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韩国女作家？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用充满诗意的文字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

记者 | 孙若茜

在获得诺贝尓文学奖之前，韩江曾经在2016年凭借小说《素食者》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布克奖的韩国作家。2018年，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并且在同一年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2019她获得西班牙圣克莱门特文学奖。2022年以长篇小说《不做告别》拿下大山文学奖、金万重文学奖。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0日，韩国首尔，首尔火车站的新闻节目中，电视屏幕上显示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的照片（图｜视觉中国）

《素食者》是一部写作于2004年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原本在别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韩国女人英惠，因为突然间不断地梦到血腥、杀戮而决定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并最终完完全全地将自己当作一棵植物的故事。2015年，这部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2016年时，这本书已有中文译本，书名被译为《素食主义者》。当时，以布克奖为由，我在本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它，文中采访了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副教授崔一，对韩江的写作及韩国文学的概况做了介绍和分析。

当年，韩国文学在国内的译介很少，我能说出一连串韩国电影和韩剧的名字，但是韩国小说，几乎没读过。因此，很想知道韩国文学大体的样貌。崔一教授在采访中说，韩国的美学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绝对性的价值取向的，比如追求悲壮美、崇高美、神性美等等，相对中国文学一直以来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终极关怀、日本文学具有的强烈的自然关怀，韩国介于两者中间，更倾向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可能是韩国文学当时无法在世界上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不够大气。但反过来说，倾力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正是一些韩国文学作品能脱颖而出的原因。

韩国女作家韩江与她的作品《素食主义者》 

韩江在《素食者》中探讨的就是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吃素这件事，我们以为平常，但在英惠的生活框架中被视为极其叛逆的举动。它完全击碎了英惠与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疯狂地搅动了他们的关系，暴力、欲望、抛弃、占有，每个人对待英惠的方式不同，但同样地自私和粗暴。小说共分为三个部分，《素食主义者》《蒙古斑》和《树火》，分别以英惠的丈夫、姐夫、姐姐的视角切入，看待并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三部分间相互映照、连续，又彼此独立。其中的《蒙古斑》是韩江在2005年写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凭借它作者拿下了第29届李箱文学奖。作为韩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它牢固地奠定了韩江在韩国文坛的地位。韩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恰恰就来自作家李箱的笔记中的一句：“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她因对这句话念念不忘，最终写出了想成为植物的人的故事。

想要成为植物是为了远离与人的争逐，摆脱暴力和黑暗。“我们能否忍受暴力和美丽混淆的世界？”作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又进而将问题引向“在生活里应专注于人性的哪一面？”韩江形容自己的作品是在“质问人间的复杂格斗”，“通过这么极端的故事，我感到我可以提问最难的人性问题”。这本书的英文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认为，要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探索创造一个纯真世界的可能性，正是韩江写作的动力来源，不论《素食者》还是她的其他作品。

韩国女作家韩江

对暴力的关照始终存在于韩江的作品里，这或许应该追溯到她的生活经历：她1970年出生，是全罗南道光州人。虽然1980年的“光州事件”爆发时，韩江年幼且当时正居住在首尔，但她始终是光州人，这一点决定了她无法侥幸错过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她在家中衣橱深处发现了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影像资料，照片上记录着“光州事件”中充斥的杀戮和虐待，因此她很早就对暴力有明晰概念，对人性持有怀疑。

对照《素食者》，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为最大荣耀的英惠父亲，其军人身份就带有明确的指向，他既是韩国社会中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又是故事中暴力的代表。书中英惠有一段清晰的童年记忆：9岁那年她被家里的小白狗咬了腿，父亲就把狗拖绑在摩托车上绕着村子行驶，一圈、两圈……直到跟着跑的小狗嘴里吐出白沫和鲜血被活活累死，被当作晚餐端上桌。她知道，父亲之所以放弃原本将它吊在大树上，边用火熏，边用木棒揍它的处死方式，是听说这样可以保持肉质的鲜嫩。听说被狗咬后要吃狗肉才能被治愈，英惠也吃了一口，从此，她永远也无法忘掉小白狗边跑边看她的眼神。

