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经典:评《志愿军2》与电视剧《上甘岭》
国庆期间我观看了影片《志愿军2:存亡之战》,这几天又看了几集央视一套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版《上甘岭》。这些表现抗美援朝的最新作品当然有很多优点,然而与1956年版的《上甘岭》、1964年版的《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比起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1956年拍摄的故事片《上甘岭》中,有一个只有11秒钟(37:44-37:54)的镜头:(45师卫生员王清珍——《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原型)
在上甘岭坑道里照料伤员的卫生员王兰坐在一名重伤员身边,脑袋摇摇晃晃差点儿睡着,一激灵又醒了过来。她脸上表情一惊,马上捏住了伤员的手腕。
这部影片我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遍,却从没注意过这么一个短暂的没有台词的细节。
直到B站上有网友发弹幕说:她这是在探伤员的脉搏。在这种缺水缺药、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下,伤员随时可能出危险。卫生员一个人照顾那么多人,犯困的时候,也弄不清自己到底睡着了没有,睡着了多久,所以一醒来就摸伤员有没有脉搏。
战斗的艰苦卓绝、战士的英勇顽强、战友的深情厚意,让这11秒钟变得那样饱满。
然而镜头没有在这儿给特写,没有任何刻意渲染,而是一运而过,很自然地过渡到正走进来巡视的张连长。连长看到小王犯困,让她去休息,还感叹了一句:“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这话可倒让迷迷糊糊的小王彻底支棱起来了:“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儿七天七夜了!”
不料连长还是没有从“女同志终归是女同志”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认为这女孩一定是扛不住在诉苦,又感叹了一句“不容易啊!”,叫醒了战士毛四海,让他协助卫生员工作。毛四海本来以为有什么紧急任务,一听是帮个女孩子干卫生工作,老大不乐意。连长说:“暂时的。”毛四海还是不甘心听一个小丫头使唤,又问连长:“那谁领导谁啊?”连长很干脆地回答:“她领导你!”等连长走后,毛四海没好气地问王兰:“你要我干什么吧?”王兰也有些不高兴了,冷冷地说:“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儿怪!”这一句对连长的吐槽差点儿让毛四海和她争执起来,王兰怕吵醒伤员,连忙向毛四海“嘘”了一声。
这部《上甘岭》之所以成为好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与这种极富层次感而又极为自然朴实的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
而今天的这些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与经典之间存在的差距,除了思想意识(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确是思想红、作风正)、历史环境(那时候离战争年代很近)、人员素质(那时候的编、导、演人员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演兵就要先当兵,还要认真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认真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等因素,表现手法不够高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大多数作品至少存在以下3方面的问题:
1.台词太“满”。例如《存亡之战》里想要表现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从而揭示出他们在前线英勇奋战的根本动力。这个考虑当然是很好的,然而编导是怎么表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无休止地硬加台词。一开始是安排李默尹的儿子李想边挥舞红旗边“报地名”,历数自己坐火车经过了什么地方;之后又安排战士们一个个去闻李晓送给李想的那朵干花,一个个来讲自己家乡有什么什么,还在冲锋途中让战士们一个个自报籍贯。而1956年版《上甘岭》中则是战士们知道了要在坑道中长期坚持之后,自然地进入了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逗松鼠、下象棋、打扑克、吹笛子……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王兰唱出了那首著名的《我的祖国》,而镜头也随着守卫在坑道口的战士的视线,很巧妙地从坑道中拉到了祖国大地上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水库、桥梁、港口、工厂……形象地诠释了歌词中的“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没有一句台词,但这些音乐和镜头语言将“保家卫国”四个字推向了震撼人心而出神入化的境界。又如刚才说的王兰为伤员把脉那一段,也是一句台词都没有,而该有的情感都表现出来了。 要知道电影一开始是没有声音的,那时没有声音,为什么也能叙事、抒情、表现主题呢?那么,后来电影加入有声台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把作品的全部内涵都放在台词里说尽,而不给那些非语言表现方式任何发挥的余地吗?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怎样处理台词与非语言表现方式的关系呢?
