罗先生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不能混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概念，消费占 GDP 比重高意味着投资占 GDP 比重低，会使 GDP 增长速度变慢，社会总消费增长速度也会随之变慢，只能持续提高固定投资占 GDP 比重，至少维持比重不变--因为过去这样的比重，从大量数据分析来看，事实是成功的，中国的消费增速，高于美国法国这些消费占比高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叙利亚索马里这些消费占比高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就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保持不变。

罗先生提出：

“固定投资占 GDP 比重持续提高，有利于实现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费的双重目标，提高投资占 GDP 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消费占比。从中长期来看，这不会对生活水平构成问题。相反，就中长期而言，提高投资占 GDP 比重会带动 GDP 增长得更快，这也会带来更高的消费增速。因此，只要遵循合适的分配政策，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会更高。一旦建立这种机制，尽管消费占 GDP 比重正在下降，但投资占 GDP 比重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的上升，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加速的‘良性循环’。”

这让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高低，真的是决定 GDP 增长率的唯一关键因素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只要无限制地提高固定投资，尽可能地降低消费占比，GDP 就必然会实现更快的增长，并且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速，能够完全抵消甚至超过消费占比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或者，投资占比和消费占比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最佳比例？如果存在，只要维持这个比例，GDP 增长率就能永远保持稳定，社会消费增速也会一直保持稳定，不会出现下滑吗？倘若会下滑，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这个比例，进行调整呢？

另外，罗先生所说的 “只要遵循合适的分配政策，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会更高”，这里的合适分配政策具体指的是什么？在实际操作中又该如何去实施，怎样才能将这种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切实转化为必然性呢？

在探讨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差异时，罗先生指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为何不如中国？。。。。可以看出，从1970年至2021年，除加拿大外，G7其他成员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均急剧下降。。。。。2024年6月参加G7峰会的七国领导人中有六位已被迫下台或遭遇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政府危机。。面临严重社会和政治动荡。。。。。“

由此，我不禁思考：难道 G7 成员国面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真的是因为降低投资占比、提高消费占比所导致的吗？

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按照常理，他们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研究和推动经济增长。

但为什么他们却没有认识到提高固定投资，对于提升 GDP 增长率的重要性，以及 “消费增速” 必然大于 “消费占比下降” 这一经济原理呢？

难道他们从未对本国经济进行过类似的相关性分析？

还是说，资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使得他们故意忽视 罗先生反复强调的“高消费率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影响” 这一事实，执意推行降低投资占比、提高消费占比的政策，最终自食恶果？

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在”无法迫使中国降低投资占比，提高消费占比“的情况下，还想通过传播错误的经济思想和庸俗经济学，来诱导中国走上错误的经济发展道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按照罗思义先生所言，这给中国带来的危险，远甚于美国航母？

罗先生还强调：“很明显，至关重要的是消费水平和增长率，而不是消费占 GDP 比重。根据国际最新数据，世界上消费占 GDP 比重较高的国家有叙利亚、索马里、莱索托、阿富汗、塞拉利昂和海地。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当然不应该效仿这些国家！”

然而，像叙利亚、索马里等这些国家，它们自身的生产能力极为薄弱，投资严重不足，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消费都依赖于国外进口，所以消费比重才会居高不下。但中国的国情与这些国家有着天壤之别，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能简单地将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类比，从而否定消费占 GDP 比重的重要性吗？

罗先生还提出了 “消费对生产增长和 GDP 中长期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这一观点。

在我看来，消费增长明明可以直接创造市场需求，当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服务有需求时，企业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必然会加大生产力度，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这无疑会促进生产的增长。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消费升级还能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促使资源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流动，这些对 GDP 的中长期增长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即使不从这么宏观层面来讲

从微观层面来讲，消费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

例如，人们多去餐馆就餐或者购买新衣服，不仅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还可以扩大社会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无形的 “社会资本”。

消费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自信心，还有可能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比如穿着得体的服装，在职场中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表现也会更加出色，也能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氛围。

再比如购买家庭汽车，这不仅方便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在老人突发疾病等特殊情况下，还能及时送医，保障了家庭的正常运转，同时也保存了社会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拥有汽车后，人们可以选择离家更远的工作机会，甚至有些工作必须依赖汽车才能完成，而且汽车还能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这对孩子的学习和大人的工作都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家庭购车后社交半径的扩大，还有可能促成商业合作，这些难道对 GDP 的中长期增长毫无贡献吗？

此外，购买手机能够让人们收集更多的资讯，学习和掌握更多社会所默认的技能。中国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就是农民智能手机普及（消费）与物流网络（投资）相结合的成果。

家庭购买书籍、课程或电脑，能够直接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购买电影票、游戏设备等消费行为，可以培育文化产业，通过输出 IP，进而带动制造业（周边产品）、旅游业（主题公园）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健康消费，如购买健身房会员、保健食品等，能够减少因病缺勤的情况，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懒人经济” 所催生的外卖、扫地机器人等需求，刺激了物流机器人、AI 算法等领域的研发，推动了制造业的升级。

还有购买电脑用于自由职业（如设计、编程），实际上是将消费转化为生产工具，甚至可以投资创业小微企业，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先扩大对居民部门的分配，让居民在消费和投资方面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难道这些丰富多样的消费行为，对 GDP 的中长期增长贡献真的为零吗？

研读完罗思义先生的这些文章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不知道何人能为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