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难的世道，为啥这家公司还有元气？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上初一的时候，从学校的镇子走回家要经过坟地，会害怕，就开始幻想，想故事，把这段路给恍过去，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埋下了创作的种子。”

“我跟我的合伙人一直觉得，我们终有一天会做一个比较震撼的大项目出来。”

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在电影市场近乎腰斩的时候，那些自幼怀揣着梦想的电影制作人，该如何抉择？

想随机找一家公司摸底，它最好是一直潜伏在一个中游位置，恰好选择今年正式破土，推出一部各方面都合乎规格的有市场聚焦力的公司首作。面对市场毒打，公司主理人既有初代市场的狂热，又听得进劝，没有大赚但也不亏，理想未灭的前提，是有办法与现实左右周旋。

答案还真有一个，就连它的名字，在今天看来都很奢侈——元气娱乐，首部独立创业作品《野孩子》。

“元气”这个名字，来自两位创始人第一次见面的日料店，首部出品的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就成为当年一匹市场黑马，近年来还参投过《万里归途》《八角笼中》《莫斯科行动》《涉过愤怒的海》以及后期制作中的《欢迎来龙餐馆》和正在拍摄中的《长安的荔枝》，可以说，你不会经常注意到这家公司，但自从商业运营以来，几乎没有失败案例，默默积累着能够抵御今年市场变天的资源，直到暑期档完全崩塌后的初秋，由元气从头到尾独立制作的《野孩子》终在9月13日正式上映，最终在淡季里获得票房2.4亿。

“从一开始和导演沟通就确定《野孩子》也许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商业性的项目，最后在今年取得一个中等的成绩，整体来说确实还行，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第一导演（ID：diyidy）特此采访了元气娱乐联合创始人吕旭，这位从农村一路摸爬滚打的北漂影人，和所有新入局或后入局的人一样，正处在事业正当口。

“我认为首先不是市场变没变，是我们这些创作者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市场的敏感度降低了……下一代人开始上来，他们不是不消费，他们消费的比我们小时候来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准确抓到人家想要的东西。”

吕旭坦言，即便是差点被很多大公司“收编”剥夺主导权的《野孩子》，也让吕旭“忘了自己曾经是提倡带着预知性去做项目的人。”

“前几年，《我的姐姐》《人生大事》大卖，是因为那段时间大家经历得非常多，会关注生与死……但我们集体记忆的忘却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的悲伤，都被遗忘了。”

假设明知道市场风云变幻，《野孩子》这个项目还做不做？吕旭不假思索，一定得做，因为他从小见过太多的“野孩子”，就连邻居都住着“铁链女”，这个故事与吕旭的本命紧密相关。

“我本身是从底层走出来的，真实的状况，远比我们认为很多电影中所谓的表达或尖锐性来得更深刻。所以我有一个谈不上理论的想法，我认为电影对现实性的表达，到不了现实境况。”

吕旭反复强调过，《野孩子》的目的就是要被所有人看见。这个看见，仅仅是这部电影的终点，也是现实观念的起点。

还有很多现实观念，在艰难的2024之后，将成为元气娱乐“五年计划”里的一个个目标。这其中包括罕见的横跨数十年，涉及到诸多战争、历史背景的两岸亲情题材；也有女性律师匡扶正义的故事；有关于青年人理想破灭后重新看待人生的广义母题；还有鲜少见过的以青年人视角问询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跨国题材。

“《野孩子》拍这么长时间不超支，对于我来说，以前学过的‘歪招儿’都用完了，你不可能每一部电影都这么用，你还是得有一个科学管理的体系。”

虽然未来市场还不清晰，但吕旭觉得，终有一天，他会做出一个震撼的大项目出来。

适逢岁末，谨以此万字干货专访，翻过这坎坷一年。

元气娱乐联合创始人吕旭

01

一步一经验

作为公司首作，《野孩子》的成绩在预期范围内

第一导演：《野孩子》最后的成绩在你的预期内吗？

吕旭：肯定在，从两方面考虑，一个是赚钱，一个是口碑评价，这两个都是在我所预期的范围之内。但是你说有没有特别大，即超预期或者大家期待的爆的状况，肯定也不是。因为现在的电影市场，绝大时候都没法达到这样的状况。

