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批恶女，拿捏观众

由此引申而来的，影视中的“恶女”形象不仅是为社会压抑情绪的宣泄提供路径，也展现出当代中韩女性在舆论话语权上的夺权趋势。女性被塑造成恶人，不应简单视为是一种对女性的污蔑，而放在文化背景的逻辑上看，中韩或者说东亚女性逐步摆脱经典电影中传统家庭妇女形象的桎梏，摆脱当下影视中都市丽人形象的窠臼，逐步开掘更多不同类型的荧屏形象。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影视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恶女”们“为非作恶”，也值得。

作者 | 冒号鱼

编辑｜小白

排版 | 板牙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近些年，有关“恶女”的人设在影视剧中屡见不鲜。

恶女往往或因爱情或因权力或因嫉妒和愤怒或因仇恨而走上黑化作恶之路，用狠毒辛辣的手法置人于死地，充分展现出人性的恶之花开放何许。

她们所作之恶，让人恐惧，让人愤慨，某些时刻，又充斥着暴力美学的魅力，让人着迷。

当然，她们个个外表都是蛇蝎美女，气质非凡。

当然，她们最终也逃脱不了被命运审判的惩罚。

同为东亚近邻，韩国影视中的恶女和中国影视又略有不同，其背后呈现出韩国迥然相异的社会风貌。

本期，我们以比较学的视角，对比聊聊中韩影视中的“恶女”形象。

恰巧在今年上映的犯罪悬疑片《默杀》（2024年7月3日上映）中就讲述了校园霸凌事件背后，女中学生们集体失踪、集体沉默，酝酿仇恨与杀戮的故事。

其中，王圣迪饰演的陈语彤性格内向、胆小懦弱，在遭受霸凌后，由于无法说出真相，只能默默承受痛苦。然而，长期的压抑让仇恨在她的内心逐渐积累，巧妙地引导安琪等霸凌者一步步走向她设定的陷阱。最终，她与林在福合谋杀人，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冷静和决绝。

陈语彤与李涵之间既是母女，又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而她与林在福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微妙，他们既是复仇者与被复仇者，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语彤是个年纪尚小、但心思缜密，温柔善良、但冷酷狠辣的女学生形象。

同样遭受校园霸凌的，还有《少年的你》（2019年10月25日上映）中的陈念。

周冬雨饰演的陈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女”，她在遭受霸凌的过程中，并未像陈语彤一样出现太多主动报复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了独自隐忍。只因为跳楼自杀的胡小蝶盖上衣服引起了魏莱的不满，陈念就遭受了校园霸凌，包括言语侮辱、殴打等。她们还将陈念堵在家门口，对其进行威胁和恐吓，甚至剪掉了她的头发。

受到霸凌的陈念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怕事，但胡小蝶的死给了陈念勇气，她向警方揭发了魏莱对胡小蝶的欺凌行为，但由于校园霸凌取证困难，魏莱等人最终只是受到了停课处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魏莱等人还变本加厉地报复陈念。

无奈之下，陈念寻求混混小北的保护。在一次与魏莱的冲突中，陈念失手将魏莱推下楼梯，导致其死亡。尽管这一复仇并非陈念主观所为，但也代表着她在长期遭受校园霸凌之后的一种应激反抗。最终，小北为了保护陈念，选择了替她顶罪，两人共同承担了这一悲剧性的后果。

除了校园霸凌之外，女性遭遇的社会危机还有性侵，性侵使她们黑化。

悬疑剧《漫长的季节》（2023年4月22日开播）中，李庚希饰演的沈墨自幼父母双亡，被大爷大娘收养，大爷却对她进行了长期的性侵和精神控制。这种童年的创伤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使她从小到大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也导致了她性格的扭曲，以及对周围人强烈的不信任。

成年后，她努力摆脱了大爷的控制，去维多利亚歌舞厅弹钢琴打工，但又被“朋友”殷红欺骗下药，遭到了港商的性侵。这一次的伤害成为了她命运的转折点，使她彻底陷入了绝望和愤怒之中，也激发了她内心深处的复仇意识。

她与傅卫军一起杀死了港商，并将殷红碎尸，以此来发泄内心的愤恨。多年后，大爷仍然对她构成威胁，甚至试图撞死她以绝后患。沈墨在得知傅卫军死后，决定回到桦林，手刃了大爷和大娘，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复仇。对大爷的复仇，是对他性侵的回击；对大娘的复仇，则是对她冷眼旁观的报复。她的这一系列反抗行为，虽然未免有些极端，但也无不呈现出她在长期遭受压迫和伤害后的无奈与绝望。

当然，遭受家暴也是“恶女”的养成计之一。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9年4月4日上映）中马思纯饰演的唐小诺从小就目睹了养父唐奕杰对母亲林慧的家暴行为。唐奕杰因为妻子林慧与姜紫成的婚外情而心理扭曲，经常对林慧大打出手，甚至将其关进精神病院。唐小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变得敏感、多疑、恐惧，使她在面对爱情和友情时，都表现出了一种既渴望又害怕的矛盾心态。

唐小诺在情感上逐渐疏远养父唐奕杰，而倾向于自己的亲生父亲姜紫成。她对姜紫成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他富有、成功且对她和林慧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情感上的倾向，是唐小诺对唐奕杰家暴行为的一种无声反抗。

唐小诺在发现连阿云与唐奕杰的关系后，没有选择直接揭露，而是将这一秘密隐藏在心中，以此作为对养父的一种潜在威胁。最终，唐小诺选择了最为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养父的家暴和压迫——将唐奕杰推下楼致死。唐小诺的这一反抗行为，不仅结束了唐奕杰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使她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

