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569）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两台相机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丰富，最近的文物普査新出炉统计数据显示有一百多万件藏品，其中精美的青铜器、金银器、陶俑、壁画等，是周秦汉唐鼎盛时期优秀的古代文化艺术结晶。其实，陕西历史博物馆除了拥有丰富的古代出土文物藏品外，还珍藏了大量品种多样的近现代文物，这些与我们相隔并不久远的老物件，不仅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精神面貌，还蕴含着历史岁月的多重意义，同时还是历史研究的佐证与补充。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大量近现代文物中，有两台我国在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战利品照相机，经原陕西省博物馆移交至陕西历史博物馆，一台是日本东亚光机公司生产的金属相机（图一），长10.5、宽6、高9厘米，重625克。

图一  约1950-1952年曰本东亚光机公司生产的GELT0-DIM金厲相机（带皮套）

制造年代可能为1950-1952年。相机从机身上看品牌型号为GELTO-DIII，是一款金属旁轴相机。相机精制小巧，带有棕色皮套，皮套磨损严重。相机机身为纯金属压铸机体，金属表面蚀刻银白花纹装饰，相机侧面有一行字母“GELTO”，字母也呈现同样花纹，制作颇为精美，相机背面有两个红色视窗，均带有可独立开合的金属滑盖。机顶设独立取景器，热靴卡槽和卷片器。镜头标志为Grimmd0.5/50,镜头可伸缩，镜头编号29564,快门：1/5、10、25、50、75,100、250、B、T,光圈：3.5,4,5.6、8、11、16,焦距：1.5、2、3、5、10、∞。装底片时，打开上盖，胶卷从上面插入。日本东亚光机公司从1936-1937年开始生产此种小型相机，直到1943年因战争停产，战后又恢复生产直到1952年。战前生产的GELTO-DIII为黑色皮革饰皮，战后为金属蚀刻饰皮，战前生产的镜头为Grimmelf4.5/50,战后的镜头为Grimmelf3.5/50,后期的镜头上有一个红色的“C”，这台相机应为20世纪50年代生产。

经检测，馆藏这台相机镜头依然开合自如，快门工作正常，光圈、焦距均可转动调节，视窗滑盖滑动正常，取景器清晰，卷片器可转动。

另一台是美国制造的黑胶木相机（图二），长10.2、宽4、髙8厘米，重220克，品牌型号为BeaconII,镜头上标有出产国和生产厂商，产自美国，是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美国白宫生产制造公司（WhitehouseProducts.INC.）制造的一款旁轴相机，生产年限大约是1947-1955年。

图二  约1947-1955年美国制造的Bmcw M黑胶木相机

机身由当时的新型材料黑色胶木制造，使得相机整体重童轻盈，银色金属包框，有着圆滑独特的设计曲线，轮廓流畅，十分紧致小巧，经过年代的洗礼现在略有污迹，侧面按钮装置可打开安装胶卷，开合自如，机顶设卷片器，尚可转动，后背有两个红色视窗，可观察胶卷情况，相机为眼平取景器，弹出式折叠镜头，镜头上角的银色金属是快门按钮，固定焦距，定光圈，定快门1/50秒，是一款傻瓜型相机，使用127胶卷，拍摄16-3x4画幅图像。

这两款相机虽出产于不同的国家，但基本是同时代的产品，都是使用127型号胶卷的旁轴相机，使用伸缩镜头，这也是有其历史原因及背录的。1839年法国人达尔盖发明了银版摄影术，正式宣布了摄影术的诞生，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出了胶卷并发明了安装胶卷的方箱照相机，对摄影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1925年，德国莱茨公司生产出平视取录的135相机，便于携带和抓拍，对新闻摄影的发展和相机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19世纪末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照相机械的制造由纯手工而变成工厂批量生产，照相机变成大众化的工业产品，逐步走向社会。1900年，美国甚至推出了售价仅1美元的相机，使用仅售1美分的胶卷，商业模式也大大成熟，使摄影成为民众享受得起的爱好，使照相机成为普通大众能够消费得起的设备。除了一些专业用相机，民用相机更加注重其便携性、小型化、一体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这两台相机就体现了这一点，小巧玲珑，携带方便，外壳上的水平金属条纹表面上看是装饰作用，实际上凸起于铸模成形的机壳之上，可以预防开裂和脱皮，一体化的设计减轻了重量，方便携带，不仅实用还美化了外观，金属饰条经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光亮。127胶卷尺寸正好是平常使用的135胶卷尺寸的一半，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时期是较为经济的一款尺寸，可以用有限的胶片拍更多的照片。伸缩镜头在尽量缩小相机体积的情况下使相机功能尽量强大。伸缩式镜头的优点是在镜头中间部分效果相当好，画面的边缘细腻程度会有所减弱。除了定焦镜头以外，只要有焦段的变化，伸缩镜头都很好完成变焦任务。