对于我们来说，《野孩子》完全是元气自己做的第一部戏，直到杀青时都没有任何一家别的公司参投。我做这个项目之初，已经准备从之前的公司离职，当时年纪不大，也就30岁出头，要自己单打独斗，我该怎么做？刚开始就我和同事两三个人，确实是想找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来合作，但基本上所有的公司开出的条件，我们都是从属地位，都说你们是年轻人，这个项目交给我们会做得更大、更好……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甚至是不能深度参与了。

因为你们是一个小公司，你公司没什么人，你只有这一个项目，也没有导演。这是一个天然的状况，我在大公司里边也是这个状况，大家会觉得你只是个员工，还是领导来了说话比较算话。一定程度上来说，这跟我离开大公司想要达成的目标是违背的。

后来也是我的合伙人过来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是有能力做这个戏的，同时跟很多优秀的演员、导演聊过后，他们也表示很感兴趣。那我们就自己做吧，人总要成长，总要跨过这一步。

大概是在2021年年终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先找了编剧，写了剧本之后，我们就开始谈导演，并且从一开始和导演沟通就确定《野孩子》也许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商业性的项目。最后在今年取得一个中等的成绩，整体来说确实还行，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制片人吕旭（右一）在《野孩子》首映活动现场

第一导演：《野孩子》对元气第一部来说，文本创作起始点的关键是什么？

吕旭：我2019年发现了这个新闻，因为我从小到大爱写东西，我就按照我的理解，先后跑了六次，写了一个大概2万多字的大纲，先给到当事人，包括办案民警，他们看完非常感动，原来你是想讲一种野草一样的生命。

我也没有说要花多少钱，也没有确定一定找大明星来演，我只是说我关注到这事，当事人对我的这种讲述感同身受，所以最后他们从30多家公司里选择让我来做这个项目。

一切起点就是那两万多字的大纲，有了它我们才找到编剧、导演，他们都是看到我写了2万字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看案件本身，我们有很好的创作上的共识。我们整个剧本做得非常快，大概5月份跟导演见了面之后，10月份剧本就已经改了两三稿，然后就开始和演员沟通，进入筹备。

而同名小说是电影上了之后才有的，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出本小说，把小说的片酬全捐了，是这么来的。

第一导演：当年《二哥来了怎么办》遇到的巨大制片变数，当时的种种对策，有没有积累在《野孩子》身上？

吕旭：当然有，那就反其道而行了。当年我还在大公司，因为一些特殊的状况，包括疫情影响，中间发生了巨多的制作上的问题，全剧本每一个字都要重写，我现在桌子上还放着原来的剧本。2019年的年底先拍了一段时间，2020年过完年停了，停了之后再重新拍，很多现实条件导致剧本的内容无法实现，最后没有足够的可剪辑素材，它是一个特殊的产物，当然票房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在做《野孩子》时，我自己很纵容，不想留遗憾。我和导演商量，这部戏我们可以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如果你觉得拍摄时间不够，我可以去跟演员争取一个比较充分的、很长的拍摄期，留出足够多的素材。

从结果论上来说，这样操作有它的好，也有它的不好。你留这么长时间拍，对演员对资金成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在剪辑的时候，反而会有很多的素材你舍不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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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导演：《野孩子》的素材多，指的是单场戏多，还是某些单场戏里的戏剧更多？

吕旭：都多，它远超一部这种体量的戏应有的镜头量，视频素材按照剧本顺下来是差不多5个小时。当然，可能有的镜头是重复的，因为两机拍摄、三机拍摄，甚至有一些场面的调度，会需要一些镜头。

