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试写第四章《天命》第五节

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          

 ——They  Should  Rule  the  World

第四章   天命——Mandate  of Heaven

第五节   朝贡体系得自"耶和华的法权”

就这样，一神教的闭环式自证法让西方的中国学形成了自证闭环：

上帝为了凡人难以理解的、特殊的目的，为了在地面上设置代治者，创造了中华帝国及其文明，让它古老，让它长存，让它不灭，让它先进，让它繁荣。而中国的古老、长存、不灭、先进、繁荣，则证明了上帝确实是为了特殊目的才搓出那个帝国，证明了天命——上帝专门给中国皇帝的委任确实存在。

很多人会说，噢，懂了，西方人的意思是“君权神授”。这么说就草率了。

一代代西方学者打造中国学时，遵循的原则不仅有神学，还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几项元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他们如何虚构中国史的内容。西式天命观即是如此，包含着多层的内容，环环相扣：

其一，既然是上帝授予的委托，因此那一君权便不再是世俗权力，而具有了神性：

“帝将那委任给了周王，由此，用西方的概念来说，就让周王变成了一位拥有神权的君主。”(“Di gave the Mandate to the Zhou king, thereby making him – in Western terms – a divine right sovereign.）（“应许还是威胁”）

其二，那种神权的意思是，上帝与中国皇帝立约，是把上帝治理全世界的工作交给了中国皇帝。因此，后者所获得的神权，是以上帝的代理人的身份，代表上帝，对整座世界进行统治。于是，中国人称呼其皇帝为“上帝的儿子”，其意义在于指明皇帝是上帝指定给世界的代理统治者。

英国作者保罗·斯特拉森在2020年出版的通俗读物《引领世界的十座城市》（Paul Atrathern, Ten Cities that Led the World）写道，中国皇帝是“上帝的委任的持有者……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God’s  representative on earth)”，又在注释里告诉读者：

“这是中国的一项哲学概念，据说要上溯到周帝的皇朝（公元前1046——256）（直译：由皇帝们组成王朝的周）。‘上帝的委任’意谓诸神的支持(the backing of the gods)，而皇帝则是‘上帝的儿子’。”

赫勒则采用极为夸张的修辞，形容中国皇帝是“对于统治大地那一委任的、上帝的信托人（the heavenly trustees of the mandate to rule the earth）”，即，上帝决意将对人间的治理委托出去，由人代持，并且，它指定，中国皇帝是那一神圣任务的信托人。此话虽然是呓语，但却准确地反映了西方人——至少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皇帝”的真心定位。

也就是说，在西式天命观里，上帝信托给中国皇帝的统治对象，并非仅仅是中华帝国，而是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基辛格在《论中国》里委婉地传达了同样的消息：

“（在人君之外）皇帝的第二个的角色，也是形而上的角色，那是他作为上帝的儿子（天子）的身份，即天堂、大地与人伦的象征性中介……（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现存的王朝就被看成失去了上帝的委任，是靠着那委任，它才有统治的权利，于是动乱便会爆发，而新的王朝将恢复宇宙的‘大同’(Great Harmony of the universe)。”

很明显，这种奇怪的念头，既是一神教思想的投射，也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投射。所以，西式天命观，完全是近代西方文化精英们的产品，彻底偏离了中国文化的原义。

但是，西方人却坚信，该套天命观是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他们的这种观念不仅是误解，而是在于，按照西式天命观的闭环论证，中国人的相关思想也是上帝意志的一种显相。

按照西方人的那种理解，中国人的一些概念——天命、天子（上帝的儿子）、天朝、中国（中央王国），都是在表达上帝的意旨，是上帝故意让中国人知道了部分真相，是上帝借助中国人泄露了部分天机。也就是说，上帝给中国人的心灵注入了某种灵光，让中国人给出了天子、天朝、中国之称，是那些称呼恰恰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所指向的对象（命、子、朝、国）真的带有神的属性。

