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游库尔德斯坦见闻录（四）古波斯的荣耀(1)

本文全长47787字图片共383幅

本章快速索引

当代穴居社会

大阿塞拜疆

是非之地乌尔米湖

波斯走廊

马哈巴德共和国

世外桃源霍拉曼

楔形文字的前世今生

传说中的贝希斯敦

巴扎里的罂粟

美索不达米亚简史

古波斯与埃兰

苏萨遗址

▲本章节行程热力图示意

当代穴居社会

我们坐上车出发后的第一站，是大不里士南边萨汉德山（Sahand）半山腰的山村坎多万（Kandovan）。抵达大不里士那天，我在路上大老远就看到了萨汉德山，这座休眠火山可算是“伊朗的富士山”，山体是典型的圆锥形盾状隆起，被誉为“扎格罗斯山脉群山的新娘”——这名字听着，让我怀疑这地方历史上是不是曾经实行过“一妻多夫制”，要不然那么多群山怎么就一个新娘呢？

萨汉德山高3707米，底座直径约80公里，以山顶的火山口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出二十多条褶皱沟壑，每条沟壑都是一座山谷，坎多万则是这些山谷里最特别的一个。在我以前的文章里，曾数次提到过坎多万，因为这里的地貌和西藏西部扎达、拉达克的某些地区十分类似，可以看作近古时代穴居形态的活化石。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洞穴住宅虽然与坎多万的亲缘关系更近，但那里由于过度商业化开发，其原始生态面貌已然不复存在。

我们离开大不里士那天是伊朗的“大年初四”，赶上波斯新年黄金周，车开到坎多万村口，居然得要排队买票！这种情况我在国外还是头一次碰到——无论是“进村要买票”还是“景区要排队”，都相当中国特色。门票每人5000里亚尔，再加10000停车费，合人民币总共3毛6，显然是通胀前的定价，约等于不要钱。我见状心想不妙，既然已经进行景区化管理了，是否意味着坎多万已经变得非常商业化了呢？

让我意外的是，尽管我们去的那天游客很多，主干道两边连个停车的位置都找不到，但坎多万的商业化程度倒是并不高，除了在自己家门口卖一点儿当地特产之外，几乎没啥别的商业内容，除了村口的酒店之外连家民宿都没见着。而且坎多万卖的“土特产”大部分都是正儿八经的当地土特产，比方说手工的羊毛垫子、羊毛拖鞋，还有家庭作坊自己做的果酱、蜂蜜。他们可能会从周边村庄采购，但绝不像咱们这边的古村古镇卖的都是义乌统一批发过来的工业流水线“特产”，无论是在云南的丽江还是江南的乌镇，大家的“特产”都高度同质化……话说回来，伊朗似乎也没有“卫生许可证”的概念，按咱们这儿的标准，坎多万村子里卖的都属于“三无产品”。

▲出发后第一天行程示意

▲从大不里士出发，驶向萨汉德山

▲萨汉德市镇，看起来像是一座完全由伊朗政府规划建设的新城

▲伊朗街头的彩绘很多，这是最便宜的装饰

▲在坎多万村口排队收费

▲5000里亚尔的门票，约等于不要钱

▲村子的停车场非常小，车子都在路边停

▲坎多万村子的全景要去对面山上拍，我们没时间，这里就用张网图吧（图片来源：网络）

▲原生态版的卡帕多奇亚

▲当地人还过着传统的生活

▲通过参观这里，我知道了住在洞穴里是需要辅助以大量木结构的，绝不是挖个洞就能住下（图片来源：网络）

▲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大部分洞穴都已经被遗弃，变得非常商业化

▲坎多万即便不住洞穴，大都也是传统的石屋

▲卖东西的当地人

▲各种羊毛制品

▲切糕

▲果酱和手工制品

▲这些瓷器肯定是批发来的

▲手工的民族特色小包

▲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留意背景壁龛里的鹤嘴锄，洞穴应该就是用这个开凿的

虽然地貌类似，但坎多万的规模相比卡帕多奇亚和扎达土林要小得多，仅有数百米长的火山岩土林地貌，总共一百多户人家、六百多口人。对我来说，到这里参观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对原生态的穴居村落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以帮助我想象还原西藏阿里古格王国曾经的面貌。