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偏长，我们写了大概120多场戏，但在做拍摄分场的时候，有一百五六十场了。它还有很多的蒙太奇，有春夏秋冬的转变，有大街小巷里边儿各种生态描绘，100个场景几乎全是外景。

但这样一来也有好的部分，你要改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素材支撑。我们中间遇到一些情况，需要大面积修改，包括调整结构，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素材。关于这个方面，也许我会在下一部戏中再做更进一步经验上的提升。

一部戏一个经验，可能就这样。

02

弱现实主义

这是人性的问题，不是把电影拍得深刻就能改变

第一导演：刚说起修改，我还想问，一开始《野孩子》是不是有很多尖锐性？

吕旭：没有，从我的内心来说，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哪怕我已经在思考我5年后要做的项目，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拍一些我们常规会理解的“灰色的”或者是一些“刻意要表达”的东西。

我本身是从底层走出来的，真实的状况，远比我们认为很多电影中所谓的表达或尖锐性来得更深刻。

所以我有一个谈不上理论的想法，我认为电影对现实性的表达，到不了现实境况。

第一导演：或者说有限？

吕旭：非常有限。但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让别人知道这其中的问题所在，所以我跟导演讨论《野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种存在。

这种事情不是靠一部《野孩子》，甚至不是靠我们去年参投的《八角笼中》——也是另一种“野孩子”——这一部两部电影就能真正去改变的，它背后涉及到非常广袤的、非常大面积的世界。

我们总说，韩国电影改变现实，改写了法律，但到此时此刻，《熔炉》里所表现出的那些情况，在韩国的生活当中还是屡见不鲜。这是人性的问题，它不是把电影拍得深刻就可以改变的。

说到“野孩子”，我从小见过非常多，我家邻居就是，我也不太能对外讲具体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一种类似“铁链女”的家庭，我们小的时候会认为这是日常，因为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是等你长大了之后，上了大学，有了认知、有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你才发觉这原来不正常。

但这怎么评价？评价这其中是对还是错？如果我说这种话，大家一定会骂我——抛弃这些孩子的人都是不道德的人。难道他们没有难言之隐吗？

电影里马亮的妈妈抛弃了马亮，大家会担心这么写对妈妈的形象不好，但是我当时的观点在于，如果她是“铁链女”，有机会逃离铁链的束缚，她为什么不走！有一个旧闻，15岁的女孩嫁给15岁的男孩，双方家长都同意，但当有一天她长大了，发现这是不对的，她要离开，难道我们不支持吗？

我觉得这里边没有绝对的对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性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文艺作品能完成的。

第一导演：宏观来看，我们从小没有接受正常的人格教育、逻辑教育、死亡教育，长大都在还债。

吕旭：这是一个大命题，没法用一个故事说清，所以我跟导演讲，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这是2019年的事情，五六年后有一部关于这件事的电影，说明这种性质的事情还没结束。

还有一些“黑”我们电影的人，我能意识到，他不是“黑”这部电影，而是在批评现实里的事。这事现在到底真实存在不存在，我比谁都清楚，在底层的人也比谁都清楚。

所以我们后来自己也拿出一部分资金去做基金、捐助，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帮助一些人。

其实还有件事，我从来没跟同事说过，大概从五六年前，我开始固定捐助两个小孩儿，钱不多，一个月就100块，只是满足他们这个月吃的鸡蛋和奶，或者买个文具。那两个小孩每个月或每个季度会给我寄一些他们自己画的小卡片，我就觉得很开心。

和这件事相比，作为电影工作者，你能够在电影里完成的东西非常少。

如果《野孩子》这部电影能至少让大家看到这些人、关注一下，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你今天走在大街上，看到对面有一个小朋友，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人，你不至于像以前一样对他吐口唾沫或翻个白眼，就ok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吕旭参加《野孩子》路演

