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小白菜：如果没有统战价值，冤案就是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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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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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写了晚清“刺马案”，这周再来聊聊晚清四大奇案的另一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在刺马案中，慈禧太后因为损失了马新贻这个孤臣干将，被迫和曾国藩、湘军妥协，导致清朝恢复中央集权受挫。但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慈禧太后联合浙江士人、左宗棠和楚军、帝党和后党骨干，清理了一批出身湘军的官员，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清朝的权威。
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折射出来的政斗、构建关系网、利用统战价值的技巧，同样是非常精彩的，细细品味的话，不同的人能得到不同的价值。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起因其实非常简单。
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的葛奉来早逝，留下妻子葛喻氏和独子葛品连，但在太平军进攻浙江的时候，葛品连被太平军掠走，葛喻氏无依无靠，便改嫁木匠沈体仁，改称沈喻氏。
次年，葛品连自太平军逃回，投奔沈体仁和沈喻氏，沈体仁为了安抚妻子，便通过自己的关系，推荐葛品连到豆腐店做伙计。
而沈体仁家的隔壁，住着沈喻氏的远房亲戚喻敬天，此人有一个继女，是其妻喻王氏和前夫生育的，名为毕生姑。因为毕生姑的样貌清秀，经常穿白衣绿裙，远远望去像一颗白菜，于是街坊邻居便称毕生姑为小白菜。
通过这层关系，葛品连和小白菜定下婚约，并于1873年3月正式完婚。
结婚要有新房，不能再和父母同居，但葛品连只是豆腐店伙计，没有多余的钱财来盖房或买房。正好，沈体仁正在给同县举人杨乃武修房子，听说杨乃武家的房子有空余，想租出去，便建议葛品连和小白菜租杨乃武的房子。
于是，葛品连、小白菜和杨乃武签订租房契约，搬到杨乃武家居住，每月房租800文。
事情进行到这里，每一步都是正常的。
但问题在于，葛品连的工作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甚至要在豆腐店里过夜，不能回家照顾小白菜，而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百分百的余杭名流，对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
时间一长，葛品连自己就生出疑心，想着自己不在家的日子，小白菜和杨乃武会不会发生些什么？
于是在成婚以后，葛品连每当遇到豆腐店值夜的日子，都要悄悄离开店里一段时间，摸回家看小白菜在做什么。
这一看，葛品连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虽然没有特殊动作，但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吃饭，或者杨乃武教小白菜读书......
葛品连心中不忿，便和母亲沈喻氏说了这件事，沈喻氏听完一惊，也跑到杨乃武家偷看，果然看见杨乃武和小白菜在一起吃饭。
在那个男女大防高于一切的年代，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举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沈喻氏离开杨家，就把看到的景象和街坊邻居说了，想知道他们对于这件事的看法。结果，这话一出口就成了流言，余杭人都认为杨乃武和小白菜有私情，并画了一张“羊吃白菜”的画，贴到杨家门口。
葛品连听到沸沸扬扬的流言，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便在8月24日回家，将小白菜一顿毒打。
就这样疑神疑鬼的过了一年多，1873年10月7日，葛品连感染寒热症，浑身发冷、目光呆滞、常常呕吐。他认为自己是气虚，嘱咐小白菜买些东洋参、桂圆等药材回来煎服。
小白菜买药回来，还没等熬出汤来，葛品连就口吐白沫，永远离开人世了。