“坎多万”这个名字源自于波斯语Kando，意为“蜂巢”，正是契合了当地的穴居方式。这个地方的历史已不可考，有说是游牧民族的夏季避暑地，有说是古代附近村民为了躲避蒙古大军入侵来此避难……但无论如何，坎多万都是个极为难得的穴居“标本”，民居以开凿的洞穴为主体，大量使用石头、木头、泥浆等传统材料进行建造；而当地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洞穴是从火山岩里直接掏出来的，装饰和家具非常少，通常只有简单的粉刷，挖个壁龛便是储物柜；房屋虽然通了电，但没有供水系统，连屋顶上的水箱都没有，日常用水需要自己去打水，现代化程度相当有限——相比之下，我以前在卡帕多奇亚住的洞穴酒店，都已经可以用浴缸泡澡了，三通一平上水下水一应俱全，所谓的“穴居”不过是个噱头而已……可以说，卡帕多奇亚只剩一张穴居的“皮”，坎多万则是“骨肉”俱在，探访此地的收获相当大。

▲洞穴可以建出楼层

▲日常家庭的卧室

▲晒太阳聊天的当地妇女，她们身上裹着的这种袍是当地的特色，在伊朗其他地方似乎没有见过

▲现在一些新的建筑也开始使用烧制砖了

大阿塞拜疆

离开坎多万要去的下一站是“亚美尼亚三大海”中的最后一个——我心心念念已久的乌尔米湖。

乌尔米湖是一座盐湖，其鼎盛时期曾是中东最大的湖泊以及全球第六大咸水湖。由于全球暖化导致，近几十年来湖面急剧萎缩，正处于干涸的边缘，高浓度的盐分使得湖边寸草不生。这座湖曾经和凡湖一样碧波万顷，现在却有一种青海茶卡盐湖的既视感。在这伊朗人民群众集中出行的波斯新年，湖岸边游人如织，于是看起来就更像茶卡盐湖景区了——有在盐湖上坐游船的，有在盐沼里拍倒影的，盐湖背后刚好又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扎格罗斯山脉……

▲乌尔米湖是个看一眼少一眼的地方，可能在近几十年里完全干涸

▲近岸都是盐沼泥滩

▲跨湖大桥

▲过桥收费站

▲路边停满了游客的车

▲脚踩的天鹅船，跟咱们90年代的公园一样

乌尔米湖的人类定居史十分悠久，在湖的周边发掘出了多个古代遗址，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其中古时期的相关历史，会牵扯到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的先祖始于公元前的宿怨；到了近现代，这里又成了奥斯曼帝国、英帝国、沙俄帝国进行博弈的战场。

大家读我这个系列读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两河流域及其周边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追溯到极为久远的历史。我在查阅资料时经常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果想要深挖的话，都能挖出一大堆错综复杂的牵连来；这就会使得很小的一个切入点，在时间维度的加持下，涌出无穷多的信息……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取舍，并用尽可能精炼的话语把复杂的历史说清楚，是一种极大的挑战，需要快速从大量信息中提取出关键词。

乌米尔湖的关键词，是“边界”。无论是前面说到过的公元前8世纪的乌拉尔图王国，还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5世纪亚美尼亚王国，其东南边界都位于乌尔米湖附近。但亚美尼亚人先祖的扩张步伐为什么会止于乌米尔湖呢？因为再往东方走，便是雅利安人的地盘——即伊朗。“伊朗”这个词的意思正是“雅利安人的土地”。

