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臣｜乡建之道，重在三个“找到”

众所周知，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是一个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系统化的社会改造活动，自然需要多元化的社会角色的参与，才能实施和完成。因此，构建基于农民、地方政府和乡建协作者三方“共建、共创、共赢”的格局，即让农民找到自信，让地方政府找到方向，让乡建协作者找到价值，既是当下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也是一些乡村建设模式的成功经验。

让农民找到自信

在当下的乡村建设中有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房子修漂亮了，路修好了，乡村没有了；村子里就业的机会多了，村里人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原居民没有了。举目一望，看到的都是城市的建筑，域外的风格，老房子没有了；环顾一听，听到的是外乡人的口音，城市人的语言，原居民没有了。这是当下许多的地方的乡村建设中的一种通病，正如有的农民所说，村子建来建去，把我们记忆中的村庄整没来；村里的人变去变来，把我们自己变没了。农民在自己的家门口没有了存在感，在生他养他的地方没有了归宿感，这不只是农民的悲哀，也是乡村建设的最大的失败。

因此，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重塑农民的自信作应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任务。具体来说，要重点在于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农民的自信源自于农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的自信。这里的环境主要包括是基于乡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居建筑环境等两个方面。因此，在新时代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要按照“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新乡村建设的理念，去重塑村庄环境，如村庄的美化、民居的改造，农田水利和村庄道路的建设以及乡村基础性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等，让乡村的山再青、水再秀，实现要让鸟回来的目标。

其次，农民的自信源于农民对自己的农民身份的自信。这种自信也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民这个职业的自信，二是对乡村收入前途的自自信。因此，在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如上述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现代农业装备和技术的使用，包括机械、电力、水利、生物和互联网等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改善农业生产状态，降低农民种田的劳动强度，让乡村农业也像城市工业一样，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另一方面，按照4321模式重塑村庄的产业结构，即未来的乡村产业农业占比40%、乡村旅游业占比30%、乡村手工业占比20%，以电子商务和物流收储为主的其他产业占比10%，通过构建合理的、符合现代乡村发展趋势的乡村产业与经济，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让年轻人回来的梦想

其三、农民的自信还来自农民对自己的文化的自信。这里的文化包括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乡村的民俗信仰、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因此，在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通过恢复传统的手工艺作坊和节庆文化，通过家谱、宗祠、祖坟以及族规相约等文化传承的修复，重塑乡村温情、重构乡村情，让乡村重回有温度感、有人情味的生活状态，让农民找回了存在感，让农民找到了自信。实现让民俗回来的目标。

总之， 唯有农民自信，农民才会自救；唯有农民自救，乡村才有希望。通过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重塑村庄、重塑产业、重塑人文等三方面的乡建重塑，实现城乡的等值化目标。使得农民的乡村生活品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让农业不再是“没有希望”的产业的代名词，农村不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社会共同体，农民不再是一个“没有尊重”的贫困者。

让地方政府找到方向

方向对了努力才有意义。县（市）一级政府作为基层组织中权力资源最集中、权力最大的地方政府组织，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向，他们是有足够的能量和能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这项乡村社会改造活动。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只要方向对了，速度不是问题。

客观上讲，我们的绝大数地方政府官员还是真心希望把农村建设成为一个农民喜欢、城里人愿意来的美丽乡村；同时，也是真心想在自己的任期内为当地的老百姓做几件好事，也有想法和激情去参与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去。只是因为找不到方向，没有一个可以值得借鉴的模式，所以才出现了乡村建设的种种奇葩的事情。