尽管葛品连是因病而死，但“羊吃白菜”的流言已经传了两年，在其他人看来，葛品连之死，不正是西门庆和潘金莲毒杀武大郎的现实版吗？
流言与现实交错，葛品连这一死，让整个事件的真相彻底说不清了。
2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是关键人物——流言“羊吃白菜”的起因是她，葛品连死后把事情闹大的还是她。
因为早已怀疑杨乃武和小白菜有私情，葛品连死后，沈喻氏就怀疑，是不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害怕事情败露，便谋害葛品连？
而南方气温较高，葛品连死后三天，尸体就开始腐化，口鼻处也有血水流出，这样的情景，更加深了沈喻氏的疑虑，她认定，一定是杨乃武和小白菜给葛品连下毒，才让自己的宝贝儿子中毒身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10月11日，沈喻氏向余杭县衙递了一纸诉状，说葛品连的死因不明，请官府详加查验。
接到沈喻氏的诉状，知县刘锡彤便准备出门查案，就在此时，刘锡彤的好友陈湖进城拜访，俩人随即聊起这个案件。
陈湖告诉刘锡彤三条重要信息——
1、小白菜和杨乃武曾经一起居住，不避嫌疑。
2、葛品连和小白菜曾发生吵闹，小白菜说要出家。
3、街坊邻居都说，小白菜毒杀亲夫。
陈湖提供的三条信息，其实都是流言，但知县刘锡彤正处于办案的关键时刻，对他来说，任何信息都是有用的。于是在同日中午，刘锡彤便带着门丁沈彩泉、仵作沈详赶来，查看葛品连的尸体。
仵作，即检验男性尸体的县吏。
经过一番查看，仵作沈详发现，葛品连的尸体除了口鼻流血以外，还有浑身水肿、腹部有数十个水泡、指甲变为暗灰色、上半身变为青黑色等特点。
沈详根据经验判断，这就是典型的中毒而死啊。
随后，沈详用银针刺入葛品连的尸体，拔出以后，发现银针发黑，这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葛品连就是中毒而死，没有任何疑问。
沈详的银针发黑，事实上是沾染了葛品连尸体的青黑色残留，而且他也没有按照规定，用皂角水擦拭银针。从流程来说，沈详验尸是不合规定的。
不过，沈详毕竟是专业人士，无论他的判断正确与否，都是刘锡彤的唯一参考意见。于是，沈详向刘锡彤汇报了“中毒而死”的结论，刘锡彤相信了沈详的结论，葛品连的死因，就此形成初步定论。
紧接着，就到了审案的最后阶段。
刘锡彤把小白菜带回县衙，义正言辞的问她，毒药从何而来？
小白菜说，根本没有毒杀这回事。
刘锡彤大怒，小小刁妇竟敢抗拒本官，大刑伺候。
小白菜只是年仅19岁的新婚少妇，哪能经得起县衙的刑具？疼痛之下，小白菜被屈打成招，被迫承认和杨乃武同居通奸，10月5日接受了杨乃武提供的砒霜，两天后毒死葛品连。
得到小白菜的供词，刘锡彤又招来杨乃武对质。
虽然杨乃武不承认小白菜的供词，并提供了“10月5日没有和小白菜接触”的证据，但刘锡彤已经认定案情结论，根本不接受杨乃武的辩驳，次日便上书朝廷，请求革除杨乃武的举人身份。
10月20日，同治皇帝亲笔御批，同意革除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案件移交杭州府审理，尽早拿出处理方案。
杭州知府陈鲁收到同治皇帝的御批，丝毫不敢怠慢，立即把杨乃武召到杭州严刑拷打，问他砒霜从何而来。
小白菜承受不住严刑拷打，杨乃武又岂能承受？
于是，杨乃武也被屈打成招，被迫承认从钱宝生的药店购买40文砒霜，交给小白菜毒死葛品连。
既然证据确凿，杭州知府陈鲁便提请结案，并判决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钱宝生杖责。11月6日，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浙江巡抚杨昌濬复核，同意陈鲁的判决，宣布结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初步审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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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审判过程，其实是沈喻氏因个人因素挑起、刘锡彤和沈详不专业而催化、同治皇帝的御批定性、浙江官员为逢迎同治皇帝而结束。
整个过程充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气息。
对于这样的结果，横生灾祸的杨乃武，非常不甘心。
1874年4月，杨乃武在狱中翻供，表示小白菜的供词是诬陷，自己根本没有提供砒霜毒死葛品连，只是被主审官屈打成招而已。随后，杨乃武委托亲姐姐叶杨氏进京伸冤。
都察院根据法律程序，接受了叶杨氏的诉状，告知浙江延迟行刑，再审“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