第一导演：哪怕这个小孩儿捡石子砸了你一下，你相对而言会对他的行为有所察觉。

吕旭：对，你内心会产生怜悯心。

第一导演：其实现在很多社会议题都在“反亲情”，对血亲带来的原生影响产生质疑，你怎么看？

吕旭：也没有，我自己从小到大，我跟我爸两个人之间所谓的“亲情”，一直争斗到了他迈入老年阶段才结束。

你问的问题特别好，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思考，《姥姥的外孙》为什么高口碑？它讲的也是传统亲情。

第一导演：包括现在《破·地狱》那些。

吕旭：讲的都是同样的事。亲情夹杂着很多的道德的内容在里面，我前两天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比如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悖论，你自己的家人如果犯了一个十足的错误，你会抛开事实真相，优先站在你自己的家人那边。

但是很复杂，像当初《快把我哥带走》出来之后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催婚催育的电影，给我们放了“二胎宣传片”的标签。但我们当初做那个电影的时候，无数的人跟我说，这故事不成立，还是独生子女多。

可是《姥姥的外孙》绝大部分都是平淡如水，在那儿争吵、在那儿闹，拌嘴。但是它就会有某一刻让你觉得，亲人或兄弟姐妹的普世价值。我所接触的十四五岁、十六七岁的小孩儿，他们心里边儿的价值观体系，也许比我们小的时候来得清楚。

03

颓势大危机

整个行业，创作、调研都在滞后，我们对市场敏感度降低了

第一导演：说回来，你怎么看今年急转直下的市场？

吕旭：我认为首先不是市场变没变，是我们这些创作者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市场的敏感度降低了。

每逢重大事件之后，换代就会开始，我们小时候认为换代的那一刻是2003年非典，非典之后，QQ全面普及了，手机出现了，MP3、MP4很快就被淘汰。

那到了现在，下一代人开始上来，他们不是不消费，他们消费的比我们小时候来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准确抓到人家想要的东西。我们一直认为大工业片、大视觉片是观众喜欢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了，包括好莱坞这套视觉文化，我觉得也过去了。

我想起当初在做《快把我哥带走》的时候，我才二十六七岁，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千块钱的小朋友，就做了这么一个项目。我那时候为了项目能成立，要验证它是对的，我就在2015年初，做了全行业第一个80页PPT的“95、00后报告”。

吕旭（左一）在电影《快把我哥带走》首映礼

我给很多的大导演、大公司讲过这份报告，一讲就是四个半小时，很多行业里的前辈都是第一次知道95、00后是干嘛的，也是第一次知道表情包、二次元、cosplay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美国漫改能成但日本漫改就不成。当时华纳全球区的一个总裁到中国来，我也给他讲，一左一右两个翻译，我给他讲了五个小时，他听完之后大为震惊。当然现在这些都已经“烂大街”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行业，创作也罢，调研也罢，都在滞后，原因是什么？我前两天才知道，国内有家比较大的调研机构在给各个大公司授课，还是讲95、00后，我就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五年了，还在讲这个，这个思维落后了。

电影创作者不够努力，包括我自己也判断错了一件事，是什么？

前几年《我的姐姐》《人生大事》这种题材会大卖，是因为那段时间大家经历得非常多，你被关在家里，或者你的亲人去世，包括大家收入降低，会有一些生存焦虑。反馈到自己身上，你会发现原来我会去关注生与死，我会关注我自己本身。

但到今年《野孩子》的时候，那段儿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集体记忆的忘却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的悲伤，都被遗忘了。我们都想让生活往上跑一点，这时候就希望快乐多一点，或者刺激多一点，像《周处除三害》，还有《异形：夺命舰》，给我吓一哆嗦。《好东西》不管是女性主义还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主类型为喜剧的电影，但是它切中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愉悦感，好轻松、好愉快，你能接受它，你就会开心。人家的创作为什么这么松弛，我好想学习。

原来是我忘了我自己曾经是提倡带着预知性去做项目的人。

当然了，如果你明知道现在市场可能不吃《野孩子》这种套路，还要不要做？我一定还是会做。因为这个动机就是我天然对这个故事的喜爱。

第一导演：是一个执念，必须完成。

吕旭：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大公司的宣传总监，手里边有几十个项目，他就问我，你觉得现在有什么电影会让你觉得一定要做？我说我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一个电影的成功有太多因素了，但说到最后，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点，在于这个故事我还蛮心动的，就做吧。

