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加坡华文教科书史

在莱佛士于1819年登陆后的首个75年里，新加坡华人主要通过家塾、私塾、义塾和义学等形式来传承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些教育机构所采用的教材多源自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例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

直到19世纪末，随着大量中国侨民涌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具有现代意义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教科书才开始出现。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教科书也在不同历史背景的推动或限制下，展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面貌。

一：二战前以中国版教科书为主

在20世纪初，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众多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

（养正学堂 1918年落成）

其中，养正学堂（后于1904年更名为崇正学校）、广肇学堂（后于1905年更名为养正学校）以及道南学校（创办于1907年）等学校均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这些学校的创办及运营，大多得到了清朝政府、南下的维新派或革命派政治人物以及各方言帮派会馆的大力支持与资助。而在课程设置与教材选用方面，这些学校则严格遵循清朝政府的学堂章程规定，确保教育内容的规范性与权威性。

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开创了《最新教科书》系列的编写与出版工作，这一系列涵盖中小学各科教材，并附带有相应的教授书（类似于今日的教师手册或教学参考书），成为中国首套具备现代意义的完整教科书系列。

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首套民国教科书《中华教科书》也应运而生。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他们的思想与学识对教科书的启蒙功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新加坡、马来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华族学童来说，晚清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出版的教科书，不仅传授了新的科学知识，还帮助他们塑造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现代”价值观。

进入1920年代，民国教科书的发展特点逐渐显现，开始采用白话文书写，并融入儿童文学元素。儿童文学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对新马地区后续编撰的华文教科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民国教科书在宣扬民族主义的同时，其中的反英内容也多次遭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查禁。此外，1920至1940年代兴起的国民党党化教科书，如《三民主义》、《公民》等，对新马学生及华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政治理念影响。为了削弱党化教育对新马华人的思想影响，英殖政府宣布新马华校禁用一大批疑似带有党化意识的教科书。

新加坡的华文学校自1912年的十余所小学起步，至1941年已迅速扩展至370所中小学，随着学校数量的激增，教科书的需求也大幅上升。然而，早期的教科书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学生编写，未能充分考虑到华侨居住地的特殊环境，包括气候、物产、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1917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对南洋华侨教育进行考察后，敏锐地指出了“现行教科书不适用于南洋”的问题，这促使中国开始着手编写专门针对华侨学校的教材。

自1930年代起，国民政府特别重视南洋华侨学生的教育需求，为他们编纂和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此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学校不仅采用中国国内学校通用的教科书，也开始使用那些专门为中国南洋华侨中小学编写、富有南洋特色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封面上常标有“南洋华侨适用”、“南洋华侨小学教科书”等字样，以强调其融入的“南洋色彩”以及对南洋华校的适用性。

（中华书局《南洋华侨高级小学用：历史课本（第一册）1932年）釆用循序渐进及简单的白话文述说历史故事，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慢慢延伸到中国的古代历史。来源：王赓武图书馆）

无论是适用于中国国内还是南洋的教科书，新加坡华校在二战前使用的中国版教科书都展现出几个显著特点。特别是在国语（即华语）、历史与常识等科目内容上，这些教科书行文充满反帝与排外色彩，旨在灌输爱国意识，强调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并着重描述中国的风土人情。然而，与南洋相关的内容却相对较少。

二：30年代本土教科书出版起步

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华校早期所采用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教科书”或特别标注为“南洋侨校适用”的中国版南洋教科书。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当本土书局如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南洋书局开始出版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时，垄断才被打破。其中，南洋书局是最早涉足华校教科书出版的本土书局，于1936年推出了《南洋英语标准读本》，这标志着本地出版的第一套华校英文课本的诞生。

（30年代商务版《复兴教科书》）

到了1938年12月，世界书局通过与众兴出版社合作，推出了一套名为《最新修订课程标准南洋教科书》的系列教科书，涵盖了尺牍、珠算、算术、公民、文范、自然、常识等多个科目。

（《最新修订课程标准南洋教科书》系列教科书）

1941年，南洋书局推出了“南洋小学教科书”系列。而在战后初期，上海书局积极应对中国教科书短缺的困境，特地组织了一群战时流亡至南洋、对南洋情况了如指掌的文人和教育工作者，共同编纂了一套更具“南洋化”特色的“现代版”南洋教科书。这些经过本土化或南洋化改造的“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不仅深受本地学校的青睐，还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

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在于其更加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和丰富的本区域课题内容。例如，课文中会提及东南亚的热带植物，如香蕉、椰子等，同时也会介绍热带雨林中的原始民族与动物。甚至新马地区的惯用语，如“巴刹”（马来语“pasar”的音译，意为市场）等，也得以在教科书中呈现。然而，尽管有这些南洋元素的加入，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仍然以中国教科书课文为蓝本，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关于南洋风物的介绍。