按照闭环式自证，得出的结论就是:

既然中国人能拥有天朝、天子、天朝、中国那些概念，作为一种显相，就坐实了上帝降大任于中国皇帝，要让他统治全世界。

在西式天命观里，上帝不仅狠抓观念，还狠抓实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作为其意志的显相，还有真实存在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而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有具体的显相，那就是朝贡体系。

美国作家霍华德·W.佛兰奇（Howard W. French）于2017年出版的《诸天堂之下的一切事务（歪译“普天之下”）——往昔如何帮助中国形成其对全球性强权的追求》（Howard W. French，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以下简称“普天之下”）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标准作品，竟有个童话式的开头：

“从前有一个国家就在世界的中央，而其地位得到无论远近的各国人民的承认。今天，我们把那个国家唤作中国。

对邻国的统治者们来说，从中央王国（Central Kingdom）的承认中获益固然重要，但，对一连串中国皇帝来说，让外国人象征性地成为属臣，一次次地来向他们的道德优势与权力鞠躬致敬，于他们的权威也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其他人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拜倒在皇帝面前，这是对内证明了他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按老话讲，是证明了他拥有上帝的委任。”

于是就出现了奇妙的现象，在西方人心目里，朝贡体系带有神性，而且是唯有一神教的信仰者才能感受到的那种神性。

我们的文化氛围完全不同,因此西方当代文化中涉及一神教心理的成分，我们往往留意不到。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情况，我们就很难察觉到，也就一直予以忽略：

如塔奇曼的行文所显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被西方人当成天命的又一次轮回，是上帝之委任的一次显相。

这种观念在西方是如此之普遍，甚至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

“当然，他们远远不止是复活的帝国，虽然他们毫无疑问从中国历史的漫长延续中获益，那部历史确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普通的中国人怎样地希望与任何赢得‘天命’的政府衔接，另一方面，是那些治理中国的人们怎样愿意履行责任。”

随即，西方精英竟集体推出了一项奇特的推论：

既然中国的现代史是上帝意志的一次显相，而那显相证明了上帝的意愿并无改变，那么，作为其意志的另一项显相——朝贡制度，也必然没有改变。

如此的迷信直接控制了西方人的感知，同一个世界，同样的政治事件，他们就是能感受到不同“真相”。其中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里，他们居然能够感知到，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始终存在，颠扑不破。

美国汉学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的政治体系——现代化与传统》竟道是：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毛在一场正式国事会见中接待了美国总统，并向他赠送了一对熊猫，这件事，再随着尼克松无意间表现了一次象征性的磕头（with Nixon unwittingly performing a symbolic kowtow），触动一些西方观察家浮起对朝贡制度那不爽的往事记忆。”

惊人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作为当事人，有着一样的心理。基辛格在著作中反复强调，当年，他们希望促成美国总统访华，秘密接触过程中，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认为美方是在请求觐见。尼克松则在回忆录里披露，总统班底真的担心到北京之后落入马嘎尔尼式的窘境。据基辛格讲，在北京，他们也的确经历了“皇帝恩准觐见的袅袅回音”“像雷霆雨露一样说来就来”，好在并不窘，而是如春风拂面，就让大事件中的美方两位男主很高兴。

更有甚者，一九八〇年代，世界各国领导人频繁访华，尼克松在《一九九九不战而胜》中竟把他们全部定义为请求觐见者（supplicant）。

而早在1970年，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斯韦尔出版《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一书，其中讲述，尼赫鲁访华时，感觉 “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朝贡国或臣属国来的什么人一样，被引去觐见（as if he had been ‘ushered into a presence, as someone coming from a tributary or vassal state of the Chinese empire'.）”。

这些西方的别孩儿，也是全人类的别孩儿，天下哪家父母都盼着有他们那样的好儿好女的，可是，这些人类的好孩子一到涉及到中国的时候就糊涂成这个样子，可见一神教传统在控制力上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