▲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亚美尼亚疆域最大时，也从未超过乌尔米湖

▲公元前2世纪的亚美尼亚要更小一点

如果把雅利安人视为一个民族的话，那么雅利安民族可算是人类文明史上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民族之一，从4000年前活跃至今。假如通过语言分类来进行溯源，诸如雅利安人、亚美尼亚人、日耳曼人这些印欧语系民族，应该都起源于高加索山脉北部的原始印欧人。雅利安人在往南迁徙的过程中分化出了好几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斯民族和北印度高种姓的族群；但也有些雅利安人的分支，消失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比如米底人（Medes）。

我在序文中就提到过，综合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库尔德人的祖先很可能是米底人。中国读者对这个民族一定会感到很陌生，因为米底人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资料，我们只能从亚述、巴比伦、亚美尼亚（乌拉尔图）、古希腊的文献，以及伊朗的考古遗址，拼凑出米底的历史。按照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这个扎根在伊朗高原的王国，不仅一度幅员辽阔，而且曾对两河文明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可一世的新亚述帝国很可能正是因为长年穷兵黩武与米底人争战而耗尽了国力，导致了其在公元前7世纪的灭亡；亚述人的离散和流亡也正是始于当时，此后再也没有建立起过自己的国家。

乌拉尔图与米底曾是紧挨着的邻居，他们的交接之处正是乌尔米湖——湖的东南是米底，西北则是乌拉尔图。这两个民族有过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互动，时而相互争斗，时而结成联盟对抗外敌。直到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Achaemenid）崛起，这两个王国走向了两条不同的命运岔路——米底被波斯帝国吞并，由于大家都是信仰拜火教的雅利安民族，米底人和波斯人很容易就融合到了一起；就算融合之后没有直接形成库尔德民族，也至少是库尔德的主要先祖之一。乌拉尔图宣誓臣服于波斯帝国（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臣服于米底王国），成为其附庸。乌拉尔图人后来与周边一些印欧语系族群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亚美尼亚民族——通过语言学研究发现，原始亚美尼亚语一方面以印欧语为核心，另一方面吸收了许多乌拉尔图语词汇。乌拉尔图语据信是一种独立语言，现已灭绝。

▲亚美尼亚人和雅利安人可以溯源到共同的先祖

▲公元前7世纪前后，米底巅峰时期的势力范围

此后的历史上，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或者说米底人的后裔——在乌尔米湖附近长期比邻而居，在前伊斯兰时期一直夹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亚美尼亚人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比较亲西方的罗马-拜占庭政权，并将其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一直坚守到现在；他们时而保持着王国的独立，时而附庸于大帝国之下。库尔德人基于自己雅利安血统、拜火教文化，显然对东方的波斯帝国有着更强烈的认同。公元7世纪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后，大部分库尔德人跟波斯人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了11世纪，乌米尔湖地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民族构成改变——当时突厥随着塞尔柱帝国的扩张来到了外高加索、伊朗高原乃至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取得了统治地位。塞尔柱突厥属于乌古斯部落（Oghuz Turks）——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认祖归宗，正是把乌古斯部落当做了自己的祖先。

我在前面马尔丁的章节里说过，塞尔柱帝国非常钦慕波斯文明，通过武力加持奠定了“突厥-波斯”文化在整个中亚的地位。同时我也说过，突厥自古以来就很热衷于对被征服的地区进行“突厥化”。乌古斯突厥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同化波斯，然而波斯的体量实在太大、文化底蕴太深，只实现了波斯外围地区——即呼罗珊、外高加索以及伊朗北部一些地区的全面“突厥化”，其标志当地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民族语言改说突厥语；波斯的核心区域则体现为“半突厥化”——文化上受突厥影响，但说的还是波斯语。前述的“突厥-波斯”文化圈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半突厥化”的产物。

在11到13世纪的“突厥化”过程中，在伊朗西北部形成了一个使用乌古斯突厥语支的新群体，主要由外高加索的阿尔巴尼亚人、乌尔米湖周边的一部分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组成。这个群体本来一直都浑浑噩噩生活在波斯帝国的边缘，直到19世纪全球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才有了自己的民族认同——阿塞拜疆民族。