然而现在的战争片编导们对自己以及演员在这方面的能力似乎完全失去信心了,于是一方面是台词膨胀冗滥,毫无余味;另一方面,非语言表现手段只剩下埋炸点、淋血浆,搞视觉刺激,人物的体态、动作则完全淹没在烟火爆炸的特效之中,生产不出任何意义。
1956年版《上甘岭》中战士们排着队与敌人进行机枪对射、大反攻发起前在坑道里待命出击的战士们浮雕般的群像、1964年版《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持爆破筒屹立于群山之巅的雄壮身形与坚毅表情……这些著名的场面与形象在今天的影视中几乎绝迹了。不要说这样的高光场面,现在的战争片导演甚至几乎拍不出有正常生活气息的场面。前面提到的1956年版《上甘岭》中,通讯员小杨要王兰留一壶水给连长、王兰边照顾伤员边打瞌睡、战士们在坑道里抓松鼠……都富有清新朴实的生活气息,特别是从战士们在坑道里休息娱乐极自然地过渡到与王兰合唱《我的祖国》,更是日常场面与高光场面的完美融合。高潮都是一朵朵小浪花累积而成的,现在的编导拍不出这样正常的、自然的生活场面,也就无法拍出令人信服的高光场面,只能靠炸点乱炸,靠注水台词硬堆了。
2.台词太“假”。今天不是默片时代,影视剧当然应该有台词,也应该写好、用好、说好台词。问题是,现在很多战争片台词做不到贴近历史、贴近现实。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以为过去的电影强调意识形态、政治导向,强调思想性、教育性,所以台词一定“假大空”,一定喜欢板起面孔训人。可实际上呢?正因为老一辈的电影工作者在骨子里是有信仰的,所以他们反而把信仰完全生活化了,而不是让信仰游离于生活之外。表现在作品中,就是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经典台词,都是随着情节的推进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发于所不得不发,止于所不得不止,而不是为了应付交差或自我感动而强行加戏、硬性拔高。
例如1956年版《上甘岭》中,师长得知在表面阵地完全失守的情况下,我退入坑道的几个连队利用反斜面打退了敌人对五圣山的大规模进攻,一开始是不敢相信的,一再要求三营长核实情况,语气中还带上了压力:“你的报告要是不确实……”直到黄团长打来电话告知敌人确实完全停止了对五圣山的进攻,他才由衷地称赞“奇迹!”并对政委感叹道: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顶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来着?”
这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台词,也堪称全片的点晴之笔,但毫无突兀、生硬、做作之感。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情节已经作了充分的交代,告诉我们这为什么是一个奇迹,而这位师长一直就是相信他的战士们的,只不过这样大的战果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当情况核实以后,他当然知道这是战士们以怎样的英勇、付出怎样的牺牲换来的,当然会为自己的战士感到骄傲,甚至为自己刚才的怀疑,为自己还不够了解自己的部下,不够了解党所教育出来并交给自己的这些战士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在这样的情境和心态下,这样一位指挥员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一点儿也不是拔高。而且,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因为看到前线的指战员能够经受这样大的考验,创造这样的奇迹,师长才敢于对未来的战局发展进行谋划,提出新的作战思路,这也为之后的情节推进做好了铺垫。
而我们现在往往喜欢让领导把“信仰”“我们是有信仰的军队”“我们为信仰而战”这样的台词挂在嘴边。比起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有些作品如《亮剑》故意淡化虚化我党我军的信仰和政治思想工作,最新的这些作品强调信仰,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值得肯定。然而,这么一种强行说教式的强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抽象的。而实际上呢?我军的领导也好、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好,并不是居高临下、板起面孔向大家硬性灌输什么信仰,而是像这位师长一样,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欣赏、尊重我们的战士,所以往往是先从战士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发现他们的觉悟和追求,然后再进行教育、鼓励和引导。
例如比《上甘岭》还早一年的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当上八路军第一次参加战斗,仅有的10发子弹打了9发,却没有任何战果,赵连长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董存瑞感到很委屈,觉得有话没处说。王指导员察觉到了,对赵连长说四虎子(董存瑞小名)情绪不好,对他批评可能太猛了。连长却说:“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了!”指导员说:“所以呢,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连长点头:“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有点儿偏爱?啊?”指导员笑着说:“嗬!你这个爱法儿,这个方式儿,可够他一受啊!一块好毛铁,想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连长一想说得对,连忙找到董存瑞。于是二人一边在河边散步,一边有了以下的谈话:
连长:“还窝火儿呢?是不是起心眼儿觉着跟我当这份儿兵不容易呀?嗯?说话呀?”
董存端:“有点儿。”
连长:“嗬,干嘛有点儿?是啊,如今扛枪杆儿闹革命,是有点儿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真没离开奶妈呢。”
董存瑞:“报告连长,我革命是倾心乐意的!”
连长:“对呀,革命是倾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嘛!”
