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最近的几起无差别行凶事件？

    最近的珠海与宜兴两次无差别行凶的恶性案件（包括损害较轻的常德事件），让我想起了此前（10月28日）有一位Z同学问我而我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

   “最近在刷视频时，看见了“张扣扣”案：张扣扣13岁时，母亲被邻居杀害了。随着他逐渐长大，22年后的春节，他又复仇杀害了邻居家的三人。

    我看评论区都一边倒的支持张扣扣复仇，很多人还搬出了儒家经典——《礼记·檀弓》：子夏问孔子：“居父子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指草席），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这让我想起了王安石的评价：“复仇，实际上是在仇怨不得诉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当法律秩序建立之后，对暴行的惩戒权应当是由国家来行使的，民间的复仇实际上是以暴制暴，本质上是对法律秩序的破坏。故复仇之意，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

    但下面又有人回复我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国家是基于人民之间订立的契约而产生的。法律是这种契约的表现形式，公民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同时也参与到法律的形成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公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公民认可并遵循这种集体意志所形成的法律，才使得法律具有正当性。反之如果法律和公民的认可相反，那么法将不法。

   这让我有点困惑，这样看卢梭是不是和一些儒家士人一样，认为礼治伦理具有高于法律秩序的价值呢？”

    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让我感到了不安，它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

    1.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张扣扣案这样的血腥恶性案件呢？

    2.他又为什么认为只有“礼治伦理”或者“法律秩序”这两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呢？那是不是说，如果这两者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只能任由社会戾气不断膨胀，任由矛盾冲突恶性爆发，任由张扣扣案或是其它恶性案件接踵而至了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这位同学或其他关注那些恶性案件的人有错，而是想要提醒他们注意：我国社会绝大多数矛盾并没有恶化到这一地步，这些恶性事件只是极端个案。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情况，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查处治安案件数较2019年分别下降12.9%、9.7%，其中爆炸、杀人等八类严重暴力刑事案件数下降10.7%，每10万人命案发生数为0.46起（美国2021年发生近2.29万起谋杀案，即每10万人中有6.9人被谋杀）。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我国能够做到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是因为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比如在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下，广大人民调解员就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消除社会安全隐患作出了重大贡献。北青网2023年10月12日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上获悉：目前，全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41.2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和重点领域、重点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494万件，其中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成功675万件，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消除在萌芽，有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这些数据提醒我们，虽然在舆论场上，总是那些极端案例更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以点代面，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平凡的好人，以及那些为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而辛勤工作的人。

    比如上文提到的几百万人民调解员。这些人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因为九千九百九十九起隐患被他们消除了，没有酿成严重后果，我们就会感觉那些隐患本来就不存在，“岁月静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觉得有他们什么功劳，只有剩下的那一起爆发出来的令我们印象深刻，呼吁追责。

   以后同学们当了老师也会明白，教师做的绝大多数工作也是“润物细无声”的。比如你的言传身教乃至不经意的聊天，可能会帮助某些险些走上邪路的学生拔正人生的航向，甚至消除了某些学生自杀自残的念头，但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上头条和热搜引起万众瞩目的——因为这太平凡了，都上热搜，热搜非挤爆不可。而一般受众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当媒体充斥着各种欺凌、凶杀、见危不救的“热点”时，他会感到“天下没有好人了，怎么得了？”；可是你真的天天报道“某老师一句话制止校园欺凌”“某老师没收学生所携管制刀具”“某同学扶起一位摔倒的老人，老人表示感谢”……他又并不会因为天下还有这么多好人而感到高兴，而是会说：“这有什么好报道的？天天就写这些鸡毛蒜皮，吃饱了撑的吗？”

    总之，我们看新闻、看热搜，总是想看到更“精彩”、更不寻常的东西。但生活不是演戏，生活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往往并不是那些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最有戏剧效果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经历见闻说得有太强的戏剧性，那他很可能遮蔽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并夸张了另一些东西。

   现在回到这位同学所说的“张扣扣案”，他说“评论区一边倒地支持张扣扣复仇”，但他应该再问一句：“即使此案确如张扣扣所言，那么你们这些支持者如果自己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又有几个人会真的像张扣扣那样做呢？”