在历史上，“阿塞拜疆”就跟“印度”一样，曾是一个地理概念，专门指代伊朗西北部这片地区。在古波斯语里叫做阿特罗帕特尼（Āturpātakān），得名于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总督阿特罗帕特（Ātūrpāt），“阿塞拜疆”（Āzarbāyjān）是“阿特罗帕特尼”在新波斯语的读音。于是生活在这片地区的突厥语族群，便顺理成章地自称为“阿塞拜疆人”。

▲阿塞拜疆是个地理概念

▲阿塞拜疆最早的范围

阿塞拜疆乃至整个外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阿塞拜疆人后来在16世纪跟波斯人一起，经历了“什叶派化”的浪潮（后面章节会细说），信奉的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反倒是库尔德人躲在深山老林里天高皇帝远，没怎么受到“什叶派化”的影响。阿塞拜疆人在波斯帝国的地位其实有点像中国的回族，但又不一样——回族是被伊斯兰化的混血汉人，跟汉人语言相同宗教不同；阿塞拜疆人是被突厥化的混血伊朗人，跟波斯人语言不同但宗教相同。所以回族对汉族、阿塞拜疆族对波斯族，都是既有认同又有不认同。

然而现在的“阿塞拜疆”却被分成了两大块——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以及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三省。

之所以会有阿塞拜疆这个独立国家，要追溯到19世纪初波斯在俄波战争（Russo-Persian War，先后打了两次）中战败，强弩之末的波斯帝国将包括现在高加索三国在内的整个外高加索地区割让给了沙俄，从此“阿塞拜疆”跟朝鲜似的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北阿塞拜疆”后来在1918年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并于稍后加入了苏联。

而“南阿塞拜疆”一直留在了波斯，成为了如今伊朗西北部的三个省——东阿塞拜疆省（East Azerbaijan）、西阿塞拜疆省（West
Azerbaijan）、阿尔达比勒省（Ardabil）。这三省的主体民族都是阿塞拜疆人，大不里士正是东阿塞拜疆省的首府。东西两个阿塞拜疆省以乌尔米湖为界，由于盐湖的深度很浅，伊朗政府以堤道和大桥相结合的形式，修建了一座1276米长的跨湖大桥，是整个伊朗最大最长的桥梁。当我们坐车穿过乌尔米湖大桥，便从东阿塞省来到了西阿塞省的首府乌尔米耶（Urmia）。

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政治隔离，南北两边的阿塞拜疆人已经产生了分化——北阿塞拜疆人受东欧和苏联的文化影响，很多人都会说俄语；南阿塞拜疆人则主要受到“突厥-波斯”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的影响，第二语言是波斯语。

有些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阿塞拜疆共和国在伊朗的西北还有块飞地叫纳希切万（Nakhichevan），就在乌尔米湖的正北方。我原本不理解阿塞拜疆为什么会隔着亚美尼亚有一块飞地，到伊朗西北走一圈就明白了——这块飞地连着伊朗的“南阿塞拜疆”，假如当年没有割让“北阿塞拜疆”，那么整个阿塞拜疆的地图看起来会像是一个U形大钳子，把亚美尼亚共和国像包饺子一样被包在中间。

▲红色为纳希切万

▲把南北阿塞拜疆连起来看，就明白亚美尼亚的形势了

追根溯源，纳希切万原来其实属于亚美尼亚王国，经过了历朝历代“突厥化”的蚕食，渐渐变成一个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混居的地区，并在18世纪中叶成立了“纳希切万汗国” 。纳希切万在19世纪初跟整个外高加索一起割让给了俄国，1917年沙俄政府倒台之后，这里的归属一度存在争议——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想要。

纳希切万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是外高加索、伊朗高原、小亚细亚三大地理单元交界的战略要地。土耳其当然不想让这块地方被亚美尼亚控制，于是1923年在跟苏联谈判签署划定边界的《卡尔斯条约》（Treaty of Kars）时，将纳希切万的归属作为谈判筹码对苏联施加了影响，这导致了后来纳希切万在苏维埃政府主导的所谓“全民公投”下，归了阿塞拜疆所有。这一格局延续到了苏联解体之后，让阿塞拜疆共和国有了这么块飞地。