董存瑞:“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连长:“什么劲儿?”
董存瑞:“革命劲儿呗!”
连长:“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地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鼓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让这股革命劲儿溜跑了可也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董存瑞:“为人民服务。”
连长:“前边儿还得加上:无限地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就是人生的宝贝啊!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他是领着董存瑞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后来牺牲了。董存瑞挨批评后曾对战友说王平同志在就好了,还能有人说心里话。),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董存瑞:“连长!嗯……”
连长:“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
董存瑞:“不是!我是说,呵,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地厉害点儿。没啥,行啊!
连长:“好啊,四虎子。喏,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董存瑞:“呵呵……”
像这样的平等相待、推心置腹、设身处地、循循善诱,才是真正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才是我党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人心无往不胜的法宝。
再说1956年版《上甘岭》里王兰对连长那句“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表示不满的那些话,也是有弘扬“男女平等”的教育意义的。然而,这些台词也并不是刻意编出来蹭“女权”这个热点(虽说那时妇女解放还真是宣传重点之一),而是前面情节自然发展的结果:王兰本来并不是连队里的战士,而是团里派到坑道里检查卫生工作,因为仗刚好打起来了才留在这儿的。所以七连长(已牺牲)和刚换上来的八连长都一心想把她送回后方,想必不仅因为她是女的,也因为她是团里派来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好向上面交待。可这位十几岁的女兵(王兰的原型,志愿军45师卫生员王清珍当时才16岁)哪会想到这些,只觉得是他们瞧不起女的,不信任自己,而这是她作为一名战士所无法接受的。
而前面所提到的《志愿军2》中那几处表达爱国情感的台词,给人的感觉是硬加进去的,或者说,是为了要说出这些台词,才在故事线之外加入了李想挥红旗、带干花等情节。战士们在战场上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去闻一朵干了的花?为什么要这样来回忆自己的家乡?这很不自然。
可是在1956年版的《上甘岭》中,在坑道被敌人严密封锁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张连长让一排长陈德厚给大家“干说”一段故事鼓舞士气,一排长讲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刺激战士们分泌唾液缓解干渴,收到效果后,战士们也有样学样,纷纷回忆起家乡的蜜橘、广柑乃至小时候掉到河里的经历,以这些“精神饮料”来抗击极度的干渴。这中间当然也表达了战士们对祖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可这种表达就来得非常自然,因为它完全就是由现实的斗争所激发出来的,是战士们与敌人制造的极端的恶劣生存条件(之前七次去下山抢水的战士都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牺牲了)作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影片在也非常真实地表现了“精神饮料”的作用毕竟有限:这一招一开始“真灵”,用了几次之后,战士们再怎么念叨“酸梅,酸得不能再酸了……”也分泌不出一滴口水了。张连长仍然要组织人抢水,为了让渴得极度衰弱的战士有力气下山抢水,他又动员大家拿出打敌人碉堡的勇气来吃压缩饼干,并向大家示范如何在一滴口水没有的情况下干啃干咽压缩饼干,说:“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多了!”所有这些台词都没有任何空话套话,也没有故作惊人之语或是强行“催泪”“煽情”,而是非常自然、完全生活化的,让我们切实感到:在当时要把斗争坚持下去就得这么想,这么说。
而电视剧版的《上甘岭》却让一名年轻的女兵一脸阴沉地对战友们说:“要么赢,要么死!”这种话一听就完全不是我军的语言风格。事实上,这话是迦太基的汉尼拔在进攻罗马之前对他的部下说的,我在《世界演讲名篇》中读到过——估计编剧也是从那儿看到,觉得很“燃”很“热血”,然后硬套进来的。可是汉尼拔说这话是鼓励他的将士打进罗马烧杀抢掠,而且他最终是被罗马军队打败了,用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的志愿军,合适吗?就抛开政治色彩,这种话也既不符合我们的民族风格,又不符合上甘岭战役的特点:这一战役对我军最大的考验不在于有没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勇气,而在于能不能长时间忍受极端恶劣的环境,以最顽强的毅力坚持下去。这种脱离当时环境的台词纯属编导的闭门造车,自我感动。