可以看出，她的杀人行为有着明显的心理动机变化，从最初的情感疏远到事实证据固定，再到最后的暴力致死，唐小诺代表的“恶女”，是无数领养家庭中养父与养女的结构性矛盾冲突的缩影。

韩国影视中也有擅长校园暴力的“恶女”。

《黑暗荣耀（第一部）》（2022年12月30日开播）中林智妍饰演的朴妍珍成长于一个畸形的家庭环境，母亲自私且势利，甚至还包庇和纵容她的某些错误行为。家庭的富裕和特权也让她养成了傲慢自大、目中无人的性格，认为自己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尊严。朴妍珍内心深处充满了嫉妒和攀比心理，当她看到文东恩在围棋方面的天赋时，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于是通过霸凌来打压文东恩，试图维护自己的优越感。

多年后，当文东恩以另一个身份回归，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逐渐揭露她过去的霸凌罪行时，中年的朴妍珍首先通过与母亲、警察等权威人员的勾结，来压制这些负面消息，阻止事情的败露。同时，对知晓其秘密的人进行威胁和报复。再巧妙周旋在丈夫河道英与情人全在俊之间，利用这种复杂的情感关系，获取道德优势，以此保全自己。

 财团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女”也不在少数。

《顶楼（第一季）》（2020年10月27日开播）中金素妍饰演的千瑞珍从学生时代起，就嫉妒吴允熙的歌唱才华，抢走吴允熙的奖杯，还毁了她的声带，甚至抢走其恋人，导致吴允熙的人生陷入低谷，多年后两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依旧不断升级。

成年以后，千瑞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参与了杀害沈秀莲女儿闵雪雅的恶行，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她渴望权力和地位，作为清雅财团掌权者，为了巩固自己在财阀家族中的地位以及让女儿继承自己的事业，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和生命。

但与此同时，她对女儿河恩星又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希望女儿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划和期望发展，成为社会的精英，继承自己的事业和地位，这给河恩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母女关系扭曲。

在第一季当中，千瑞珍与周丹泰的婚外情被闵雪雅发现后，为了掩盖秘密，她参与了周丹泰等人对闵雪雅的绑架虐待，最终导致闵雪雅坠楼身亡。之后，她又与周丹泰计划用双胞胎孩子被周丹泰毒打一事，引沈秀莲入局，然后杀害沈秀莲，但沈秀莲最终侥幸逃过一劫。

  《恶女》（2017年6月8日）中金玉彬饰演的金淑熙一生挫折不断，童年时目睹父亲被杀，中年时丈夫又被黑帮所杀，后来又发现自己被国情院利用。

金淑熙在丈夫李重商遇害后，决心为其报仇。她凭借着自己在李重商那里学到的搏斗技能，单枪匹马地闯入幕后黑帮的基地，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复仇，将整个黑帮团伙歼灭，以最直接的方式为丈夫讨回了公道。

复仇后的金淑熙被国情院看中，被迫成为了一名杀手。她一边执行各种任务，一边暗中寻找关于自己身世以及父亲被杀真相的线索。在婚礼上，金淑熙发现自己的目标竟是前夫李重商，且得知了郑贤秀是国情院派来监视她的特情人员，女儿也因此遇害。此时她才发觉一切都是国情院的阴谋，李重商也正是杀害父亲的凶手。

遭受了巨大打击的她彻底爆发，展开了对李重商和国情院的绝地反击。她凭借着超强的战斗力，一路追杀李重商，并最终手刃仇人，同时也对国情院的阴谋进行了揭露和反抗，完成了自己的终极复仇。

此外，还有《夏娃》中徐睿知饰演的李拉艾、《亲切的金子》中李英爱饰演的金子等，都是韩影中赤裸裸的“恶女”形象。

对比中韩影视中的“恶女”形象，最直观的感受是，中国影视中恶女的恶往往有着更多原生家庭或社会环境缘由，为“恶”的产生环境做出解释，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恶”的程度和力度。

而韩国影视中恶女的“恶”来得更加直接和彻底，执行恶的手段也相对更加现实和残忍，因此，在观感上会更加突出复仇之“爽感”。

究其根源，还是跟各自国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从创作上来说，“恶”以及“恶女”形象的探讨，拓展了美学的边界，也拓宽了艺术的效用边界。

以《恶女》中的金淑熙为例，她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她的复仇行为包含了对所爱之人的爱以及对仇人刻骨铭心的恨，这种复杂的人物形象使观众对 “恶” 的理解更加深入，也引发了对人性、道德等问题的思考。

电影学者范小青在其著作《韩国电影100年》中指出，韩国历史上经历了诸多动荡与变迁，如战争、社会转型等，这些经历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电影中的“恶”的行为有时是对这种民族心理创伤的一种反映和宣泄。在一些犯罪、惊悚类韩国电影中展现的极端暴力与恶行，可能是对社会底层人民在困境中挣扎、被压抑的情绪的一种释放，反映出韩国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

同时，随着韩国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观众对于不同类型电影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电影制作方为了满足观众的口味和市场需求，不断挖掘和创新“恶”的表现形式和情节设置，推动了韩国电影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由此引申而来的，影视中的“恶女”形象不仅是为社会压抑情绪的宣泄提供路径，也展现出当代中韩女性在舆论话语权上的夺权趋势。女性被塑造成恶人，不应简单视为是一种对女性的污蔑，而放在文化背景的逻辑上看，中韩或者说东亚女性逐步摆脱经典电影中传统家庭妇女形象的桎梏，摆脱当下影视中都市丽人形象的窠臼，逐步开掘更多不同类型的荧屏形象。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影视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恶女”们“为非作恶”，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