做完《野孩子》，我的“三部曲”结束了。导演殷若昕恰巧也是，她的前三部导演作品都是关于“少年”的角色，我说你从第四部开始，要跳脱出一些类型了。我俩虽然只合作了一部，但是我俩的心态和历程蛮像的，觉得后面也许我们要做一些和我们过往的一些记忆、经历、情感、共鸣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可能还算是事业开始的初期阶段，多多少少都是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在做事。但是也许早晚有一天，我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扔掉，做点别的。

吕旭与导演殷若昕在《野孩子》片场

04

元气看未来

从小放学一过坟地就靠想故事来壮胆；现在公司小而美，将来一定要出大震撼作品

第一导演：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起这个“元气”这个名字，也是因为最开始拍的是青少年题材吗？

吕旭：名字的来历就是我跟我合伙人第一次见面吃的元气寿司。

第一导演：这样啊？

吕旭：就这么简单。后来他跟我说，觉得“元气”这个名字特别好，因为每次我给他讲故事都很嗨，这是他对我的形容。我们俩合伙，我提供内容，他提供对我的支持，不管是资金其它各方面，我俩都非常简单。

元气这家公司就是这样，在这个行业里算小公司，但是慢慢地大家会看到我们在做什么。首先因为制作电影《快把我哥带走》《二哥来了怎么办》的知名度，我们参投了一些戏，然后《野孩子》是第一部完全由我们自己独立制作的作品，接着后面有一连串的项目，每个项目都会滚动着来，我们是源源不断地生产内容。

这个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肚子里藏了挺多故事的。

第一导演：你从小到大写东的小段子、小故事，还压箱底呢吗？

吕旭：压着呢，我可以回头寄给你看。但是不是小段子，小故事，都是大部头！

第一导演：最初激发你写故事的点是什么？

吕旭：我是因为小学六年级看《真命小和尚续集》没看到结尾，这人到底是死还是活啊，那时候电视也没回放，家里也没有电脑，我们当地是一个贫困县，信息渠道很窄，我就自己来吧，给人家续写结尾，从初一到初三，续了一个手写的30万字，到现在我还留着稿子。

后来我一直写武侠、神话，有一次我还在家里找出一本写了一半的小说，讲天上掉下来两个小和尚，在人间历练的故事。

我初中那会学习不错，考上一个很好的高中，之后每个月作文课会放一部电影，两节课正好放一部，我们班主任第一次放的就是《和你在一起》，看完之后就觉得，原来除了古装电视剧，还有那么好哭的电影。之后又看了《雪花那个飘》《泥鳅也是鱼》，我写的观后感都有十万字小说，写了一学期，语文老师说，你有才华，但我们不提倡这样。

从高一那时候开始，我整个文风就变成现实主义了，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得艾滋病的小孩，写的第二个是一个监狱里的妇女出来找儿子的故事，第三个是我们当地一个新闻，我初中同学，他在人家学校门口打架，拿刀把人捅伤，根据他逃亡的一个月写的叫什么《逃亡日记》来着。

吕旭学生时代故事创作手稿

第一导演：这么多故事，写完给你同学或爸妈看吗？

吕旭：我爸妈没什么文化，看不懂，他们就知道我可会写了。同学对我认知更多的是因为我会剪纸，我民间手工艺很厉害，央视的《大风车》展示过我的剪纸作品。

吕旭剪纸作品

第一导演：信息量有点大了，你之前说13岁做梦梦见做电影，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梦？

吕旭：我都不知道这话我是在哪里说的，其实那不算做梦，只是说一个幻想。因为上初一的时候，从学校的镇子走回家要经过坟地，小孩会害怕，就开始幻想，想别的故事，把这段路给恍过去，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埋下了创作的种子。