了解这些旧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了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两国之间频繁冲突的历史原因——阿塞拜疆人作为“新突厥人”，天然具有伊斯兰教的扩张性和突厥的同化欲望，再加上背后又有土耳其撑腰，历史上长期以来都在侵蚀亚美尼亚人的生存空间，两国至今还在为纳卡（Nagorno-Karabakh）的归属动武。

是非之地乌尔米湖

亚美尼亚王国的独立政治地位终结于公元5世纪的帕提亚波斯帝国（即安息帝国），之后一直都是中亚大帝国的附庸，11世纪突厥的崛起让他们的生存变得愈发艰难。他们从祖祖辈辈生活的乌尔米湖地区，被迫退守到更偏远的山区，然而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外族试图抢夺他们的生存资源、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导致亚美尼亚人的领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萎缩。在乌尔米湖以北、如今阿塞拜疆人的聚居地，有许多亚美尼亚的历史遗迹，比方说其中的圣赛迪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Thaddeus），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这一亚美尼亚文明曾经辉煌过的证明，却根本都不在亚美尼亚人的手中。

对亚美尼亚人而言，外族也分两种，一种是与自己同病相怜、遭到迫害的基督徒，比方说我在前面提到过在帖木儿入侵时逃往扎格罗斯山区避难的亚述人，有相当多都迁徙到了乌尔米耶；另一种外族自然是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波斯人之类的穆斯林了。

▲亚美尼亚最重要的修道院之一，在伊朗境内（图片来源：网络）

▲一战期间乌尔米耶的基督徒成了难民（图片来源：Wikimedia）

▲乌尔米耶一直都是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图片来源：Wikimedia）

不同民族宗教在乌尔米湖周边地区混居，使得这里在近代成为了宗教竞争与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每股宗教势力背后都有其相应的大国——亚美尼亚人、亚述人背后是以东正教立国的沙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背后是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阿塞拜疆人、波斯人背后是大英帝国……

哎？怎么突然把大英帝国给扯进来了？

想要理解19世纪到20世纪的世界史，英俄大博弈是整个亚欧大陆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事件，一众中亚国家的命运都受到了这场世纪博弈的影响。伊朗、阿富汗、大清西部（新疆和西藏）这种同时接壤沙俄和大英领土（包括殖民地）的地区，在当时都被视为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区”。1907年英俄签订了一个关于这些缓冲区的《英俄协定》（Anglo-Russian
Convention），将孱弱的伊朗卡扎尔王朝（Qajar）进行了协议瓜分，约定伊朗北部为沙俄势力范围，南部归英国。

▲英俄大博弈瓜分伊朗

沙俄的势力范围往南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却是踩中了伊朗西北部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雷区。雪上加霜的是，野心勃勃的奥斯曼帝国也一直想要染指伊朗西北部和外高加索地区，对其进行突厥化，他们屠杀亚美尼亚人正是在为这一野心铺平道路——于是沙俄和奥斯曼两大帝国在伊朗北部迎头撞上。

一战期间，乌尔米湖地区成了奥斯曼帝国和沙俄争夺的焦点，当地基督徒被沙俄给武装了起来，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库尔德人。假如沙俄的支持足够给力，原本这里应该上演一场基督教反杀伊斯兰教的戏码，可偏偏就在节骨眼儿上出了一个最大的意外——1917年俄国内部爆发了革命，沙俄军队被撤回平叛，然后就听说沙俄政府倒台了！

