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现象”回答了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怀疑
山歌,是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语言,嗓音好、曲调美固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山歌的内容。一个好的歌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唱出自己心中的感情,看到什么就能够唱什么,信口唱出的歌词比平时说话的语言还要美。
音乐也一样,是人生的交响乐,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落脚点、栖息地和出发地。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自己的潮流和主流,每个时代人民从内心感受出发呼唤的歌声,都是对理想和追求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刀郎先生的歌声中,人们至少发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强烈的重回年轻自我记忆的激情。在刀郎先生的歌词和旋律中,以及他再度出山后回荡在中国乐坛上空的西洋化的浸透尖兵开始融化,一百多年来中国乐坛被西方音乐完全攻陷的废墟上正在萌芽具有中华民族本质元素的旋律和和声,中华文化正在这种旋律中开始触底反弹,让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豪感(当然不一定完美)得以一次集中的迸发,使中国民族的文化底层逻辑得以慢慢构建,并且逐渐演化成一种接近大众文化信仰基石临近点的一股清流,让轰然觉醒的人们从心理上开始回归自身的文化出发点,释然了近40年多来音乐领域误入《H殇》之后的迷茫。
中国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时间开始流行起来的呢,是从北洋时期开始,民国时期有一部分,李叔同的《送别》就是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旋律创作上也受影响,但与台港澳音乐圈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几乎都是为时代服务,为大众的现实存在服务。打开大门后,西方主流音乐借道台港澳铺天盖地涌入中华大地,借鉴、模仿瞬间成了时尚。
但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叫中国。我们中国是有我们一整套文化、法律和至今仍在遵行的传统伦理和道德的,如果创作出来的作品或导向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法律和至今仍在遵行的传统伦理和道德,那就与中国人民需要的娱乐、教育、疏导情绪、增进交流的音乐背道而驰。
好在台港澳毕竟只是弹丸之地,可采集乃至加工的元素太缺,支撑不了“扛把子”重任,因此中国大陆也才从本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属于自己的音乐甚至“大咖”大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慢慢易位。预计不要20年,中华大地上所谓的“主流”音乐将会碾压台港澳而成为华语乐坛最最压箱底的根基。
众所周知,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音乐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切的娱乐、教育、疏导情绪、增进交流都需要音乐,高兴时需要、沮丧时需要、愤怒时需要、悲哀时需要,就连战争也需要音乐。中国有句俗话:到哪山砍哪山的柴,过哪坡唱哪坡的歌。曾经看到一个帖子,说中国大陆现在的“主流”音乐是西方的舶来品,要驱逐出去,发扬自身的传统乐曲,这样的说法实在因噎废食。虽然中国一段时期羸弱被人家欺负,就连抒发情感的音乐也被人家覆盖,内心不爽但也要面对现实,况且已经“接受”了近100年,你要让现在的人重新去喜欢、去追捧京剧,那才真是“脱了毛的凤凰——又变回鸡去了”,故只能站在现在的基础上,慢慢融入中国的元素、发掘中国的元素,最后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符合大众审美共情的音乐作品。
既然不能因噎废食,那就得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这就要厘清一个事实: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叫中国。我们中国是有我们一整套文化、法律和至今仍在遵行的传统伦理和道德的,如果创作出来的作品或导向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法律和至今仍在遵行的传统伦理和道德,那就与中国人民需要的娱乐、教育、疏导情绪、增进交流的音乐背道而驰,因此我说,音乐是有其政治属性的。这其实又回归到了两次文艺座谈会倡导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上了。
我们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东西,也不能盲目排外原汁原味延续自己的东西,就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然这里有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也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也就是就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问题。
刀郎现象无疑是一场文化变革,当下华夏大地流行的所谓“主流”音乐绝对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被西方强行扭曲的殖民结果。当我们埋头耕耘融入世界时,身边其实早已布满了“靡靡之音”的荆棘,中华传统的诗词歌赋已一夜之间变为西方朝贡体系下的力巴,西方旋律俨然成了中华文化旋律的宗主,文化音乐主权在这种依附过程中悄然转移到了西方和他们的代理人手上。一句话——中华民族面临的文化奴役甚至超过了政治经济军事——西方文化旋律的祖师爷是美国,港台日韩却一夜之间成了中华大地文化旋律的班主任乃至辅导员,中华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迅疾成了二手货的接纳者。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在建立现代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探索中迷茫苦苦探寻,不得不说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一页痛苦文字。
当下正在刮起的刀郎旋风告诉我们,中华大地出现的问题不是人才问题,而是方向(出路)和价值取向问题。“刀郎现象”回答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怀疑,我们更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理直气壮信心百倍地吟唱我们自己的主旋律,继而坦坦然然地讲述古老而又焕发生机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