调查中发现，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建设上出现方向性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一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主政官员对国家乡村建设的指导政策性的片面解读，把乡村建设当成上面交办的一项工作，而不是把它作为一项为民谋利的事业，以应付的心态去指导乡村建设，其结果就是滥竽充数。二是受一些所谓的乡村建设模式的误导，这可能是导致很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在乡村建设方向上迷失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很多地方的乡村建设规划都是由来自城市的规划设计师设计主导，很多的乡村建设项目也都迷信来自城市资本的经营，导致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呈现高、大、上、洋的趋势，而成为人们争相模仿乡建的“示范”。这里的“高”，是指脱离农村实际的高层建筑物，既不利于农民生产，也不方便农民生活；“大”，指的是缺乏实际用途的乡村大广场、大马路、大会堂,除了浪费农村土地资源和国家财力，就是一个好看不中用的“样品”；而“上”，则指的是盲目追求所谓的上档次，动辄别墅、山庄、私人会所、高档游乐场；“洋”，是指乡村建筑规制上脱离乡土建筑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上脱离本土的风俗习惯，洋建筑、洋食品、洋文化、洋垃圾充斥乡村，导致乡村成为东西文化的混血儿。更重要的是这些一个个自诩是乡建先锋者的城市人，他们中有很多一部分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乡村，也没有深入去接触乡村的农民，更多人玩的文人情怀，耍的土豪大牌，其结果是让政府找不到南北，让农民更加自卑和失去信心。三是来自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审美能力的缺失所致。自以为是、好大喜功，成为一些地方主政者习惯性标签，其结果就是千篇一律的格局，同质化的示范，鲜有地方特色，更无文化底蕴。

因此，找到解决乡村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方法和方向，对地方政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地方政府期待的。什么是地方政府的乡村建设的方向？简短地说，就是按照尊重农村属性，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的“三尊重”原则，立足乡村实际，为乡村谋发展，推动乡村的现代化；服务乡村业态，为农民谋生存，推动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尊重乡村文化，为社会谋福祉，推动城乡的等值化。遵照“把建设当艺术做去，把产业当文化去做，把文化当生活去做”的乡村建设原则和方法，去设计乡村，去营造产业，去组织农民，这就是地方政府应该追求的乡村建设方向。

让乡建协作者找到价值

如上所述，中国当下的乡村建设是一个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乡村社会改造活动。在这些众多的参与者中，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但有一个是相同的，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人或一个团队体现其社会价值的过程。乡建协作者作为乡村建设的参与，它也需要在参与乡村建设过程中，找到它的社会价值。

从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来看，虽然乡村建设协作者这一群体的身份比较复杂，但归纳一起不外是三个层面的参与者，第一是以规划设计和理论研究为主的规划设计团队与理论研究智库，第二是乡村建设的具体项目的施工营造团队，第三是资本运转和经营管理的投资团队（企业和个体户）。在这三个层面的乡建协作者中，第一、第三这两个层面的人是乡建协作者的主体，也是最希望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价值的群体。按时下流行的话，就是规划设计师希望找到他的规划设计图纸的落脚地、专业的乡建团队（如北京绿十字）希望找到可复制的乡村建设模式，企业家希望找到他的盈利点，理论研究者所找到理论的实践基地

首先，规划设计师、专业乡村建设团队与理论研究智库，作为乡村建设顶层设计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理念、路径和方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方的乡村建设的发展方向，以及一个地方的乡村建设的前景与未来。因此，他们在乡村建设中，他们最需要得到的可落地的设计理念、可复制的乡村建的模式、可推广的乡村建设的理念和方法，这是他们参与乡村建设很想得到的参与价值。

其次，企业成为越来越广泛参与乡村建设的新兴力量，他们参与可以说是带来了乡村建设质的改变。企业的参与不仅带来乡村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建设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乡村建设亟需的新管理、新技术、新的运营方法和管理模式，重要企业带来的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的参与，彻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乡建观，可以说企业的参与，让乡村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当然，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而盈利是商业行为的初始点和出发点。企业追求利润对企业、对社会不是罪恶，只要不把它作为唯一的目标。相反，一个不把盈利作为企业发展目标的企业，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企业，而且这种企业也无法长久的生存下去。

因此，在当下的中国乡村建设中，企业通过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找到它的资本盈利，让企业壮大；找到了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用武之地，实现了企业与乡村的共赢，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的价值。

廖星臣（廖星成），乾元乡村研究中心创始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访学专家及兼职研究员、北京绿十字副主任和半汤乡学院乡建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合著）、《溪口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合著，主笔）、《湖南省县域发展研究报告》（合编）和《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报告》（合编）以及《农理》（合著、主笔）、《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合著，主笔）、《重塑乡村》（合著，执行主编）、《设计 改变乡村》（主笔）、《乡村振兴农道方案》（执行主编）和《郝堂·茶人家》（主笔）。待出版的作品《中国乡建学概论》（合著，主笔）和《论中国式小农经济》（合著）以及《渭源模式》和《中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