当地基督徒顿时傻了眼——靠山没了！他们评估了一下形势，觉得气氛已经渲染到这儿了，不能坐以待毙，反正自己已经有了武器，决定先下手为强，对当地库尔德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还杀了不少波斯官员。但随着奥斯曼帝国正规军返场进行报复，这些基督徒民兵成了砧板上的鱼肉，死的死逃的逃……亚美尼亚人自然是逃去了北边的亚美尼亚，没有自己国家的亚述人只好逃到伊朗南部受英国军队保护的地区，乌尔米湖周边的基督徒城镇村庄大都被洗劫一空——在一战之前，乌尔米湖西岸的乌尔米耶有接近半数的居民是基督徒；一战结束之后，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两败俱伤，阿塞拜疆人成为了这里的多数人口。

沙俄和奥斯曼这两个大帝国，也都在一战结束后不复存在；前面提到的《卡尔斯条约》，正是其继任者重新约定各自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和势力范围而签订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当时由于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土耳其作为自己的盟友，因而在划界时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主要牺牲的正是亚美尼亚的利益（苏联一直都很后悔在《卡尔斯条约》中做出了过多的让步，每次俄土关系一紧张就想要毁约）。

土耳其对于条约的结果很满意，彻底将其势力撤出了外高加索和伊朗西北地区；没有了土耳其的干扰之后，苏联得以继续在伊朗进行地缘政治介入。

话说伊朗在一战期间，几乎完全沦为了帝国的战场。1917年俄国革命后，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在沙俄那边通过谈判获取的利益，并不希望俄国变天，借道伊朗发动了远征，站在沙俄政府一边干涉俄国内政。苏维埃政权获胜之后，与英国具有天然的敌对性，双方的军队如箭在弦，控制了伊朗的大部分地区；苏联甚至还吞并了伊朗北部里海南岸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苏联为了抵消英国的影响，在一战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伊朗

这时伊朗出了个猛人——1921年巴列维王朝创始人礼萨汗（Reza Shah Pahlavi，1878-1944）在英国协助下夺得了政权。英国希望借助礼萨汗的新政权抵御苏联意识形态的渗透，结果礼萨汗反过来利用英国试图在伊朗建立影响力又不想付出太大代价的心态，在英苏之间搞政治平衡，以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跟苏联谈判达成了《俄波友好条约》（Russo-Persian Treaty of Friendship）——苏联同意撤军并放弃沙俄在伊朗的特权，但前提是不能有“敌对国家”利用伊朗集结部队入侵苏联。

这样一来，英国自然也就没法儿再以“保护”之名在伊朗驻军了——直接跟苏联对抗成本高昂，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倒不如就坡下驴让伊朗充当英苏之间的中立缓冲区。在礼萨汗的外交平衡政策下，伊朗终于摆脱了大国的直接控制，开始了独立的现代化进程。不过呢，英国势力并未完全撤出伊朗，依然保留了一部分对伊朗南部石油资源的掌控。

礼萨汗接手的伊朗百废待兴，变成了一片废土的乌米尔湖地区让他唏嘘不已。他意识到造成这一惨状的，正是由于当地宗教和民族的复杂性，因而立志要改变这一情况。首先，他将乌尔米耶改名为“礼萨耶”（Rezaiyeh，当然这个名字在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又被改了回来），以淡化人们对乌尔米耶民族仇杀的记忆，希望用国家主义来压过当地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同时凸显了国家对乌尔米耶这一边境城市的直接统治。其次，礼萨汗主动邀请战争期间逃到南部的亚述人重新回到他们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乌尔米耶，大家都好好过日子，开始新的生活，让过去的事儿翻篇。

但这并不代表巴列维王朝尊重伊朗国内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礼萨汗跟凯末尔一样是军人出身，非常崇拜凯末尔。他本来想照抄凯末尔的成功经验，跟土耳其一样建立共和国，但这一设想同时面对了国内和国外的阻力。国内阻力来自于保守的教士阶级，教士认为君主制更“适配”传统的宗教结构——君主保护宗教，宗教授权君主；共和制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会严重影响教士阶级的地位。国外阻力来自于英国，一来共和制度意味着更加现代化和独立的政治结构，可能会让伊朗完全脱离自己的控制；二来英国当时是个殖民大帝国，他们可不想让世俗共和国的成功引发“榜样效应”——土耳其的成功转型就对印度的独立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礼萨汗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改革计划能够顺利实行，只好放弃共和国，转而建立了君主制。所以当年巴列维王朝虽然是君主制，却一点都不保守，在世俗化方面非常激进。