旁轴相机也称为旁轴取景式相机，由于取景光轴位于摄影镜头光轴旁边，而且彼此平行，因而取名“旁轴”相机，因其取景系统是独立的，因此技术含量较低，生产成本也较低。旁轴相机用的是镜间快门，快门振动小，同样光线情况下，旁轴相机可以用更小的光圈、更慢的快门来得到清晰的照片，并且因为使用独立取景器，机身设计更加小巧，反应迅速，快门声音小，所以广泛适用于纪实摄影、人文摄影等题材，旁轴平视取景器还有一个优点是明亮清晰，在整个照相机技术发展过程中，这种相机的品类是最为繁多的一种。所以在20世纪二战结束不久，各国经济还不景气，这种生产成本较低的相机就比较常见，新闻记者特别是战地使用很有优势。

照相机从出现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核心技术及其生产制造的龙头老大一直是德国，最早的旁轴相机就是德国人设计制造的小型莱卡单镜头旁轴相机，德产“莱卡”“蔡司”等相机在当时几乎独霸世界市场。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学习西欧，引进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照相机生产主要就是引进德国的技术并加以仿制，“佳能”等日本相机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之初就仿制“莱卡”，并且成本更加低廉，佳能的口号就是“以勤奋降低成本”。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可以说客观上为日产相机提供了面向世界的一个机会，当时大批记者随军采访，携带的大都是“莱卡”相机，战争无情，丢失或者损坏了相机时有发生，记者们后来在辗转途中的日本发现了日产仿“莱卡”，争相购买，其他人也闻风而动，从此日本相机才被世人所知，逐步贏得市场。不仅日本相机由此发迹，日本的许多行业，甚至日本的经济都因朝鲜战争而获得新生。二战结束时，日本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二战几乎耗尽了日本全国的财源，生产大幅下降，物资奇缺，工厂企业严重开工不足，通货膨胀难以控制，1949年日本采用了美国经济专家道奇的“紧缩财政，加强税收，平衡预算，限制国内消费，振兴对外贸易”等九项原则的“道奇计划”，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但又造成商品大量积压，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停滞和萧条又笼罩着日本。正当此时，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的经济恢复带来了转机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利用距离朝鲜战场近，交通方便的因素，美国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堡垒，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并开始扶植日本恢复经济，不但一再消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还把已经拆迁的各种日本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还向其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后来还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军需工厂正式交还给日本，日本成了给联军提供物资的重要基地。战争期间，美国不但每年向日本发出大量的军事订单，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为了得到合格的产品，美国还帮助日本建立起了现代化的质量控制体系。因此日本从多种渠道收入大量的美元，经济迅速恢复。《丰田汽车二十年史》中说，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公司就是在接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特需订单而“摆脱了危机”，并且在一年之内将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出口能力有所下降，日本商品借此良机打入世界市场，日本国内在道奇计划下积压的庞大物资，很快销售一空，以至于日本出现了“动乱景气”。朝鲜战争成为日本经济的晴雨表，三年的朝鲜战争启动了日本的经济繁荣，而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一经签字，美国停止了在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订单和劳务购买，与特需有关的企业再次发生了危机。我们从生产这台GELTO-Dili的日本东亚光机公司的建厂以及停产再生产的时间上就可窥其一斑，其建厂的1936-1937年间，正是日本引进德国技术仿制德国相机的时期，然后在二战时停产，再次开始生产是战后直至1952年，此时朝鲜战争如火如荼，随着战争即将结束又再一次停止生产。不管怎样，日本抓住这次机遇，而其本身又比较注重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了巩固市场，生产厂商在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的同时，引进技术并加以改造，提升相机的性能，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并采用组合思路，把新兴的电子技术应用到照相机上，使得相机的功能益发强大，日本照相机品牌如雨后春笋冒出并风行天下。从这两台相机看，日产GELTO-DIII从材质上和功能上都要优于美国产BeaconII,但后者的操作更为简单，更符合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的简单快捷的做派。美国人还发明了一分钟成像，即拍即取的相机“拍立得”。

照相机自19世纪40年代传人中国，作为一种西方新兴科技产物，是逐渐融人中国社会的，早期拥有相机的非富即贵，大多数人拍照是要去照相馆的。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在1844年做出了我国第一部照相机，自制木箱、显影剂、定影剂，用湿版照相法成功拍摄了照片，如今仅存的一块在玻璃底版自拍像珍藏在广州博物馆，还能成功洗印出清晰的照片。而我国的照相机工业是从1956年建厂发展起来的，在朝鲜战争时期，我战地记者使用的是德产或苏联产相机。到了80年代，中国家庭的相机普及率达到10%,当时美国家庭的相机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4%,日本达到82%。时下日新月异的电子科技使照相机的智能化越来越高，数字影像迅速发展，已经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广泛的应用，摄影摄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机拥有的强大影像功能可随拍随传。

近现代文物是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近现代文物数量不在少数，这些宝贵的文化历史遗存是历史的见证，亟待我们投人时间及精力去探讨研究，以往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灿烂辉煌的古器物上，对近现代文物的研究投人较少，加之历史原因、思想观念等因素，近现代文物保存不当或资料缺失，可査证的文献也较少，这一方面的研究略显空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文章来源：《文物天地》2018年第08期

责任编辑：张越

审核：郝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