第一导演：我滴天，这是一颗向死而生的种子，这颗种子是什么契机种进影视行业的土壤里？

吕旭：2013年智联招聘网站刚刚成立，所有人都去填简历，我不想再做老师了，就开始乱投放，后来华策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当时的影业总经理就看到我在履历里写了小时候家里穷，偷煤球的事，他就说这孩子有故事，不干电影那不可惜了吗？就一个电话把我招来。

第一导演：这一晃，也有十一二年过去了，你会不会觉得元气太过于专注围绕着你个人奋斗了，有没有可能突然间有一些很大的分支，一些能人的加入？

吕旭：公司原始的那些项目都是从我这来，我当然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我有时候也会思考，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我跟殷若昕的合作，也是希望元气慢慢开始摆脱属于我的烙印。殷若昕导演和我后续会一起稳定地合作，拍一些我们都有兴趣的电影，做一些项目，我希望有一些新的学习的机会，向外部的公司，或者其他的行业同仁。

另外，公司正在筹备拍一个厚重的题材，也是有真人真事，讲的就是台湾的一个里长前后用了20年时间，送300多个老兵的骨灰回大陆。这个故事跟两岸、历史，跟传统文化和这片土地相关，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连接，我就非常喜欢。某种程度上，这个项目不是因为我的奋斗和经历产生的，而是很好的朋友推荐的，我们很喜欢，所以就做了。

但是这种题材对于我来说也是有压力的，拿到这个项目后，我就跟着我们主创团队，把剧本重新梳理一遍。剧本写得很感人，我们也有非常好的演员和主创要来做，正在最后组盘，成本也不低，因为横跨了几十年，要去5个地方拍摄，包括台湾，还牵扯到战争戏。

这是我们后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属于大项目了。

元气娱乐吕旭办公室一角

第一导演：这个题材，有很多非常微妙的东西要去把握。

吕旭：我们重点讲的是送了两个老兵，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关于北方的文化、南方的文化，这方面我们文本做得非常好，是个情感上的东西，不会有让你觉得我在表达其它什么。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所擅长的，把人物写扎实，情感写扎实。

第一导演：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生活轻喜剧去调它。

吕旭：非常多，里长他们夫妻之间的戏是很好看的。

第一导演：那在《野孩子》之后，还有对公司做什么结构调整吗？

吕旭：有，除了我自己做的项目，我们公司还有三四个同事，他们每个人都自己搞了一个项目，跟我的喜好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女同事看到了一个案子，有一个“侠女”律师，帮助人、匡扶正义的事。这个也不是我能够亲手做的，不是我的人生经历。

有的同事想做剧集，买了一个非常好的民国女性悬疑剧集的版权，写得也很好，我说你做吧，公司主体还是做电影，你要愿意做剧集，公司支持。

另外就是《好东西》对我的影响很多，这种片以前从来没有过，它可以证明这种领域一定有它存在的可能性，我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学习一下，我们不能总站在自己人生经历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我们7月份也写出一个很生活喜剧的剧本，虽然也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整个电影处理的是很喜剧的，现在就看演员，看导演的时间，啥时候拍了。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项目，都注入了喜剧，好像我做了几个有点沉重的作品，觉得可以开心一点。

第一导演：你愿意尝试那种荒诞或黑色一点的吗？

吕旭：做不了，还是我之前说的，我认为电影没有生活更荒诞，我可以看这种电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不了。现在做不了，今后可能也不会做。

其实我对于自己的工作已经预计到大概5年内了，我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跳出自己的舒适区的，这不现实。我可能会尝试新的类型，但一定程度上来说，另外一条线还是要牵在一个我认为比较稳妥的点上。这对于公司也罢，对大家也罢，相对会比较负责任。

第一导演：还有渴望合作的年轻导演吗？

吕旭：辛爽，哈哈，因为我们都共同合作过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摄影指导，这位摄影指导他帮我介绍了辛爽，他很专注，拍戏很细致，他是我特别想要去了解的。