但礼萨汗那个年代的“世俗”有其局限性，只是一种“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式的形式化世俗，对于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的包容观念还远远达不到当今世界的水平。

除了国家体制之外，礼萨汗几乎完全照搬了凯末尔在土耳其搞的那一套，采取集权统治，试图消除地方和民族身份，建立一个单一民族认同的现代化伊朗——强制性推行波斯文化和波斯语，压制境内的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强迫游牧部落改变生活习惯，禁止人们穿地方传统服饰，并镇压因此产生的反抗和不满……

叛乱的种子就此埋下。

波斯走廊

终于又要说回到库尔德人了——往乌尔米湖的西南走，事实上就进入了伊朗的库区。我们那天住在乌尔米湖南岸一个叫马哈巴德（Mahabad）的城市，原本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库尔德城市，直到后来我在伊拉克库区库尔德人自己的历史博物馆题板上反复看到“1946 Mahabad”的相关介绍，才发现这地方大有来历。

1946年，这里曾经成立过一个短暂的“马哈巴德库尔德斯坦共和国”（Kurdish Republic of Mahabad），存续时间为当年1月22号到12月15号。

▲过了乌尔米湖，进入西阿塞拜疆省

▲乌尔米耶市

▲正在修建中的立交桥

▲欧美文化在伊朗无孔不入

▲伊朗产西瓜，但不好吃。

▲马哈巴德

这个国家的出现得从二战说起，1941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了苏联。原本苏联和英国是暗中较劲儿的对手，这下同仇敌忾成了联合的盟友。恰好美国在1941年签署了《租借法案》——这个法案我们在高中历史里的都学到过，当年考试还考过，但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它对二战的影响有多深远；斯大林自己亲口承认假如没有《租借法案》的话，苏联根本干不过德国人——因为《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同盟国提供食品、石油、物资，中国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补给线，都是基于《租借法案》建立起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盟军要如何把物资运到苏联支持他们跟德国人作战呢？从欧洲这边肯定是运不成，因为欧洲本来就是沦陷区；而海路则会受到德军潜艇狼群战术的狙击，还会有季节的限制；最可靠的路线唯有从伊朗一路北上运到苏联的高加索地区。

大家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伊朗卡着中东非常重要的位置，北边陆路接壤苏联，东南边陆路接壤英属印度（即现在的巴基斯坦俾路支地区），海湾地区还有油田和港口！近年来印度想要对标中国“一带一路”，搞了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INSTC），正是从波斯湾取道伊朗和高加索，直接连通印度和俄罗斯。

▲二战时的波斯走廊运输线，红色是公路，黑色是铁路

▲印度试图用来制衡“一带一路”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

但当时想要从伊朗给苏联运送物资有一个问题——伊朗在二战中是中立国，不能有协助同盟国的行为。英国跟苏联一合计，反正从前英俄就瓜分过伊朗，双方对伊朗都是熟门熟路；索性联手把伊朗给占领了，还是老样子——北部归苏联，南部归英国。

前面我就讲到过，伊朗在一战后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正是礼萨汗利用英苏的竞争关系，进行了外交制衡；然而一旦英苏两国统一阵线，礼萨汗这套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后来尼赫鲁在冷战期间搞“不结盟运动”，从美苏两边同时拿好处，也是同样的外交制衡思路。

另一方面，礼萨汗在一战后为了淡化英国的影响，跟德国发展出了非常良好的盟友关系——一来德国从来没欺负过伊朗，两个国家没有历史包袱；二来希特勒崇尚雅利安种族主义，伊朗在他看来是“除德国之外唯一的纯种雅利安人”，具有天然的结盟基础。在这种双向奔赴下，伊朗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事实上是偏向轴心国的，不肯驱逐德国人；伊朗的油田会不会落到德国人手中，也是同盟国十分担心的问题。