   恐怕不会有几个人。在我看来，那些评论者表示“支持张扣扣”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将这件事情高度戏剧化了，将它当成了一场《哈姆雷特》或一部武侠小说——比如那位Z同学引用的《礼记•檀弓》对子报父仇的那段“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的描写就堪称精彩绝伦的戏剧场面，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部典型的武侠小说主人公人设和故事线——他们表达的是对他们自己心目中戏剧主人公的欣赏。而这样的事一旦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每一个正常的人都能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这遭遇诚然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没有人对此能无动于衷，但它决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生活和戏剧不一样：戏剧是演给别人看的，它一旦被命名为《王子复仇记》，观众要看的全部就是“复仇”，你就只能沿着“复仇”这条线演下去；而生活是自己的，生活中有比复仇更重要的事情——至于究竟是什么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或者要靠你自己去领悟。其实张扣扣也不是完全不明白这一点，否则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他也不会上诉了。法院在对张扣扣的判决中叙述他作案动机时也说：“张扣扣对其母亲被伤害致死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心理逐渐失衡。”这个表述恐怕才揭示了这一案件真正的复杂性。

    总之，极端个案被我们关注，不是因为我们大概率会遇上它，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更有戏剧性或被我们赋予了更强的戏剧性。极端案例之所以被人模仿，也是因为有人想借这种戏剧性被人关注并记住。

    而我们应该过属于自己的真实而自然的生活，不要过那种只有“看戏”与“做戏”的生活。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社会治理只有“礼治伦理”或者“法律秩序”这两条途径吗？

    不是的。

    仅就我国传统哲学而论，先秦诸子中，儒家提倡德治，法家提倡法治，除此之外，至少还有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和墨家提倡的“兼爱之治”。

    道家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又指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意思是：

    “大道被废弃之后，才有了所谓的仁义。智巧聪明出现之后，才产生了严重的诈伪。家人之间失和，才有了所谓的孝慈。国家政治陷入混乱，才有了所谓的忠臣。”

    “用堂堂正正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用奇谋诈略来指挥作战，用不扰害百姓的办法来治理天下，才能取得成功。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下面这些：天下禁忌越多，百姓就越贫穷；百姓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百姓的技巧越多，怪事就越增加；法令越繁苛，盗贼反而更多。所以圣人说：“我无所作为，百姓就自我化育；我爱好清静，百姓就自己端正；我不张罗折腾，百姓就自然富足；我没有过多欲望，百姓就自求淳朴。”

     墨家也主张要有法度规则，然而他们对法度规则的理解既不同于法家，也不同于儒家。《墨子•法仪》提出了“法天而兼爱”的思想：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牛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意思是：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在道、墨两家看来，儒家的德治也好、法家的法治也好，其要义都是统治者或少数社会精英去“治”广大百姓，而它们的前提都是：老百姓不好，需要被比他们好的统治者或精英来“治”。而道墨两家其实都挑战了这个前提，而认为很可能统治者和精英集团自身才是问题的根源，一切或至少绝大部分乱象都是他们瞎折腾“作”出来的：老子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墨子也认为“天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让这样的统治精英来治理天下，以身作则，消弭祸乱，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无异于南辕北辙，抱薪救火。而道墨两家又都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统治者或社会精英要清心寡欲，取法自然。两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道家认为只要从统治者开始人人清心寡欲，不瞎折腾，百姓的幸福康泰、社会的安定和谐都会自然实现；而墨家则认为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除了要清心寡欲（尤其统治者要尚俭节用），还是需要上下齐心协力，勤勉为之。

     我不赞成因为出了一两个极端案例就去搞什么“定体问”的“反思”，因为这会弄得我们永远都在“反思”甚至变成自我pua——正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无论什么时候，都难免会出现极端分子。”永远“反思”，其实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可能增加社会戾气。比如我们在网络上经常能看见各种极端化的言论互相攻击，演变成网络乃至现实中的暴力，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在“反思”，在对社会进行批判，在阐述不容置疑的真理。老子言道，但又不把这个“道”说明白，而是说“道可道，非常道”，或许也是担心“道”一旦被与某种可以说清楚的有限的东西绑定，就会变成人们用来互相攻击诋毁的工具。墨子说“以天为法”，是学习天的均平无私，泛爱众人，给每个人同样的活下去的资源，其目的也在于防止人们互相攻击、伤害。由此我们也应该明白：无论有没有那些极端案例，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活得更为清静和舒展，也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生活与心境。尤其是作为拥有更大影响力的人如干部、企业家、教师、文艺界人士或各种“名人”等等，除了调理好自己，还应该慎用自己的影响力。

    结尾再强调一句：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