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实为“自满”之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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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译：励家琰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吴豫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Offensive realism, thucydides traps, and the tragedy of unforced errors: classical realism and US–China relations

来源：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作者信息

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作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中美关系是世界政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在作者看来，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存在诸多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误读，因而出现了根本性谬误。同时，作者也对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结构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其缺乏逻辑自洽性，并从古典现实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中美互动应该采取的原则与未来走向。从修昔底德观点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国家特性、外交政策等多种因素塑造了国际关系，大国的自满情绪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对修昔底德的误读

修昔底德并不是决定论者，更非结构主义者。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缘起、成因与结果时，修昔底德着重强调了包括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特性、国内政治、领导人在国家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在内的其他因素。

艾利森将修昔底德的论断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并非没有道理，但在这里，对这一理论的过度简化会产生不良后果。《注定一战》充满了涉及修昔底德思想或其所援引历史事实的错误，有时则两者兼有。

这些谬误与对修昔底德的两次根本性误读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这两次根本性误读导致艾莉森进行错误类比，未能认识到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首先，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使用错误的“梦游者”类比是有问题的，即大国无意中卷入了一场他们都希望避免的战争。艾莉森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双方都希望避免的悲剧。他认为，雅典和斯巴达都“多次试图避免”，并在寻求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

事实上（至少如修昔底德所述），伯里克利反对妥协或谈判解决方案，而强烈支持战争。他也不是在咄咄逼人的公众鼓动下、不情愿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同样与艾利森所说不相符的是，斯巴达同样未能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

艾利森把现代国家寻求武力解决途径的敏感性强加给古代国家，这使他试图援引的类比的逻辑有效性进一步降低。

最后，也是对当代中美关系最有影响力的谬误，《注定一战》对修昔底德最重要的告诫——“大国傲慢情绪的危险”不加一言，而这恰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蕴含的最重要信息，对当今大国可能落入最危险的陷阱作出警告。

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充满敬佩之情，他并不将雅典毁灭归结为诉诸战争的行为，而认为国家的自满情绪才是致命且悲剧性的缺陷。雅典不是被大国政治的无情逻辑、也不是被海外敌人的阴谋所摧毁，而是被不受控制、麻痹神经的狂妄自大情绪导致的自身错误所摧毁，而这却为《注定一战》所忽视。如果真的存在大国会反复地陷入其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那将是自傲的陷阱。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它们很可能是没有领会到修昔底德关于权力自傲性质的永恒教导。

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不严谨性

《注定一战》对修昔底德存在着误读，但其初衷——对中美潜在的爆发战争可能性进行警告，是值得赞扬的。

约翰·米尔斯海默也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他认为不可避免的悲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衍生而来，并以“进攻性现实主义”而闻名。米尔斯海默清晰地指出：“中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相反，它将成为一个“决心实现地区霸权的侵略性国家”。而美国必须“尽其所能减缓中国崛起的步伐”。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分析过程是不可靠的。其理论是绝对性的——国家将会不可避免地行动，它也同时提供了紧急性政策建议（如理论正确，这些建议将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理论无论是从积极意义还是规范性方面上都存在根本性错误。

进攻性现实主义建立在五个极为合理的基本假设之上——无政府状态（最终体现为无法保证他人行为不受约束的一种自助系统）；其他国家，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具有成为威胁的潜在可能性；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国家以生存为目标；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后两个假设的相关论述值得被特别关注：“大国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具体地说，各国均谋求维持其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大国是理性行为体”。

但米尔斯海默随后作出了一个不合逻辑的巨大跳跃，这也推动了他整个论点的形成。他貌似有理地指出，地区霸权国是体系中最安全的国家。但这是不正确的，它并不能从模型中的五个基本假设推理得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未能区分成为地区霸权国的吸引力和谋求地区霸权的危险致命之处。

关键性问题并不在于成为地区霸权国是否具有吸引力，而在于谋求霸权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国家的生存。而在这一问题上，任何一个理性大国都会得出一致结论：谋求霸权可能是唯一一条导致国家走向彻底衰亡的途径，因此应该避免采取这种愚蠢的做法。事实是，尽管大多数大国都极有可能生存下来，多数谋求霸权的大国生存的可能性却极低。

这一论点与理性行为体、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两大假设相矛盾。以当代中国为例，鉴于其军事实力、经济体量、领土面积和众多的人口，很难想象存在一个能够危及其生存的外国势力。如果不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中国将不会受到生存性威胁，相反，如果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原则行动，反而可能成为威胁其生存的极少数途径之一。当代大国都具备的强大的核威慑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削弱这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

