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伪善面纱：英国在婆罗洲“赢得人心”的战略与现实
马来亚大学 文化研究博士在读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屿，由三个国家分治，分别是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地区，以及文莱。冷战期间，婆罗洲成为了英国殖民势力和印尼对抗的焦点之一。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将包括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新加坡后来于1965年独立）联合成一个国家，这引发了周边国家，尤其是印尼的强烈反应。
1962年，婆罗洲岛上爆发了一场看似局部的冲突——文莱起义。这场冲突由文莱人民党（Partai Rakyat Brunei）发动，旨在推翻英国的统治并阻止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起义迅速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军事对抗，涉及英国、马来亚（马来西亚前身）以及印尼之间的复杂关系。
英国试图平息起义，以确保沙巴和砂拉越能够加入即将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从而维持其在婆罗洲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尼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企图，从而导致了印尼与英国之间长达数年的军事较量。英国试图通过其著名的“赢得人心”战略，巩固对当地的控制，并为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扫清障碍。
“赢得人心”这一策略是由英国将军杰拉尔德·坦普勒（Gerald Templer）在应对马来亚共产党期间提出的1。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改善民众生活条件来削弱对共产党势力的支持，具体来说，这一策略包括多个方面，例如建立“新村”计划，将农村居民迁移到更易控制的村庄，以防止他们向共产党提供支持；
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
同时，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如提供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减少对共产党的支持。此外，英国广泛运用宣传手段，通过广播、电影和印刷品传播政府的正面形象，让民众相信殖民政府的合法性和可靠性。这些经验成为英国后来在婆罗洲应对类似问题时的重要参考。
英国在马来亚地区分发的传单
然而，这一战略在婆罗洲究竟发挥了多少作用？它是有效的军事策略，还是事后粉饰的历史神话？
在婆罗洲的实践：宣传与心理战的双面结合
英国在婆罗洲“赢得人心”的实践，并没有像马来亚那样规模宏大，而是更务实、更具有应急性质。通过电影2、广播3和象征性的社区活动，英国试图展现“善意的殖民者”形象。例如，马来亚电影公司制作的宣传短片展示农村居民向苏丹宣誓效忠和首都的开斋节表演4。
马来亚电影公司
然而，这些宣传的实际效果极为有限。许多婆罗洲边界的村民并不理解英国人试图传递的信息，甚至对所谓的“马来西亚联邦”感到陌生。英国利用当地部落作为情报网络，通过提供医疗、物资和保护，换取当地居民的合作。边界侦察队（Border Scouts）就是这种合作的直接成果，他们由土著居民组成，帮助英国监视印尼武装力量的动向5。
婆罗洲边界侦察队
同时，英国的“软力量”也伴随着军事行动的“硬力量”。在边界地区，英国设立了多个军事前哨站，这些基地不仅承担防御功能，还为周围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6。例如，一些军队医疗队深入边界村庄，为居民治疗牙病和注射疫苗，这些行动不仅缓解了部分社区的敌意，也为英国赢得了重要的情报支持7。
战争的另一面：镇压与控制
虽然“赢得人心”被描述为一场“柔性”的心理战争，但实际上，武力始终贯穿于英国在婆罗洲的行动。尤其是在面对由共产党游击队和其他共产主义势力带来的内部斗争时，英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手段，包括大规模搜查村庄、逮捕涉嫌同情共产党的人员，以及强制迁移村民。许多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村庄遭到英军突袭，房屋被搜查，村民被逮捕并接受严厉的审讯8。
1965年，沙捞越，英国士兵看着一群正在洗澡的华人新村村民，防止他们与共产党游击队合作。
部分村民被迫迁往英国设立的集中居住区，以便于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这些镇压行动虽然规模不如马来亚的“新村”计划，但依然对婆罗洲当地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人们的恐惧和不信任9。英国在婆罗洲的镇压与在马来亚的行动相比，虽然手段略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为了切断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防止民众为其提供支持。
在参与婆罗洲冲突的所有力量中，只有婆罗洲共产党游击队及其盟友坚定地将“民心向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他们通过密切联系当地群众、提供物资援助和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使得他们的影响力在一些地区显得更加持久和深远10。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这些“硬力量”的运用与“赢得人心”的柔性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这一战略在实际执行中的巨大矛盾。一方面，英国宣称希望通过改善民生和赢得当地人的支持来维持秩序，另一方面却依赖于严酷的镇压和武力来应对反对势力，这使得所谓的“赢得人心”更像是一种口号，而非切实可行的战略。
伪善的神话：英国殖民统治的宣传与现实
尽管“赢得人心”在婆罗洲的效果有限，但这一战略后来被神话化，成为英国军事成功的标志性叙述11。部分学者和军事评论员将其描述为“低强度战争的典范”，这种叙述帮助英国塑造了一种“温和殖民者”的形象，为其战后退出东南亚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12。这种叙述不仅帮助英国摆脱殖民战争的负面形象，也为其后续的军事行动（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神话的形成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实际上，英国在婆罗洲的胜利更多依赖于印尼的战略失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而非“赢得人心”的“魅力”。
这种神话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还掩盖了英国在婆罗洲行动中的伪善本质。英国一方面宣称通过“赢得人心”来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却依赖严酷的军事镇压和高压手段来维持其殖民统治。这段历史不仅警示我们要看清西方殖民力量的伪善，更提醒我们在当今社会中也要警惕西方国家的虚假宣传手段，不被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外衣所蒙蔽。
本文取材于：
The myth of ‘hearts and minds’ in cold war Borneo 1962–74
作者：David Phillips
参考：
1. Cloake, Templer, 477.
2.TNA DO 187/69 Bottomley (KLHC) to Adams (CinCFE) 31.3.65; TNA FO 1101/29 Marten (DHCK) to Reddaway (CinCFE) 18.1.66.
3. For the importance of radio in the intensified “war of nerves,” TNA DEFE 28/153 Report on tour in the Borneo Territories 14.10.63; also Postill, Media and Nation Building.
4.TNA WO 305/1770 HQBritForBor Joint Perintrep 8 17–23.2.63.
5.TNA ADM 202/462 3 Commando Brigade Group Commander’s Diary June 1963; Wilson, Budu, 192–3. For Gurkhas’ esteem, TNA WO 305/4331 1 Guards 16 D. PHILLIPS Independent Parachute Company (1GIPC)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2 October 1964; also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Chaggat ak Nyuin December 1966; and Dunstan Nyaring Angking, September 1976.
6.TNA FCO 141/13060 Borneo Operations Committee 3.5.63 Annex B; TNA KV 4/ 408 Military Operations Sarawak operational order 2/63 April 1963; TNA ADM 202/460 3 Commando Brigade Group Commander’s Diary April 1963; and TNA WO 291/2524 FARELF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 Analysis memo 1/68 9.2.68.
7.Military Medical Museum RADC/1963/1; and TNA DEFE 28/156 CinCFE to MoD 29.1.65.
8.Hazelton, “Bullets, not Ballots” is particularly instructive. Also, Tripodi, The Unknown Enemy.
9.TNA DO 187/68 Hall (DHCK) to Bottomley (KLHC) 3.8.64; Fong,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jang Basin, 326; TNA DO 187/70 Sarawak State Security Executive Committee Operation Instruction No.5 25.5.66.
10.Sarawak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Danger Within.
11.Thompson,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Book of Modern Warfare, 212.
12.Ferguson, 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274–75; and Mockaitis,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Post-Imperial Era, 1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