杭州知府陈鲁又审了一次，随即以杨乃武、小白菜已经服罪为由，维持原判。
杨乃武见状，立即想明白了——
案件已经定性，如果翻案成功便是主审官员失职，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会允许自己翻案。在官官相护的大环境下，要为自己洗清冤屈，就不能走正常程序，必须另辟蹊径。
于是，杨乃武命妻子杨詹氏二次进京，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在进京前去见三个人——汪树屏、夏缙川、吴以同，请他们牵线搭桥，打通北京的关系。
杨乃武为什么请这三人帮忙？
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梳理一下浙江官员的履历。
浙江巡抚杨昌濬，湖南湘乡人，年轻时是罗泽南的学生，后在李续宾家教书，太平天国兴起以后，罗泽南和李续宾都成为湘军大将，杨昌濬也加入湘军，在罗泽南麾下效力。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受清朝贝勒爱新觉罗·载容的包衣、河南巡抚赫舍里·英桂提携，出任河南光州知州，常年和捻军作战。翁同书和袁甲三罢官之后，出任南汝光兵备道，在任十年，战功卓著，和李鸿章的淮军建立联系。
杭州知府陈鲁，曾在湘军效力，属于湘军旁支成员。
弄清楚这三人的履历，就能明白杨乃武翻案的难度了——如果杨乃武翻案成功，此三人必然受到牵连，对于湘军系统来说，这是极大的政治挫败，其他势力甚至有可能落井下石，对湘军系统穷追猛打。
这就是浙江官员不愿重新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关键原因。
而杨乃武提出的三个人，履历是这样的。
汪树屏是浙江士人，和杨乃武同科同榜考中举人，其堂兄汪树棠在都察院任职。
汪氏兄弟有浙江士人、清流、监察三重身份。
夏缙川是浙江仁和县武举人，其堂兄夏同善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兵部右侍郎等职，时人称“文章在曾左之上”，和同治帝师、内阁学士翁同龢关系深厚。而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十几年前被曾国藩排挤罢官，郁郁而终。
夏氏兄弟和翁同龢有浙江士人、清流、帝党和后党的身份。
吴以同是杨乃武考中秀才时的同年，在胡雪岩府中做教师，而胡雪岩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亲信。左宗棠虽然出自湘军，但和曾国藩有矛盾，此时又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赢了李鸿章，正在筹措军费，准备西征新疆。
吴以同、胡雪岩、左宗棠代表了西北、楚军、塞防路线。
从这三人的履历可以看出来，杨乃武通过这三个人的关系，便可以和清朝都察院、同治皇帝、慈禧太后、左宗棠乃至朝中塞防人物建立联系。
这是一股足以对抗湘军系统的政治势力，这些人因为不同的个人原因，又有充足的动力去对抗湘军系统。
可以说，杨乃武能想到这三个人，一定是对晚清政局研究的非常透彻。
而杨乃武联系这三个人，也说明他为了洗清不白之冤，决定把一起县级冤案，和朝廷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让神仙打架散发的余波，解救他这个被困的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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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詹氏得到杨乃武的授意，立即行动起来。
杨詹氏第一个拜访了汪树屏，请他给堂兄汪树棠写信，为杨乃武伸冤。汪树屏当即同意写信，并准备联合18名举人进京，到都察院控告。
杨詹氏第二个拜访的是夏缙川，请他写信给夏同善，并把案情转达给翁同龢。
最后，杨詹氏拜访了吴以同，并通过吴以同的关系见到胡雪岩，胡雪岩表示知道你们的冤屈了，然后资助她200两银子，鼓励她进京申诉案情。
因为杨乃武有举人身份，故而汪树屏和夏缙川的信中，都提到“关乎浙江士林声誉”的话，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整个浙江缙绅挂钩，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而胡雪岩资助银子，其实就是利用自己和左宗棠的关系，向朝廷和湘军系统表达态度。
做完这一切，杨詹氏进京，到步军统领衙门申诉。
这么做，既是给朝廷转圜的余地，也是申诉案情的正规程序，如果仅通过私人关系就想改变浙江官员汇报给同治皇帝的案情结论，说小了是无法服众，说大了就是形同逼宫。
步军统领衙门按照正常流程，转达了杨詹氏的诉状，同治皇帝又一次亲笔御批，要求浙江官员重新审理。
