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印度化”的欧洲人

印度对它的征服者总是有一种奇怪的对待方式。被打败之后，它会向他们招手，然后慢慢地引诱、同化和改造他们。

自古以来，许多强国都曾打败过印度军队。但南亚次大陆总能以某种方式逆转殖民化潮流，并改造那些试图征服它的人。没有一个国家能抵抗印度的这些手段。印度幅员辽阔，它的社会和宗教制度交织在一起，具有独特的弹性，根深蒂固，所有外来入侵者迟早都会被赶走，或被吸纳。有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说莫卧儿征服者在16世纪从中亚来到印度时是“穿着靴子的红脸大汉”；四个世纪后他们离开印度时是“穿着衬裙的小白脸”。【7】直到19世纪30年代，各种迹象表明，印度将对继莫卧儿帝国之后抵达的欧洲人进行同样戏剧性的改造。就像他们之前的所有外国人一样，欧洲人似乎也会被印度毫不费力地吸收和同化。

从欧洲人抵达印度之初，就开始了这种“跨越”的过程。葡萄牙人是第一批进行“跨越”的欧洲人。在1510年征服果阿（比莫卧儿人到达北印度早了大约十六年）之后，葡萄牙指挥官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特意命令他的部下与他们在攻城时屠杀的穆斯林守军的遗孀结婚。阿尔布开克亲自主持了这些“美丽的摩尔女人”[1]【8】的婚礼，并为她们提供了嫁妆。然后，这些美丽的摩尔女人被强迫皈依基督教。许多人在接受洗礼后，被强迫学习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知识。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强行向印度灌输纯粹的葡萄牙文化的粗暴尝试，是短暂的，也是不成功的，就像之前若干世纪里许多人试图向印度强加纯粹的突厥、萨珊波斯或希腊文化都失败了一样。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第二任葡属印度总督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土著女子、周边环境和果阿与欧洲之间的遥远距离，都对新到的葡萄牙人产生了影响，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征服者逐渐开始放弃葡萄牙的生活方式，转而采用印度的习俗。1560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到达印度时，果阿已经更像是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德里和阿格拉，而不太像里斯本或其他任何一座葡萄牙城市。一位耶稣会士震惊地向罗马报告：“此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宗教裁判所，因为这里所有的基督徒都与穆斯林、犹太人和印度教徒生活在一起，这就导致此地的基督徒居民的良心松懈了。只有宗教裁判所才能让他们过上正派的生活。”

到1560年，果阿的葡萄牙权贵身穿华丽的丝绸衣服，打着阳伞，离开自己的房子时一定有大量的奴隶和仆人前呼后拥。有旅行者报告说，果阿贵族拥有自己的后宫，甚至基督徒女子在家中也穿印度服装，像穆斯林贵妇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抛头露面”。【9】如果她们必须外出，就戴着面纱或乘坐有帘子遮挡的轿子。

葡萄牙男人们嚼槟榔果，吃米饭（但只用右手），喝亚力酒[2]；他们用草药【10】擦身，他们的医生给病人开了古老的印度灵丹妙药——牛尿，一天三次，“以恢复他们的健康面色，早上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11】他们按照印度人的方式喝壶里的水，“不用嘴去碰，而是让水从壶口流到嘴里，一滴也不洒……当有人从葡萄牙新来时，如果开始这样喝水，因为不习惯这种方式，容易把水洒在自己怀里，他们就乐不可支，嘲笑他，称他为“雷诺尔”，这是对从葡萄牙来的新人的戏称。【12】

就连教会机构也开始接受印度风俗：从1585年开始，当地教会颁布了一项怪异的法令，命令殖民地的神学院只接受拥有婆罗门（印度教的祭司）血统的印度-葡萄牙混血儿，培养他们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他们从印度的异教徒那里学到并接受了这一切，”荷兰旅行者扬·范·林斯霍滕倍感惊讶地写道，“印度异教徒有这些习俗已经很久了。”【13】

到了164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裁安东尼·范·迪门报告称：“大多数在印度的葡萄牙人都把这个地区看作他们的祖国，而不再考虑葡萄牙。他们很少与葡萄牙做生意，而是满足于在印度的各港口之间经商，仿佛他们是印度土著，没有别的祖国。”【14】他的同胞范·林斯霍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葡萄牙人的子孙，无论男女，无论从肤色还是习俗来看，都似乎是天生的印度人。”【15】

