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华：找到一个好问题，研究就成功了一半（上）

国家能力是当代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学家一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一变量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公共产品的供给，乃至国家和平的维护。

不同于大多着眼于现当代的既有讨论，哈佛大学政府系首位中国籍教授王裕华在他的新作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中将目光投向悠久的中国历史，将政治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探讨历史上中国国家能力的兴衰及其原因。他指出，强国家能力需要一个团结的、为公不为私的精英阶层，然而这样一种精英阶层的存在又会威胁到皇帝的地位，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困境。不同朝代中精英的社会关系结构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家的兴衰。同时，王裕华教授还指出，精英网络结构这一机制不仅能解释中国古代的兴衰，而且如同“社会资本”这样的概念一样，拥有更加广泛乃至普遍的意义。

在本次访谈中，哈佛大学王裕华教授结合最新研究，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治学路径、经验心得等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们将分两次发布王裕华教授的完整访谈录，本篇主要涵盖的内容包括：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如何进行研究准备，如何回应质疑，以及如何从学界同仁的作品中获得启发等。

组织采写 | 政文观止Poliview

学人简介

王裕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硕士，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政府系终身正教授，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缚住威权之手：中国法治的兴起》（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新书《中华帝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于2022年10月出版。

全文已经王裕华教授审订。下文中，“政文观止”与“王裕华教授”均用 Q & A 指代。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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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发现：挖掘中国历史，推动对国家发展的理解

Q：王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专访，恭喜您的大作《中华帝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即将于今年的秋天出版。您2015年出版了第一本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缚住威权之手：中国法治的兴起》，当时那本书聚焦的是当下，现在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又回溯到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设。在旁人来看，从博士论文到即将付梓的新书的研究领域跨度是很大的，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您希望从理论和方法上贡献什么？

A：谢谢政文观止Poliview的邀请，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写作第二本书实际上是在圆自己一个梦。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历史，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但是当时分数不够，就被分配到了政治学系。但是我这个梦想未曾湮灭，一直想去研究历史。但毕竟自己现在是个政治学者，最好把历史和政治结合起来，通过历史去研究政治，希望从历史中得到一些政治上的启示。在我看来，不管是我研究当代中国的第一本书，还是研究古代中国的第二本书，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试图通过某个时代，通过当时的故事去探究政治的本质。因为无论是在2000年前还是在当下，政治的本质—权力—并没有太大变化。换言之，制度会有变化，人的偏好会有变化，但政治的核心逻辑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倒觉得研究哪个时段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时间与空间，看穿背后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看到政治最核心的逻辑。我觉得所有的政治学家都是如此，不论是研究美国政治还是其他国家政治，通过不同的时间跟空间的组合来扩展研究视域，从而看到政治最核心的一些逻辑，这是做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目的。

当然回过头来说，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目的还是圆我自己的梦。在写完第一本书之后，差不多是在2014年，我就在想第二本书应该写什么。当时有很多想法，但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试着把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以及我对政治学的研究结合到一块，通过中国历史来了解政治。我觉得这样做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满足了我个人的兴趣。其次，我觉得政治学里面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对国家形成、建构、发展的研究。从蒂利（Charles Tilly）开始，大部分的文献都是在研究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国家。很可惜的是，这一领域对中国的关注着实有限。欧洲有记录的历史远没有中国悠久，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至少已经有3000年了。从秦代缔造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有记录的历史、数据就更丰富了。但是政治学者很少把这些数据利用起来。之前一小部分学者做过一些开创性的贡献，比如许田波（Victoria Tinbor-Hui）出版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讲先秦时代的国家发展，但是在政治学里面还没有成为一个规模。后来在社会学领域中，赵鼎新老师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在讨论中国“儒法国家”的形成时也是追溯到了春秋战国。但是除了这两本代表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还没有完全利用古代中国的丰富资源。

古代中国有大量保存较好的数据，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通志》，以及墓志铭、实录、地方上的家谱和地方志。对此，绝大部分的政治学家基本上还都没有开发过。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就像是一座埋在地底下的金矿，蕴藏了特别多的价值，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去挖掘。

当然，最开始做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写历史的东西，得去找一些原始的数据。它虽然是个金矿，但因为没有人开采过，所以呈现出的形态一直是很原始的、没有结构的。不像很多关于当代中国的数据是现成的，比如省市官员数据、经济指标数据、社会调查数据，很多学者已经把它们整理好了放在网上，下载后就可以进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就不一样，得去自己收集数据，这一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尽管我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但是我仍然面临着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找到一个好的问题。我知道我要研究古代中国的政治，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这个puzzle。