果然，还是没有结果。
浙江巡抚杨昌濬、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杭州知府陈鲁以及参与二次重审的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儁、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人，根本不在乎杨乃武的申诉，也不在乎同治皇帝的御批，依然维持原判。
这样的结果，激怒一大批人——
湘军系统打击了翁同书，现在又打击清流士人，同治帝师翁同龢岂能退让？
湘军系统把浙江士人的面子踩在脚下，如果不奋起反击，夏同善等浙江士人如何抬头做人？
案件明明有疑点，湘军系统官员却不愿审理，岂不是不把都察院放在眼里？
一石激起千重浪，矛盾彻底激化了。
于是，翁同龢通过林则徐之子林拱枢的关系，调出刑部档案，并和杨乃武的诉状一一对照，圈画出有疑虑的地方，交给刑部。与此同时，汪树屏等人的诉状也递到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要求给个公道。
一个案件牵动浙江和朝廷衙门、清流和湘军系统，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不能不重视。
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数年前，慈禧太后派去清查湘军积弊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湘军系统刺杀，死的不明不白，慈禧太后吃了大亏。现在湘军系统和浙江士人产生矛盾，如果能利用二者的矛盾，趁机打击湘军系统，慈禧太后是非常乐意的。
退一万步说，浙江士人和朝廷部分官员都要求重新审案，慈禧太后顺水推舟，也是顺应民意嘛，湘军系统挑不出任何毛病。
于是，慈禧太后下旨，要求浙江巡抚杨昌濬重申。
杨昌濬知道事情闹大，不敢怠慢，便把重审的任务交给湖州知府锡光，然后呆在杭州听天由命。
这次重审，锡光没有用刑，而且杨乃武通过个人渠道，知道了北京发生的事，便和小白菜一起翻供，绝不承认毒死葛品连一事。
随后，葛品连的尸骨被押解到北京，由朝廷的专业仵作开棺验尸。
这次验尸的结果显示，葛品连尸骨中没有发现砒霜成分，不存在中毒身亡的情况，葛品连之死，实属病故。
这两项人证物证，直接推翻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原审判决，迁延年余的冤案终于昭雪。
慈禧太后收到审案结论，随即以此为理由，将浙江巡抚杨昌濬、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杭州知府陈鲁、余杭知县刘锡彤等一大批人革职查办，沉重打击了湘军系统的势力，一抒胸中块垒。
此外，清朝和太平天国、捻军作战的时候，为了快速处理战争事务以及威慑地方，便把死刑的审判权下移省、府，以至地方横行无忌。
但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结束以后，慈禧太后借这个案件，又把死刑的审判权收回朝廷，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朝廷权威，削减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规避了地方尾大不掉的风险。
可以说，除了湘军系统以外，所有人都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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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闹这么大，归根到底是因为清朝朝廷存在严重的党争，这个案件无意中做了党争的武器。
而这个案件能做党争的武器，根本原因又是杨乃武的举人身份。
如果清朝朝廷没有严重的党争，这起冤案其实是没人在乎的，那些朝廷大员不可能为了给底层百姓伸冤，就贸然承担得罪同僚、损害政治生命的风险。
如果杨乃武没有举人身份，也不可能认识那三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更不可能通过他们三人，撬动背后的朝廷大员，挑动朝廷的党争。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沉冤昭雪，事实上是这两个客观条件共同推动的，和司法公正没什么关系。
对于地方老百姓而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好和杨乃武一样，想办法获得一些统战价值。
小白菜那种没有统战价值的人，如果不是和杨乃武捆绑，遇到冤案，基本就是永世不能翻身的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