三：二战后新加坡教育开始“马来亚化”

1945年，二战落下帷幕，华校在复兴初期仍沿用战前的教科书。例如，1948年世界书局推出的“战后新编南洋华侨小学教科书”系列，仍将华文课本命名为《国语》。

（1948年世界书局版国语教科书）

然而，随着战后初期新马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人们对家国建设和认同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民族自主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华教和华校教科书的内容也开始从民族教育课题向政治层面延伸，“教育的马来亚化”政策应运而生。

“教育的马来亚化”实质上是英殖民地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为管控方言学校（尤其是华校）的发展、推广英文教育而设立的教育制度。这一政策通过改编华校教科书，削弱或删除具有中国意识的教材内容，转而强调本土化色彩的内容，旨在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情感。在教科书马来亚化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设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负责制定各科课程标准，并监控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出版和采用过程。

1951年，英殖民政府特邀美国教育专家方威廉与吴德耀前往新马地区进行调研，并发布了《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方吴报告书》），这一举措标志着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2年，新加坡的五大华文书局——商务、中华、世界、上海、南洋，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出资成立联营出版社（“联营”）。这是他们首次联手出版针对新马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然而，由于运作上的意见分歧，在教科书尚未出版前，商务、中华、上海与南洋相继退出联营，转而各自出版自家的教科书，争夺市场份额，形成了一片群雄逐鹿的景象。联营最终归入世界书局旗下，由周星衢独力支撑，完成了“联营版”教科书的出版工作。

1953年底，第一套联营版教科书（涵盖国语、自然、卫生、公民等科目）问世，供隔年的新学年使用。这套教科书在词汇选择上精心挑选，内容呈现上也采用了新马的生活实例作为课文素材，同时配以南洋的风景图片。1954年初，联营版第一套教科书刚刚面世不久，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便通令各华校统一使用，这一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1954年联营版国语教科书）

截至1956年，除了联营版外，教科书市场还涌现了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中商版”，以及南洋书局的“南洋版”等系列。然而，到了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际，各书局发现教科书市场的竞争过于激烈，市场已趋于饱和，加上销往东南亚各地的教科书必须遵循当地政府的“本土化”要求，导致印刷成本增加。于是，五大书局再次联手，共同组建了“教育供应社”，并推选周星衢担任教育供应社董事主席。在教育供应社内，五大书局采取“分工”运作模式，各自负责出版一两个科目的教科书，例如世界书局负责出版“语文”，上海书局出版“数理”等。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由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国情不同，两地的教科书也随之“分家”。教育供应社也分别以“新加坡教育供应社”与“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的商号，分别出版两地的教科书。在此之前，新马教育部华校之教科书委员会已于1956年12月进行了改组。新加坡委员会继续负责修订华校各科课程标准，而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则交由民间出版公司自由竞争，教育部负责审核，个别学校可自由选用。自此，马来亚华校教科书迈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全由本土包办编写和出版工作，真正实现了“马来亚化”教科书的理念。

（1961年 教育供应社版 华文教材）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东南亚地区，并未出现早期华社所担忧的“马来化”或“英化”倾向。它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是以居留国为核心，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忠诚于马来亚的公民。以世界书局1962年出版的“新加坡华文小学适用”教科书为例，它将“国语”更名为《华文》，进一步强调了本土文化的重要性。然而，所谓“马来亚化”的教科书内容，实际上只是在课文中将主人公的名字改为“法蒂玛”、“哈新”等马来人的名字，并将生活背景转换为学生所熟悉的南洋地区，而课文中的中华文化内容依然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

四：新加坡建国初期教科书的“新加坡化”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随后进一步推行强调英文的双语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深刻改变了华文教育及其在新加坡历史中的地位。华语或其他华人方言逐渐失去了在华人家庭及华人社群中的主导地位，而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华文华语往往作为第二语文的母语类别存在，甚至有少数学生选择将其作为第三语文来学习。这一转变导致新加坡的语言生态发生了剧变。

新加坡建国初期，并未立即制定新的课程纲要。当时，尽管华校学生人数少于英校学生，但仍有大约17万之众。在多数华校中，除了英文课程，其他科目仍然使用华文课本，这使得华文课本市场依然具有相当规模。

（《小学华语》世界书局1977年初版）

1966年，教育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书，针对学校各语文教学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师对语文教学的兴趣，并编写合适的教科书、练习本及教师手册等教学资料。同年，政府开始实施强制学习第二语文（即母语）的政策。随后，在1972年推行华文简体字，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也促使政府多次修订或重新颁布学校课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1970年代成为教科书出版事业短暂蓬勃发展的时期。