相比吃素后，父亲用暴力的方式逼迫英惠进食，这段童年回忆的画面无疑更加残暴和变态。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英惠之所以走向极端的关键诱因之一。2010年，当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成为当年圣丹斯电影节的十部竞赛片之一时，导演林武成在片中用镜头强调了父亲的家暴——不管是对待那只小狗还是对待英惠的母亲，英惠童年时累积的心理阴影对她之后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被更加明确地放大了出来。如果一定要将作品与作者的经历进行关联，那么“光州事件”对韩江心灵的冲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英惠亲临暴力。

韩江的长篇小说《少年来了》，是对“光州事件”的直接讲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副教授崔一说：“‘光州事件’对光州人内心留下的创伤是现在进行时。一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对抗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光州人的创伤不仅来自面对枪炮时的恐惧，更来自孤立的绝望，面临有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被消灭，从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中消失。‘光州事件’现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关照和查明。好多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活着，原因不同，但是都不愿意说出真话。当历史没有被解释清楚时，记忆永远都是现在进行时。”

“讲述‘光州事件’的作品不少，但是韩江的作品颇有特色。主要是她对历史事件的关照，既不是宏大叙事式的，也不是个人的琐碎叙事。她相对倾向于阐明身体、精神等个体生命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再现。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卓越，却颇具特色。”崔一解读说，韩国当代文学的60～80年代是“政治性自我”或“意识形态自我”的时代，反独裁、民主化、南北统一等政治诉求是那一时代文学的主要命题。作家的“自我”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构筑，被“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所支配。所以没有“自我”，只有“他者”。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独裁政权的没落，需要与之抗争的现实突然消失。“敌人”（也就是“他者”）没有了，“自我”也随之消失。于是韩国文学进入到“后政治时代”，从宏大叙事转入个人叙事，作家或作品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转向纯粹的“个人”或“自我”，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诉求等成为文学的主题。

韩江1994年凭借短篇小说《红锚》崭露头角。到了90年代末，韩国文学开始出现又一次转向，从“后政治时代”或“自我的时代”转向“普遍的时代”。作家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个人之外的“他者”，却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而是更具有普遍性的“他者”或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他者”，例如欲望、价值、人性等。尤其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如申京淑、孔枝泳、殷熙京、金爱兰、韩江等等。她们的写作已经不能单纯地从“女性主义”的话语去评价。其中，韩江写作的一贯主题，就是对人的暴力性的反思。

韩江的父亲韩胜源，是70年代韩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1988年曾获第12届李箱文学奖，其文学成就也足以写进韩国当代文学史。韩江在14岁就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自然和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韩胜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小说家的家里到处是书，女儿从小在书堆中摸爬，走上文学之路，不足为奇。事实上，韩江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是小说家。但是在具体的写作上，韩胜源关注的是人的普遍性价值，或者说超越性价值，更多探讨精神、灵魂、宗教，韩江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写作风格也与父亲截然不同。

黛博拉·史密斯认为：“她（韩江）建立了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笔下的角色可以无比残暴，同时无比善良。她所写的内容通常很极端，不是极端的性行为，就是极端的暴力和戏剧冲突，但她的语言从来不是大喊大叫的类型。她的笔法很自控，但不是纪实报道式的冷漠。我觉得，她对过度煽情和冷眼旁观之间的平衡把握得刚刚好。”

韩江获得2024诺贝尔文学奖

当《素食者》全新的中文译本出版时，我采访了作家韩江。她选择性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素食者》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如果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又是谁？英惠的身体在被姐夫画上花之后，她就不再做噩梦了，治愈她的是什么？她和姐夫之间的相互牵引来自什么？

