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不确定性：中国、特朗普与四方安全对话的暗淡前景

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

菲律宾理工大学地缘政治学教席主持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接见了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庆祝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对日益紧张的对华关系表示担忧。印度采取了旨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举措，但其日益强硬的态度可能导致该国与四方安全对话保持距离。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这可能给联盟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最后一次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而这有可能是他离任前的倒数第二次外交行动。这是一次苦乐参半的会议，因为美国总统一方面庆祝了战略合作的深度和势头，另一方面敲响了对迫在眉睫的未来挑战的警钟。

拜登现在不再关心连任，所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忘记关闭麦克风公开批评中国。但是，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联合声明中表现得更加谨慎，他们强调共同利益和合作，而不是将自己作为反华联盟。

▲9月21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美国特拉华州召开。

然而，此次峰会宣布的主要举措显然是针对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四国领导人宣布扩大在尖端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并启动联合海上演习，以应对中国在邻近海域不断扩大的海军影响力。

事实上，四国集团甚至暗中批评中国，强调它们对南海及附近海域日益恶化的海上争端“深感担忧”。不出所料，中国对此作出回应，指责四国集团正在建立冷战式联盟，通过制造地缘政治分歧和紧张局势“煽动对立和对抗，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

近年来，拜登政府致力于将四方安全对话制度化，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未来的道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明年如果成为总统，可能严重削弱与关键盟友的关系，加剧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的紧张关系。此外，印度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全球战略边缘地区，目前正享受着自己的“大国时刻”。因此，对于限制其战略自主性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能力的组织，这个南亚大国很可能越来越多地采取回避态度。

中国因素

从一开始，四方安全对话就将矛头对准中国。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这个强大组织的背后缔造者，他积极倡导由部分视中国为威胁的亚洲大国组成“钻石包围圈”。这位保守的日本民族主义领导人几乎凭一己之力，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将“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和学说推向主流：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十年后达到顶峰。

▲9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拜登在QUAD峰会上的涉华言论时称：“‘四边机制’在美方的印太战略中被定位为地区的首要领导机制，是美国围堵中国、维护美霸权的一个工具。”

起初，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极不愿意加入任何带有反华联盟色彩的组织。本世纪前十年执政期间，较为开明的印度国大党致力于与中国保持稳定（即使不是温热）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即便当时能够流利说中文的陆克文执政的澳大利亚政府，也致力于和中国建立并保持充满活力的商业关系和富有成果的外交关系。

经历了艰难的离任过程，安倍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重返政坛，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崛起，包括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为四方安全对话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势头。此时，澳中关系开始恶化，因为越来越多的指控认为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行动。

特朗普政府特别支持安倍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而该政策毫不含糊地将中国称作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但是，华盛顿对本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视而不见。最明显的案例是特朗普单方面征收关税和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这显然破坏了整个印太地区的基本自由。

拜登政府上台后，迅速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多边合作、经济合作，同时在国际外交领域侧重磋商，尤其是和亚洲盟友的外交往来。重要的是，拜登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希望使四方安全对话制度化，措施包括召开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并强调四方安全对话的“共同民主价值观”，为该强国集团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四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拜登的家乡举行，一开始就颇有看点。拜登大举发动外交攻势，他对来自其他成员国的到访者表示：“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考验着我们。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他还说：“至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希望专注应对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的动荡。中国政府还希望争取一些外交空间，在我看来，目的是为了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这一点凸显出中国因素继续主导着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战略。 

并非那么简单

拜登与其他三国领导人急于确保四方安全对话的长期可持续性，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合作举措，重点关注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下一代技术、网络安全甚至海上安全。他们承诺，将扩大基于2022年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的战略合作，明年举行首次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

对此，中国的高级专家批评四方安全对话以牺牲地区安全为代价，宣扬“集团对抗”思维。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指责该强国集团“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损害地区国家的互信与合作，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繁荣的亚太大势背道而驰，注定走不远，更走不通。”

中国有理由感到担忧。毕竟，过去三年，四方安全对话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加强了与正在崛起的印度的全面战略合作。然而，四方安全对话仍面临多重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可能破坏四方安全对话的长期生存能力和内部凝聚力。

麻烦的迹象很早就出现了。2022 年，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讲话。当我问他如何看待四方安全对话正成为“亚洲北约”的说法时，他坚称印度最终会走自己的路，不受任何联盟结构的约束。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南亚大国公开反抗华盛顿，不仅拒绝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甚至扩大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并坚持从俄罗斯购买主要武器系统。

随着崛起的印度拥抱其大国地位，并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它很可能与任何由华盛顿主导的集团保持距离。而拜登政府预计它与新德里的关系可能更加紧张，所以与韩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甚至英国等主要条约盟友制定了三边和微边安全安排。无论明年谁接替拜登，这种趋势都可能继续下去。

但是，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可能给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他坚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三大恶习，情况则会更加糟糕。总的来说，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可能会加速大国竞争，疏远印度等新兴大国，并且无意间迎来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后美国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