米尔斯海默为美国开出的药方甚至更加靠不住。如果美国不能越过太平洋，在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努力粉碎其势力，美国的“生存”会受到威胁吗？如果美国是理性行为体，并将自身的生存价值看得比其它任何东西都重要，那么实在很难想象为何它会采取这种策略。

米尔斯海默声称，成为区域霸权国的中国可能会试图通过干涉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事务，来给美国制造麻烦。且不论这是否会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一个国家不需要成为一个地区霸权国，就能给其他国家“后院”造成麻烦。

总而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逻辑演绎上是不充分的，且其对中美两国提出的政策处方是错误且危险的。如果遵循这些政策建议，那么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更大，而非减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决定论是其根本缺陷之一，这同时也是古典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或是更普遍地说，与结构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之处之一。

古典现实主义区别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它对不确定性和偶发性的强调。在社会性的世界中，存在多种可能结果，我们无法得知将会发生什么。这也意味着国家所作的具体选择对最终结果的形成极为关键，最终政策输出并非仅仅是机械性质的力量作用的结果。

现代结构现实主义之父肯尼思•华尔兹利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类推，来解释系统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行动者共同创造了超越他们控制范围的市场力量。但这一系统约束力的决定性假定只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才成立。当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假设被放宽时，尽管市场约束力仍然很重要，个体选择在解释行为方面变得越来越关键。

这颠覆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粉碎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因为寡头并不只单向地承受市场压力，相反，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影响着市场本身，其选择和行为同时也塑造了系统性约束力。寡头竞争意味着结果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大国的选择影响并塑造了系统环境。

从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在国际关系塑造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均衡，国家行为体的意图及其政治外交也同样会影响结果。这意味着，面对那些对未来有着确定预期的理论，我们应该抱着怀疑态度看待。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缺陷还在于，实际上这一理论与现实主义核心原则存在矛盾。正如艾利森误读了修昔底德一样，米尔斯海默也在根本上误读了卡尔。

米尔斯海默开出的处方并不符合现实主义原则，它们是极其鲁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为中美两国提供了危险的、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政策建议，在一个政治占据关键地位、国家决策塑造系统性约束力的世界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揭示了超脱于任何国家行为体的决定性力量的、带有悲剧色彩的预测理论，不如说是一剂冲动的处方，一种反乌托邦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谨慎”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基本的现实主义内在思想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他认为雅典的衰落并非源于敌人的阴谋，而是鲁莽导致的自食其果。

古典现实主义及中美关系的挑战

在罗伯特Ÿ吉尔平的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他试图对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对抗问题进行解释。正如书名所示，他对权力结构和平调整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基于吉尔平“权力均衡变化将造成新兴力量与现有特权之间的不平衡，并产生强大的破坏性压力”的观点，寻求和平变革机制是战争之外的唯一选择。他总结卡尔的立场，认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守成大国，而非挑战者，有着“做出更大让步的道德性义务。”

这表明，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美国有责任找到合适途径，以承认中国比过去强大得多这一事实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吉尔平认为，这是“一个处于衰落状态的大国极少选择的道路”，因为对一个惯于为所欲为的大国来说，做出让步可能是一种“政治性困难”，这就是所谓的“自傲/恐惧悖论”。

对于大国来说，自傲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存在其他的自傲情绪——由于崛起国往往能获得连续性的成功，并逐步感知到历史潮流站在它们一边，这些国家也可能出现相当傲慢的情绪。霸权国家过于自傲，不愿在它们应该做出让步的时候妥协，也不敢在它们必须做出让步的时候后退。

将这些观点应用于美中关系，古典现实主义点明了首要原则：承认权力的必要性、国家意图的核心作用、政治选择的重要性。

对中国来说，“谨慎”意味着慎重利用自身优势，以免促使制衡性质的联盟形成。对美国而言，承认中国南海区域不断变化的实力对比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在权力平衡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有谋略地进行区域政治事务参与也将对维持和保护美国利益至关重要。

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管理充斥着危险因素。但是，驾驭这些危险性趋向的关键，是无法在那些兜售过分简化的口号或鼓吹非政治决定论的通俗指南中找到的。正如吉尔平所言，“尽管常受到限制，但依然存在选择。”大国所作的选择非常关键。“最终，国际政治仍然可能会如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非个体力量和主导者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