Q：就是一个困惑吗？

A：相当于是一个研究问题吧。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问题都puzzling。一个好的puzzle一般是前人没有意识到的或者前人的研究不能很好回答的。在我看来，找到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是做研究中最关键的也是最大的挑战。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我花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在寻找问题。在有了明确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我就去想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去找相应的数据，所以整个过程用了好长时间。我基本上从2014年底开始思考这本书，但真正着手写作是在新冠病毒在美国大流行开始（2020年的3月份）之后。在那之前我基本上都是在阅读、思考、收集数据，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2

研究的准备：两年沉浸式阅读

Q：这么来看，您前面大概花的6年时间都是在做奠基、铺垫这样的准备性工作。

A：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来哈佛的第二年，2016年是我学术休假（On leave），不用教课的年份。我当时决定这一年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不写新的文章，也不把精力放在别的工作论文上面。我把这一整年拿出来读书。我当时从图书馆里借了大量的书，又买了好多书。当时要去我办公室，你可以看到满地堆的都是书，都没有地方落脚。我花了那一整年的时间认认真真读了书，中国的权威历史（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我能找到的所有历史学家写的英文的、中文的著作。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读。尽管2017年又有教课的任务，但我还是把尽可能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所以这样算，我基本上是沉静下来读了两年书。那两年对我来说特别有帮助，因为我之前的研究感觉一直是停留在某一个平台上，到了一定水平，就一直停滞不前。在这个水平上可以写一些文章，但是没有突破。我利用那两年好好读书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两年选择沉浸式读书是一个极其胆大且风险极高的赌博。我的简历里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在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情况下，花两年时间去读书，不写文章，特别冒险。

我记得当时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他们听后就觉得非常惊讶，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写文章。因为对于新入职的教师来说，发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会有人用学术休假的时间来读书而不写文章？我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挺后怕的，因为那两年的时间如果最后没有产出来一个想法，导致这本书无法完成，那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更保险的做法是去写一些文章，就算是最后书没写成，但是至少两年时间可以写一些文章出来。但那两年我赌对了，无论是对知识积累上还是在想法上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我在那两年读了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中英文著作。时间上从汉代横跨到清代。像陈寅恪关于隋唐的著作，毛汉光用统计方法对中古中国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的研究，田余庆对东晋门阀的讨论，邓广铭对宋代政治的论述，以及郑振满对明清福建家族的研究，我都认真学习过。当我用两年时间把这些大部头的著作都读完，一个框架就隐隐约约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但它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读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好像有这么一个线索，能够把中国历史上这些不同的朝代，这些纷繁复杂的细节、人物串到一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Q：所以这两年是惊险的一跃，您现在应该拿到长聘教职了。

A：还没有，我是这个学年（2021-2022）评终身教职，到22年6月份才会知道结果。哈佛评终身教职历史上的成功率非常低，所以我只能说是尽我所能，把我能做的都做到了，剩下的就交给系里跟学校去决定就行。（政观注：在这篇访谈发布前，王裕华老师已经获得了哈佛大学政府系的长聘教职，并于2022年7月正式晋升为正教授。）

3

回应质疑：挖掘理论背后的逻辑

Q：原来前面还有这么多复杂的挑战，真是不容易，祝您成功！您在完成了这样一个惊险的一跃之后，最终产出了这样一个成果，确实了不起。我在想，您刚才提到，因为政治学家研究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或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源头都来自于蒂利。但您刚才也说过，蒂利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欧中世纪各种类型的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演进的过程。不知道您在美国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质疑，就说当你要去用中国的历史去发展源自西欧历史经验的国家理论时，很多人会质疑，蒂利这套理论是研究西方的，特别是研究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逻辑，你研究的古代中国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前现代帝国（pre-modern empire）或者是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当您遇到类似的质疑时，您又是如何回应的？

A：遇到过很多这样的质疑。在我看来，研究中国国家形成的文献之所以数量有限并且没有做出同研究欧洲国家形成一样的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家每天都在围绕“国家”这个名词打嘴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是学人自扰的一种行为。展开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死抠定义，从概念上讨论这到底叫不叫民族-国家，还是这个叫帝国，那个才叫民族-国家。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在于理解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比如蒂利“战争制造国家”（War makes the states）的逻辑是什么？其实，蒂利总结的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无论它是民族-国家还是什么，只要它是个组织（organization），当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这个组织就要去动员内部资源，去强化自身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