韩江：在这本由三章组成的小说中，主角英惠身为叙述者却没有声音。英惠只作为不被理解，欲望和同情的对象存在于故事之中，她的告白在第一章中以梦的旁白登场。三章的三个叙述者都没有掌握英惠的真相，而在那空白中理解她的真相这件事只能交付于读者。正如你提到的，第二章中的英惠作为一个艺术家综合的欲望对象存在于故事之中，但这个叙述者最终也没有掌握英惠的全貌，他也失败了，进而陷入了因自己的欲望而招致毁灭的典型悲剧。我认为在这本小说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失败的空白，以及空白中鲜活呈现出的一个女人不可能实现的信念（成为一棵植物）。

三联生活周刊：你笔下的暴力是多种多样的，身体上的、语言上的等等，你认为人对暴力的使用和理解是在不断变化的吗？在你看来，何种暴力是最可怕的？

韩江：这本小说的台词中有一句是：“你现在不吃肉，这个世界就会吃掉你。”还有另外一句重要的台词是：“爸爸，我不吃肉。”英惠几乎是在以可以称之为根本主义的信念来拒绝所有的暴力。我们活着就是在伤害着什么的证据，只要我们不能靠吃石头和泥土过活，就必然会伤害什么。在这种不平衡的暴力中，英惠相信唯有成为植物才能免于那些暴力（因为植物只需要水和阳光）。在这个为了拯救自己而接近死亡的反讽中，英惠坚持拒绝进食。就这样，在英惠的世界里，所有的暴力都存在问题性，让她无法忍受。无论是从身体上、语言上，还是思想上，她都变成了一个不愿再归属于人类的人。

韩国作家韩江被宣布为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她的书正在被展出（图｜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你笔下的主人公在暴力面前拒绝进食，拒绝讲话，拒绝让自己也成为同样的施暴者，但并不会因为“拒绝”而免受伤害。

韩江：在这本小说中，有两个强迫英惠吃东西的场景，第一章中参加过越战的父亲打她的耳光强迫她吃肉的场景与第三章中医生强制为她插管导入流食的场景相互重叠。这个世界摧毁了拒绝各种暴力、渴望拯救自己的英惠的意志。在现实中，英惠看似疯了，但在英惠的世界里，包围着自己的世界才处在疯狂的状态。针对正常与疯狂提出根本性的质疑的英惠，并没有得到那个世界的保护。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认为，你的作品时常写极端的暴力、极端的美，或者极端的性。“极端状况”更容易吸引你吗？

韩江：至今为止，我一共发表过7本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的构架和温度都不一样，其中也有极力想要接近寂静于沉默的小说。在写一本长篇小说时，想要呈现的问题、形象和文章都会以当下特有的方式重新结合进而展开。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止一次提到过自己身体遭受的疼痛，手关节、脚踝、偏头疼，疼痛为你在写作中追索的问题带来过什么特别的理解吗？

韩江：可以说这些疼痛成了一种契机，让我意识到自己拥有身体、拥有有限的生命。现在我已经变得健康了。

三联生活周刊：色彩常在你的写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什么？

韩江：写小说的时候，我努力尝试把眼前浮现的画面和五感灌入文章中，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历史的写作和观照很特别，既不是宏大叙事，也不局限在对个体的琐碎记述。你认为有关历史的书写，最为理想的方式和状态是什么？

韩江：在创作被称之为历史事件的小说时，我会努力让那些感觉和感情借助鲜活的人体和语言穿过过去的那段时间与空间。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那些事件传唤到现在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自己在每篇日记中都会写两句话：“现在能拯救过去吗？”“活着的人能拯救死去的人吗？”有答案了吗？

韩江：我在20多岁的时候，经常会在日记上这样写。步入40岁以后，在写《少年来了》的时候，才又想起了那些文章。在写《少年来了》的时候，起初我以为现在可以帮助过去，但之后在我非常辛苦的时候，觉得很难完成这本小说的时候，反而觉得那些逝者在帮助活着的我，让我能够继续前进。这给了我一种跨越生死、连接彼此的奇妙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