还有孔大山，你说他躺平了？为啥？他这么好的成绩为啥会躺平？我没想明白。

第一导演：他就是真正做到导演后，发现这个工作和想象中差距比较大，给自己带来了巨大困惑和精神上的抵消。

吕旭：我能理解，孔大山可能拍的第一部电影很成功，但一个导演所要经历的创作上的压力和高度精神集中的状态，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受不了的。

为什么有一天我会突然选择做一个制片人，因为制片的工作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比如你觉得这个剧本不好，我现在上手给你改，我还可以写点儿东西。创作有分歧了，那就换一个人，按照既定的方向走，不要停滞，只要大家觉得这个方向是ok的。我不想让一个项目搁着，得拍出来才会有意义，永远放在纸上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导演：孔大山也是当前整体青年人的基本状态，不想奋斗。

吕旭：我们后边还真有另外一个戏，我也不能告诉你名字是什么，写的就是“奋斗也许是一种人生选择，不奋斗不代表你的人生结束了”。主角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在最优秀的岗位上工作，但是他奋斗多年后，发现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进退不得，人生很难受。往前进，想不想进？想。但是我怎么往前进？会有现实的问题拖着我，人生在那种扭曲的状态下，就没有办法。

孔大山不想当导演，当个剪辑指导也挺好的，突然有一天成为中国最牛的剪辑师，都可以的，人生有很多的选择性，我们认为的一定要朝着那个目标走，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第一导演：我正想问呢，元气除了自己研发的项目，另外参投《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有之前投《万里归途》《八角笼中》《涉过愤怒的海》《莫斯科行动》，这些投资逻辑是什么？

吕旭：其实这些不叫现实题材，这些就是大场景电影，一方面，公司确实相对来说有一些资金，可以做一些大片的投资，主要目标是寻求商业回报。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还做不了大制作，能力只有小而美，跟投都是带着学习的态度。

元气娱乐参与出品的电影项目

第一导演：那目前参与正在拍的《长安的荔枝》是什么机缘？

吕旭：是这样，我有一次在飞机上买了一本《长安的荔枝》看，隔了两个月后，我的合伙人很巧他也在飞机上买了这本看，跟我说这小说特别好，能做吗？但版权在我们的前辈亚平姐那儿，我俩就一起去拜会了一下爱美影视。亚平姐说确实在做，后来我们就说很想要合作这个戏，所以从一开始是这样的合作。

《长安的荔枝》开机照片

第一导演：你和大鹏导演是《父子雄兵》那时候合作了？

吕旭：对，《父子雄兵》是我第一次做制片类型的岗位，跟着我的一个领导，做了一些执行的工作。大鹏导演在我做制片的过程当中，对我有一些影响，虽然他不太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在做《父子雄兵》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当个编剧来的，还是很创作者的心态，会写一些东西，但做了那个片子之后，我发现原来制片人有很多事儿可以干。

第一导演：现在《长安的荔枝》这片能参与到什么程度？

吕旭：因为投资的时候还没有开机，前期都是通过剧本创作的过程来学习；电影开机之后，我们可能会通过探班的形式，在组里待一段时间，去看整个剧组的运作方式、拍摄的管理等等。《野孩子》的剧组人数都已经不少了，但是人家可能大你好几倍，怎么运作的，钱是怎么花的，我也真的很想学习一下。

《野孩子》我拍这么长时间不超支，对于我来说，以前学过的“歪招儿”都用完了。你不可能每一部电影都这么用，你还是得有一个科学管理的体系。因为制片最大的工作除了钱之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很想看看这么大的剧组是怎么沟通的。

我们后面也买了一个很好的有国际格局的真实事件的版权，一个记者。我们想用一个非常年轻人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用平视而不是审视的视角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对话。这个题材挑战非常大，是我五年内计划里的最后一个。

我跟我的合伙人一直觉得，我们终有一天会做一个比较震撼的大项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