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性执法，对民营经济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趋利性执法，对民营经济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而且，不是只伤害被执法的一家民营企业，而是伤害一大片。因为不同的民营企业老板和业务人员之间，是有圈子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有一句话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负面、焦虑的信息或情绪传播，比正面的要快很多。人类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在早期由于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稍不注意便可能被其他动物袭击或吃掉，所以对潜在的危险、负面、忧患等信息感受，敏感度非常高。凡是对这些信息敏感度较低的人类祖先，已经在优胜劣汰中被自然淘汰。所以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对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忧患意识、焦虑意识、负面信息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感受等，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刻在基因中的东西。这是帮助人类个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能够时刻保持生存警惕的底层因素。所谓资本的敏感性，本质上也是这种底层基因所引发的反应。

在各种趋利性执法活动中，对民营企业伤害最大的是，异地公安部门的趋利性执法。因为公安部门的权力很大，有权冻结企业财产，限制企业人员的人身自由。公安阶段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最长时间是，37天。虽然法律只给了37天的时间，但是在实践中，37天对普通人而言，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

我不讨论案件本身是否有罪还是无罪，因为不同案件有不同情况，且在不同情况下，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细节的讨论，没法做统一讨论。我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的话，当你被一个异地公安跨省带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并被关了起来，内心基本便崩溃了。或者说，哪怕本人暂时没崩溃，家属基本便崩溃了。

哪怕到了37天截止日，检察院没有批捕，原先做的整个业务线，基本也可能就散了。很少有人会有非常坚强的内心，继续做原先相同的业务。而且，在检察院不批捕的理由中，比较常见的一类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相对来讲，检察院很少会直接认定案件无罪，予以驳回，而更可能会说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不予批捕。

但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可能会继续侦查，即把案件持续挂着，不会撤案。如果叠加这种情况的话，被执法对象也不可能继续做原先相同的业务，只能散了。如果一家企业散了，假设是小微企业的话，背后对应的可能是几十或上百人的就业，假设是中型企业的话，背后对应的可能是几百或上千人的就业。同时，背后还对应了属地地方政府的税收，被执法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税源更少了。

另外，这几十或上百人失业后，会到处说，如何遭遇了不公。我不讨论到底是否遭遇了不公，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技术细节，没法做统一定论，我只是说从传播学角度来讲，这种带有较强负面色彩的信息，会很快在各自朋友圈内传播，最后形成一个相当大范围的受众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上层一直在说要保护民营企业，这些受众群体对上层的这些信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脱节。

对于稍有资产的有钱人来讲，在这种负面信息和生存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会忍不住去办理境外身份，或者至少搞一个港澳身份，把自己的资产转移一部分到境外，分散财富，鸡蛋放到不同篮子里，以做到最大程度的安全。而且，他们的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异地执法。因为中国有数千个县级区域和机关单位，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县级机关都有全国范围内的执法权。在以前卖地收入比较好的时候，这些情况相对不算多。但现在卖地收入减少，有些穷地方县级区域的财政收入可能有些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手里有全国范围内的执法权，你会马上面临人性和利益的考验。

这也是中国大一统体制的一个难点。​

在大一统体制下，决定整个中国法治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不是最高的那块板，而是最低的那块板。不是说，由于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法治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整个中国的法治水平便高，投资环境也相对安全，而是说，由于某个犄角旮旯小破县的法治水平相对较低，整个中国的法治水平，大概便被拉低到那个维度，整体的投资环境安全性，大概也只是在那个维度左右徘徊。

稍有资产的有钱人，我理解不是对北上广的法治水平，普遍失去信心，也不是对中央政府普遍失去信心。他们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来源于这些小破县。但由于中国有数千个县级单位，数量非常多，分布非常广泛，对受众来讲具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对投资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任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