这些对印度-葡萄牙文化的早期描述，为随后三百年里印度各民族与各种殖民入侵者之间的广泛接触奠定了基调。很明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全面取代，而是一个复杂的融合过程。印度-葡萄牙社会既不是纯粹的葡萄牙社会，也不是完全的印度社会，而是两者的混合体。它是适应了印度的气候与社会习俗的欧洲模板；或者，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它是印度环境，但拥有欧式机构、印度-葡萄牙建筑，也拥有许多日益印度化的欧洲文化输入物。在印度的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印葡混血后裔，并没有摈弃一种文化去接纳另一种文化，而是同时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同时拥有两套相互竞争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

当然，对于果阿宗教裁判所的多明我会神父来说，这种“涵化”过程始终是不可接受的。只要有迹象表明某个基督徒在家中遵循了印度教的习俗，就足以让整个家庭和他们的仆人被逮捕并遭受酷刑。宗教裁判所起草了一份被禁的印度习俗的清单。今天的社会历史学家可以把这份清单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索引，去研究葡萄牙人如何以各种方式学习他们的印度邻居的习惯、品味和迷信。

葡属果阿，1596年，作者为Joannes van Doetecum

这份清单当中包括一些令人震惊的异端做法，比如“像印度教徒习惯的那样煮饭不放盐”、穿缠腰布（dhoti）或“乔丽”（choli，印度的女式短款紧身胸衣，往往是透明的）和拒绝吃猪肉等。甚至某些树木、花草和蔬菜也被禁止。例如，禁止种植圣罗勒，因为许多印度教徒认为圣罗勒是对抗邪恶之眼的护身符。[3]

也许部分是由于宗教裁判所的缘故，数量惊人的葡萄牙人决定离开葡萄牙殖民地，去印度的各宫廷寻求财富，通常是当炮手或骑兵。这个过程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葡萄牙人最初抵达印度的时期：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他著名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期间发现，马拉巴尔海岸的王公们[4]已经雇佣了一些意大利雇佣兵；在他启航回国之前，他自己的两名船员离开了他，加入那些意大利雇佣兵，为马拉巴尔王公效力，以获得更高的工资。【16】根据葡萄牙编年史家巴罗斯[5]的记载，到六十年后的1565年，至少有两千名葡萄牙人在不同的印度王公的军队中作战。到17世纪初，另一位葡萄牙作家认为这个数字至少达到五千人。【17】

那些“印度化”的人往往来自葡萄牙社会的边缘。他们被印度引人注目的宗教自由吸引，也被更好的前景、更高和更稳定的报酬吸引。另一些人无疑是被印度社会的乐趣吸引，在这个社会里，奴隶制、纳妾和一夫多妻制是司空见惯和完全被接受的；在这里，他们可以效仿17世纪初一些英国水手在摩鹿加群岛遇到的那个奇特人物，他“和一大群女人一起生活……他整天唱歌跳舞，赤身裸体……一连两天酩酊大醉”。【18】相比之下，葡属果阿军队的服役条件非常严酷，特别是在雨季可以看到无事可做的士兵在果阿的红土路上游荡，“寻求施舍”，因为他们没有住房，并且常常领不到军饷。【19】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在南亚次大陆各地的朝廷服务。而且不仅仅是葡萄牙人在这么做。在莫卧儿帝国的鼎盛时期，有如此之多的欧洲人在莫卧儿军队中服役，以至于朝廷在德里城外为他们建造了一个特别的郊区，称为“外国人城”（Firingi Pura）。外国人城的居民包括叛教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其中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并在一个被称为法拉希西·汗的法国人的带领下，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外籍团。【20】

莫卧儿帝国并没有垄断这些叛教者：帝国的竞争对手，即控制印度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四大德干苏丹国[6]，也热衷于利用欧洲人的服务。例如，在比贾布尔的阿迪勒·沙王朝[7]的宫廷中，就有贡萨洛·瓦斯·科蒂尼奥，他以前是果阿的一个有势力的地主，因谋杀罪入狱，后来逃到比贾布尔，皈依伊斯兰教。在这里，他得到了“收入丰厚的土地，作为一个纯粹的摩尔人，与妻儿一起生活”。【21】

缠腰布（dhoti）

一个世纪后，当大批英国人开始抵达印度时，英国叛教者也往往投奔德干高原的几个苏丹国。早期的英国商人尼古拉斯·威辛顿写了一篇关于最早的叛逃事件之一的目击者记录。他清晰地描写了17世纪初在印度流窜的独立欧洲人的数量，这些人都一心要发家致富，并做好了相当的准备，如果有必要，他们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效忠对象和宗教信仰。威辛顿也清楚地表明了割礼的固有危险。对许多考虑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来说，割礼是最大的障碍。威辛顿写道：“有一个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以前从我们的船队跑到葡萄牙人那里，又从他们那里跑到我们这里。”

