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吟 -- 父母的老相册之二

长吟

——　父母的老相册之二

 姥爷在我们家里只住过两三年。一九五九年，父母把他从西安大舅舅家接来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记得周末从寄宿学校回家，看见家中的小房间变了样，来了一位面目清癯，戴着眼镜，蓄着稀疏山羊胡子的老头儿。

 姥爷来了，家里有了些变化，首先吃饭分成了两类。姥爷年纪七十多了，他总是在他住的小房间里单独吃。他的口味和我们也不太一样，有一次我偷尝了一口他剩下的菜，差点吐出来，一点盐味也没有。他的身体不太好，经常要去看个中医，自然每次要带回不少药。有一次几付中药打开晾在桌上，我看见里面有红色的葡萄干，就挑着吃。姥爷看着我说，吃吧吃吧。我一直把葡萄干全吃完才罢手。长大以后，想起这件事，才明白当初吃的不是什么葡萄干，是中药枸杞子。姥爷是有文化的人，订了一份特殊的杂志，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刊物，其装帧和当时的《红旗》杂志是一个样，同样的开本，同样的白封面红刊名，也是毛笔写的两字，但叫什么名字我真记不起来了。听母亲讲才知道姥爷是信佛的人，在家修行，叫居士。怪不得他的菜那么难吃，他是吃素的。

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对姥爷小柜子里放的东西充满好奇，没事就要去翻一个遍，弄得他对我不胜其烦。小柜子里有一盒骨牌，和一付石头的围棋，我没事就倒出来，摆在桌上一大堆。每逢此刻，姥爷总是伸出干瘦的手，颤巍巍的护着他的东西说，收起来收起来。姥爷是四川人，在北京生活肯定有诸多不习惯，但他还是能在闲散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夏天的晚上，他有时带着我，拿上小板凳，散步到河边，和看守铁路桥的老工人聊天。以后熟了，几乎天天晚上都去。也怪，他们能找到共同的话题。也正是在那些夏夜里，姥爷给我讲了许多天文知识，关于不同的星座，以及恒星与行星的区别。以后我在他的小柜子里还翻出过很多天文方面的书，好象基本上都外国的译著。

姥爷是个很平常的人，但也有过让人十分难堪的事情。有一个周末，父母带着全家人去公园游玩。我们到了天坛，天朗气清，游人也远不似今日如过江之鲫。全家的兴致都很高，一路走下去，从祈年殿、回音壁走到了圜丘坛。圜丘坛是皇帝行祭天大礼之处，沿三层汉白玉围栏的圆坛上去，就是坛场。我们几个小孩正欢蹦乱跳玩得高兴，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回头只见姥爷一人站在坛中心，两眼微合，下颌稍抬，仰面向天，旁若无人一般大声吟诵着什么，不象唱歌，但抑扬顿挫，韵味十足，也听不懂，反正是古诗文一类的。周围的游客很是惊讶，看着他不免有所指点，父母亲无奈而不好意思地对视一笑。我感觉特别丢人，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姥爷的病在北京主要是看西医，效果不好。他听人说四川老家有中医可治，就回老家去了。象来的时候一样，当我们再次从学校回到家，那间小房间已经是人去楼空，东西重新摆放了一遍，让我和弟弟住了。又过了不长的时间，家里突然接到电报，姥爷去世了。姥爷从此远离了我的生活。

 可人总是要成长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断断续续从母亲、舅舅们的口中和他们的笔下得知了关于姥爷的零星往事，我开始重新认真审视这位我了解不多的长辈。

 姥爷一八八六年出生于四川重庆北碚区歇马场的贫寒家庭，自幼靠自己担煤炭挣钱上学，因刻苦学习，成绩很好，受到他的舅父资助，考进了四川高等学堂，即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学校在成都，姥爷家住重庆，每年上学和放假，他都是步行一千五百里路，在两地往返，并由此落下一个‘大脚’的绰号。一九零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日本派人回川发展会员，姥爷和几个同学一起加入，成为四川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其中有个同学叫卢师谛，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姥姥，而卢师谛本人在辛亥革命中以青年才俊获孙中山先生的器重，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去世后，他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终不得志，因病英年早逝，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离中山陵不远的地方，按国民党的说法，‘以之陪侍总理陵寝’。关于卢氏兄妹的故事，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加记述。

 那时的姥爷也是热血青年，积极革命，但在推翻清政权后，中国政局一再波折，从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加上军阀各自称霸一方，官场的腐败，使得他心灰意冷，退出了政治，转而信佛，吃长素。有笑话说，他们曾买活鱼到河里放生，他们在上游放，打渔人在下游捞。不可否认的是，姥爷对大局的失望可谓深矣。当年大舅舅和母亲投身革命，他都是不赞成的，虽然对蒋介石政权不满，但正统观念让他宁可忍受和远离政治。他有一位学生叫刘愿庵，曾任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想劝他参加革命，两人说来说去，都不能说服对方，姥爷讲了一句家人以后常常回顾的话，‘尔为尔，我为我’，以此来表明他并不看好共产党的革命方式。其实他与党内人士的关系也还是不少的，他与刘伯承就是好朋友。有次军阀战乱，姥姥抱着幼年的大舅舅逃难途中，碰到刘伯承，刘亲自抱着大舅舅，将他们送出险境。可惜他们从此再没机会见面了。

 时局的不定使姥爷一家颠沛流离，抗战时到了当时的西康省会康定，在省政府谋职，一直工作到康定解放。抗战刚胜利时，解放区与国统区曾有过短暂的时间能够互通邮电，姥爷挂念在外革命的儿女，写下一首五言绝句，后两句是‘遥看落雁后，人归漫相羊’，他向家人解释说，‘漫’意为莫，‘相羊’意为徘徊，其中的意思还是盼望儿女能回到四川家乡。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可是解放军的部队还远在四川作战。姥爷等不及，提笔写信给他的学生，当时任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维舟，打探子女消息。不到一个月，收到西南局统战部的回信，报了平安的消息，也得到了联系地址。五零年初，大舅舅从陕西写回了五年中的第一封信，姥爷得到后欣喜若狂。

 姥爷的思想也是随着国家的变化而在变化，我在整理资料时曾见到他解放后的书信手迹，满篇也是新观念，鼓励晚辈努力工作，想着国家利益等等。临终前两年，他回到成都，被聘为当地的文史馆员，单位对他的照顾很周到，加上友人同道很多，他一时兴起，竟破了居士的规矩，开了荤。可见那时他确实是心情舒畅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已不是把枸杞子当葡萄干吃的年龄了。写下这篇文字，怀念一位早已远去的长辈，是因为明白了许多幼时不懂的道理。再想起当初他在天坛当众长吟的举动，感慨万千。正如孩子们来到广阔的田野要奔跑欢跳，正如青年们爬上山顶要面对峡谷放声‘哦嗬嗬————’，一个年近八旬又充满正统观念的老人，以一介平民之身，站在昔日帝王踏足之处，他会想到什么呢？是一腔热血之青年时代，是生死相许的革命精神，是失望遁世的居士生活，是碾转流离的战乱，是落泊困窘的时日，是远走他乡的儿女和他们生死未卜的命运，还是光明的未来并眼看着国家与民族走向富强呢？也许都有，也许不止，于是他高声吟诵诗句，一抒胸中波澜。

 我为姥爷骄傲。假如我也有他那沧海桑田般的人生经历，也有他那种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素养，站在圜丘坛之上，我也会作一声慷慨长吟，将胸中豪情昭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