3.章法太“乱”。经典的革命战争影片不但有完整的故事线,而且能将节奏的疾缓,力度的张弛,态势的起伏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有条不紊、细腻流畅,既有奇峰突起,壮怀激烈,又有来龙去脉,烘云托月。这些特点,在本文之前的介绍中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了,我就不多说了。可是现在这些战争片似乎缺乏这种谋篇布局的慧眼与精雕细琢的匠心,一味强行堆砌所谓“泪点”“燃点”,文戏只有貌似慷慨激昂实则生硬苍白无凭无据的“煽情”;武戏只有一堆炸点和血浆包。人物的塑造不但做不到立体丰满,而且言行缺少可信的逻辑,要么阴冷面瘫,要么用力过猛,整个给人一种“不正常”“神经质”的感觉。编导不知道自己想讲一个什么故事,演员也不知道自己想塑造一个什么角色,只能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想,有一搭没一搭地尬演。
《志愿军2》里,相对来说还只有朱亚文饰演的那个军工专家吴本正的形象稍微立体一点儿,前后还能看出这个人物的思想与成长的逻辑:一开始认同新中国为老百姓做实事,毅然回国效劳,但虽有报国之志,却只看到中美物质力量的悬殊,反对出兵;接着出于一名科学家的责任感还是来到前线考察武器装备,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真正理解了我们的战士,也理解了前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武器,我们需要怎样的国防现代化。描写这样一位被战争所教育的海归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这部影片的一个很大的创新和亮点,对今天的人们也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意义,那就是知识分子不但要爱国,而且要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向他们学习,忠实地为他们服务,才能真正脱胎换骨,施展才干,有所作为。我作为一名教唯物史观的思政课教师,是能够接收到这个内涵的。可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能不能接收到呢?那可就难说了,因为朱亚文演技虽然好,但编导给的这个人物和故事还是粗糙了一点儿。这可能也和编导想讲的东西太多、提炼不够、笔墨不集中、主副线关系不明朗,互相支持不够有关。而其他的人物几乎都无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都没有立起来。吴京饰演的63军军长傅崇碧是历中的真实人物,可影片让我们几乎看不出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因为影片刻画战争太过于沉溺于模仿美式大片的“打打打”“炸炸炸”,而没有继承中国从古至今的战争文学注重战略谋划的传统,并没有像《上甘岭》《南征北战》《大决战》等经典影片那样,将双方首脑和将领的排兵布阵、指挥调度以及斗智斗勇的博弈讲清楚。
至于网传的将毛主席的戏份都删掉,如果属实,就更不应该了,因为从第三次战役开始,抗美援朝究竟是“速胜”还是“缓胜”,以及如何配合国际国内的斗争全局,以战争来达到最佳的政治效果,就成为毛主席苦心思虑的问题,也最能体现他的战略水平与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这里还要提一下张子枫:她无疑是一位很优秀的年轻演员,可这一次她在《志愿军2》中对李想这个人物的塑造却不能说是成功的。这个人物当然童年时代与父亲失散经历过一些不幸,但张子枫在这点上表现得没有把握好分寸,把这个人物塑造得过于自怜自艾和阴冷苍白,反而不能引起人们的共情。其实,我们的志愿军女兵应该是更加阳光开朗,富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英雄儿女》中的王芳也经历了童年的不幸,但她总是那么活泼、乐观、坚强,而且人们越是看到这样乐观活泼的女孩竟有这样艰难曲折的经历,就越会喜欢她,疼爱她,这个人物才立体了,丰满了,令人有回味了。在革命队伍里是有无数这样可亲可爱的女战士、红小鬼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报道了很多这样的人物。我们的编导和演员想要塑造出令人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可是要动人,并不是一味地去表现悲苦,而是要真正走进历史,走进那个年代的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了解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的家庭都横遭不幸,而那些男女老少是以怎样的心态与格局去抚平伤痛、拥抱光明的。
另外,现在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几乎都不会正面表现朝鲜军民,这也是很不应该甚至很不正常的。
我上课时对同学们说过,在影院看《志愿军2》的时候,我是波澜不惊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已给看过很多的抗美援朝书籍和影片(包括纪录片和故事片),却能发现有不少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还是挺受感动的。我不时能听见观众们看到那些悲壮场面时的叹息和小声的议论,说没有想到这个仗打得这么艰险,那时候的战士这么勇敢。身边有个男孩甚至要递纸巾给他的女朋友。能打动这些年轻人,当然也是影片的成功之处,但我又想,这份感动更多地可能是因为那段历史本身的力量,而不是因为影片的艺术魅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影片是充分表现了那段历史、那些英雄,还是打了很大折扣甚至还有些模糊与混乱?与我所列举的那些经典相比,这暂时是要打上问号的。
我所表达的不是苛求,而是诚恳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