建国前，华文教科书的出版主要由五大华文书局所主导。然而，建国初期，尽管华校学生人数大幅减少，但华语与华文教学依然受到政府与华社的高度重视，这使得教科书出版市场得以保持稳定。除了五大书局外，这一时期还吸引了如新加坡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友谊企业等新出版社进入市场，多达52家民间出版社竞争出版教科书。这些出版社推出的教科书种类繁多，涵盖了中小学华文第一语文、华文第二语文、中华文学、历史、地理、公民、科学、道德教育、社会、健康教育、音乐、数学等几乎所有科目。

（1968年 世界书局版《公民》教科书）

这一时期的华文教科书具有鲜明的“新加坡化”与“统一化”特色。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更加致力于通过修订课程标准，主导改编教科书的内容，以进一步实现“新加坡化”，提升国民的国家意识，加强爱国精神。以中学华文教科书为例，当时教育部审订批准的中学华文课本，根据适用学校的不同，分为适用于华校的“中华版”、“教育版”、“新化版”及“教供版”，以及适用于英校的“世界版”、“上海版”、“南洋版”、“新化版”及“五邦版”。尽管这些华文及华文文学教科书的编者各异，但选文均遵循“新加坡华文课程标准”作为准则，并因根据会考范畴编撰，所以各套课本所选文章实则大同小异。

当时的教育部还规定了课文选材的范围，主要标准包括“合乎本国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者”、“叙述或描写星马风景名胜及文物习俗者”以及“有关东南亚各地之记载及论著者”等。例如，世界书局于1975年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华语》，内容即体现了保家卫国的观念，并介绍了国民服役制度。

（世界书局的小学《华语》(1975年)有课文《我的爸爸是个军人》和《哥哥要去服兵役了》，积极向学童灌输服兵役与保家卫国的观念。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此外，1970年代新加坡教科书短暂蓬勃发展的另一特色，是将语文训练与文学欣赏、文史知识的传递紧密结合。课文中的名篇选读将语文和文学融为一体，并通过题解和作者生平等内容，传授文史知识。同时，教科书上除了白话文外，文言文也占据了一定的比重。

五：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编纂教材

1979年，新加坡政府实施教育改革，统一了四种源流学校的教育体系，全国学校均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而母语则作为第二语文教学。同时，为了培养华文精英，政府特别设立了九所“特选学校”，允许优秀学生在这些学校修读高级华文课程。然而，1980年，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最高学府——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这一变革使得华文教育失去了迈向高级程度发展的契机。

到了1987年，中小学教育全面实施了双语制教学，英语成为了主要的教学媒介语，而其他语言则作为单科进行教学。自此，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逐渐转型为“华文教学”，传统的华校也随之消失。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以华文出版的教科书主要限于“华文”等相关语文科目，而其他科目则全部采用英文编撰。

早在1973年，新加坡教育部就已开始着手编写教科书。当时，教育部特别成立了“小学华文教材组”，由小学华文专科视学和资深教师共同负责编写教材，并在学校进行试验性教学。从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的教科书出版逐渐由教育部主导，而一般出版商则转向推出教学参考书和辅助读物。这些主要的华文课本大多依据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进行编写，编写工作通常由课程发展署的教育官员或调动学校的专业教师负责，而由政府与民间合办的“教育出版社”则负责出版和销售业务。

（当下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民间的教科书出版社数量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从建国初期（1965-1978）的52家，到近年来（1979-2019）已经锐减至13家，其中包括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胜利书局、泛太平洋等知名出版社。

六、特选学校

随着新加坡华校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特选中学应运而生。在20世纪末，当华校学生人数逐年递减之际，教育部推出了“特别辅助计划”，旨在保留几所华文源流中学，让学生在“优质的华校环境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确保这些学校的英文教育水平与一流英校相媲美。自1979年特选学校成立以来，其数量持续增长，从最初的九所扩展至2019年的25所，涵盖了15所特选小学和10所特选中学。

（特选学校）

鉴于中国的崛起以及新加坡家庭主要用语的变化，新加坡政府自1990年起在一些学院及特选学校中相继开设了“华文语文特选课程”和“双文化课程”。前者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后者则鼓励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简称语特）于1990年创立，旨在吸引对华文和文学有兴趣的学生参与。

（德明中学语文特选课程简介）

七：小结

在教育体制的发展历程中，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变革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1904年至1949年期间，新加坡的华校主要作为中国的海外侨校存在，其课程设置除了英文这一外语科目外，其余均使用华文作为教学媒介的教科书。其次，自1956年至1986年，华校作为新加坡四大源流学校之一，尽管教学媒介语仍以华文为主，但教科书的华族性特征依然保持完整。最后，从1987年开始，随着教育部对四种源流学校的全面统一，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仅局限于“华文”等相关语文科目。

总体而言，从20世纪初期至今的百年间，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文在新加坡社会的兴衰起伏，同时也映射出新加坡华人思想性格、国家意识以及文化认同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