这样经过德干地区时，他被另一个英国人（已经当了摩尔人，并住在那里）说服，皈依伊斯兰教；他这样做了，受了割礼，当地国王给他发放每天7先令6便士，允许他与国王同桌吃饭；但他在受割礼的八天后就死了。

同样，我们的另一个同伴，[一个小号手]叫罗伯特·特鲁利……到德干去见那里的国王，带着一个德意志人当翻译，因为他懂那里的语言；到了那里，他俩表示愿意皈依伊斯兰教，国王客气地接受了。于是，特鲁利受了割礼，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国王也给了他一大笔津贴，他与国王继续交往。但他们给那个德意志人行割礼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受过割礼（因为他在波斯待过）。德干人发现他已经是穆斯林了，觉得受了骗，所以不接待他。于是他回到阿格拉，为一个法国人服务，又成了基督徒，经常和主人一起做弥撒……因此，德干国王那里有四个英国人当了摩尔人，还有许多葡萄牙人。【22】

这些早期的欧洲叛教者从自己社会的边缘出发，成为欧洲世界和印度世界之间的重要中介。他们还展示了，将这两个世界分开的边界具有多么显著的多孔性和流动性。从16世纪中叶开始，许多人逃离葡属果阿；一个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地区苏拉特的桥头堡又出现了新的叛逃浪潮。欧洲在印度的殖民地的边境地区发挥了它们在随后三百年里将继续发挥的作用：在这些边境地区，身份类别、民族忠诚的观念和权力关系往往是灵活的，自我改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乔丽”（choli，印度的女式短款紧身胸衣，往往是透明的）

[1] 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摩尔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摩尔人”也被用来泛指穆斯林。这里就是这个意思。

[2] 亚力酒为南亚和东南亚产的一种蒸馏烈酒，用椰子汁、糖蜜、米或枣子等制成。

[3] 有一位旅行者讲了个故事，说他在果阿接受宴请时，从宗教裁判所来了一名信使，给宴会的东道主送来一封短信。东道主“顿时面色煞白，心事重重、浑身战栗地拆开信”，以为自己要被裁判所逮捕了。但实际上宗教法官只是想从他的果园里讨一些芒果。于是东道主赶紧摘了芒果送去；“当晚他就砍伐了自己的芒果树，以确保家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吸引宗教裁判所的注意”。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宗教裁判所的看法，见A.K. Priolkar, The Goa Inquisition（Bombay, 1961）。另见Sanjay Subrahmaniyam,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93）, pp.83-4.。（作者注）

[4] 印度的王公（Raja）一词源自梵文，大致即国王、君主之意。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后，印度教君主称Raja，以区分伊斯兰教君主的“苏丹”等称号。Raja也常被译为“土邦主”“拉惹”等。

[5] 若昂·德·巴罗斯（1496—1570）是葡萄牙最早一批伟大历史学家之一，被誉为“葡萄牙的李维”。他记述葡萄牙人在亚洲和非洲生活的史书最有名。

[6] 原文如此。一般的说法是德干高原有五大苏丹国，是中世纪后期统治印度德干高原的五个穆斯林政权，分别是艾哈迈德讷格尔、贝拉尔、比德尔、比贾布尔（阿迪勒·沙王朝）和戈尔康达（顾特卜沙希王朝）。德干高原原本有一个巴赫曼尼苏丹国，存在时间为1347—1527，是一个波斯化的穆斯林政权，长期与毗奢耶那伽罗帝国交战。五大苏丹国陆续从巴赫曼尼苏丹国分裂出来。虽然都是穆斯林政权，但五大苏丹国统治者的民族背景不同，比如比德尔和比贾布尔的建立者是格鲁吉亚人，戈尔康达的建立者是土库曼人。五大苏丹国虽然互相竞争，也曾在1565年联手摧毁了毗奢耶那伽罗的都城。1574年，贝拉尔被艾哈迈德讷格尔吞并。剩余的四个苏丹国陆续被莫卧儿帝国吞并。

[7] 阿迪勒·沙王朝，或称比贾布尔苏丹国，是南印度的一个穆斯林政权，是巴赫曼尼苏丹国解体后的德干高原五大苏丹国之一，以比贾布尔为首都，存在时间为1490—1686年，最终被莫卧儿帝国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