这样一来，就给了英苏两国悍然入侵伊朗提供了口实。在二战的严峻形势下，英国和苏联顾不得体面，直接开展联合军事行动，从英国控制的伊拉克、英属印度的俾路支地区、苏联的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等几处边境对伊朗发动联合进攻，只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占领了伊朗，逼得礼萨汗不得不退位。盟军由此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穿越伊朗高原的联络线和铁路线，二战中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援助苏联的1778万吨物资，约有800万吨都是通过这条“波斯走廊”（Persian Corridor）运输的，可以说这条全天候的生命补给线对苏联拖死德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占领归占领，英苏两国那会儿都赶着战事火烧眉毛，并不打算真的吞并伊朗来给自己找麻烦。于是呢，他们扶植了礼萨汗的儿子继任巴列维王朝的王位，并约定好了占领伊朗只是临时的，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他们就会撤走。于是当时伊朗事实上被一分为三——北部靠近高加索和里海的地区由苏联控制，南部靠近海湾油田的区域被英国控制，巴列维政府管理中部地区。

▲英苏从几个方向同时入侵伊朗

▲二战期间英苏对伊朗的实控，产油区都属于战略地区

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二战结束后，英国按照约定撤了军，斯大林却不打算走了。

毛熊对领土缓冲区的野心世人皆知，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哪儿有吐出来的道理？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最起码的脸面还是要的，不能赤裸裸地直接抢了人家的领土。他们当年的套路就跟后来的俄格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一模一样——扶植当地的分离势力建立傀儡政权，说起来是“顺应民意”。

当然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库尔德人对巴列维王朝强制推行“波斯化”早就心存不满，一直都在伺机而动。英苏入侵伊朗之后，伊朗有过一段时间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于是库尔德人趁机发动部落叛乱——第一次叛乱从1941年9月27日持续到1942年5月，接受了暂时的招安；1944年招安破裂再次爆发叛乱，最后以叛乱分子被赶入伊拉克告终。

话说在英苏入侵伊朗之初，库尔德人就意识到是个可趁之机，以担心伊朗局势变乱为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到巴格达，表示想要加入当时受英国保护的伊拉克王国。英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何等精明老道，考虑问题既周全又长远，直截了当拒绝了这个要求——一方面，一旦开了允许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的先河，就会导致中东其他部落、族群效仿；另一方面，这也会使地区局势紧张化复杂化，给自己出难题。

库尔德人在英国那边碰了一鼻子灰，把压力转到了巴列维政府这一边。跟强硬镇压叛乱的土耳其不同，巴列维政府虽然推行“波斯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国族认同、维护伊朗统一，并不是真的容不下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之下，土耳其由于受“大突厥民族主义”影响，他们的诉求是构建“优等突厥民族”的历史叙事，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要极端得多，本质上跟纳粹是一路货色——纳粹的诉求不就是构建“优等雅利安民族”的叙事吗？再加上土耳其早就犯下了对亚美尼亚人的滔天罪行，一不做二不休只管破罐子破摔杀杀杀。

因此巴列维一方面积极推行“波斯化”，另一方面也有着相对灵活的民族政策，概括来说那就是“欺软怕硬”。他们一看库尔德人要造反，立马就犯怂，那态度简直就跟《大闹天宫》里天庭对付孙悟空的方法一模一样。首先是派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过去，让库尔德人有话好好说——我们可以给你文化自由和持枪权，只要对伊朗政府保持忠诚……库尔德人可不傻——我呸！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我应有的，妄想在用我自己的东西“赏赐”我？我们要的是之前被伊朗政府收走的土地，以及中央政府的职位……伊朗政府尽管不情愿，但当时他们自己正被英苏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压力之下只得妥协让步，撤出了宪兵队，还给叛乱的部落首领赐封地方总督的头衔。

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库尔德人内部存在严重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