我觉得蒂利的逻辑不仅仅适用于国家，它同样适用于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公司。在我看来，“战争制造国家”的逻辑应当是普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用这个逻辑来审视中国的国家研究呢？我觉得思考问题的根本点应该落在这个问题：古代中国符不符合蒂利的逻辑？当有外来侵略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精英有没有像当时欧洲形形色色的国家做的那样，去尝试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官僚制，建立税收制度，动员国内的资源去打仗。这个逻辑本身才是最主要的。围绕不同类型的国家去抠字眼是舍本逐末之举。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我当时写书的几个重要动机。其中的第一个动机就是我在读桓宽的《盐铁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蒂利。因为蒂利说当国家面临外来军事威胁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精英就会团结一致去对抗外敌。但是《盐铁论》的记录反映的政治逻辑却并非如此。《盐铁论》记载的是汉昭帝时，为了应对匈奴威胁，由丞相田千秋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围绕汉武帝时制定的财政政策是否存续的一场辩论。换言之，当汉代中国面临外敌的时候，精英并不团结，而是在争论到底要不要增加国家对财政的控制。

Q：也就是精英们围绕是否应该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而产生了分歧。

A：对，就是精英们对增加税收意见不一。桑弘羊遭到了一帮儒生的反对，而且是特别坚决的反对。整本《盐铁论》全面记述了田千秋、儒生跟桑弘羊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我当时读完那本书觉得很有意思，直觉当时的中国跟后来欧洲的逻辑可能不一样。中国有一个叫儒生的群体，他们认为征税是与民争利。但事实上，原来的盐铁是由地方豪强所掌控的，在实施国家专卖之后，这些精英的经济利益就被侵犯了。但儒生们不会这么说，他们说的时候，总是从儒家那一套出发，说得冠冕堂皇，但其实背后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总而言之，国家搞盐铁专卖之后，与他们利益休戚与共的这些豪强就没有钱可赚了，所以他们才会反对，这就是我当时产生灵感的很重要一点。我读到那的时候，就在想能不能把历史上所有这些重大节点的财政政策，这些争论，用实证的方法去做一些研究。但是我最后没有去做围绕《盐铁论》的争论，因为汉代的数据还比较少。我能找到第一个这种规模大并且数据也比较全的争论，就是王安石变法。所以我后来研究王安石变法，在我书里成了很重要的一章，核心内容也发在了《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所有的这一切跟我一开始读《盐铁论》有很大的关系。

Q：对，事实上您还做了唐德宗时期，朝中大臣对由宰相杨炎主持的两税法改革的态度。

A：对，两税法，那是书里面讲的第一场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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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历史与政治学的张力：明确研究目的

Q：对，所以在您的书中，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和王安石变法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您给出的解释就是精英网络结构（星状、领结型、环形）的差异。同时，您整本书就是通过精英网络结构的变迁这一机制去解释中国从盛唐到晚清之间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在我看来，这个机制是一个变化的动态机制，而且是解释国家兴衰的广义（普遍）机制，但是有学者可能会质疑，比如您的机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机制——因为落脚点还是精英网络的结构。他们会认为用这么一个静态的机制去解释这样一段漫长的历史，会不会存在“裁剪历史”的嫌疑。我之所以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我去质疑您，相反我很愿意学习这种研究路数。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做的很多研究，包括受到您、受到王海骁（Erik H. Wang）老师他们启发做的一些研究，只要是我们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去解释中国历史时就一定会遇到“裁剪历史”的质疑，我想请教您是如何去回应的？您是怎么对您的发现进行辩护的——它不是一个基于特定案例而缺乏普遍意义（ad-hoc）的解释，而是一个广义（普遍）机制。

A：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研究想要解释什么东西。我书里想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皇帝权力和国家能力在历史的发展中此起彼伏。比如，在宋代以前，中国皇帝在位时间是在不断变短的。我对每个皇帝的退位方式都做了一个编码，发现在唐末，基本上有一半的皇帝都是以非正常的方式退位的，包括被篡位，被精英（也包括宦官）刺杀，由此可见当时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宋代之前，中国的皇帝被精英通过政变推翻的概率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这一概率从宋代开始就不断下降了。我在书里绘制了两张图。其中一张是中国历代皇帝非正常退位的概率，基本趋势就是在唐末的时候，非正常退位的皇帝达到一个最高点。从宋之后开始下降，到明清之际就降得非常低，基本上在清代就很少有皇帝是被精英推翻的。第二张图是中国历代财政税收的图，包括财政政策和税负。财力的变化与皇权的变化是完全相反的。在宋之前，国家的税收能力在不断增加，无论是占当时经济总量的比重，还是人均税收，都是在不断上升的。到了宋代，中国国家的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最高峰。但从北宋开始，税收就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却是皇权的提升。

Q：如果没记错的话，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在《民主的衰落与兴起：一部纵贯古今的全球史》（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一书中提到的宋代税收占经济的比重是13%。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

A：对，是13%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因为英国直到18世纪才达到这一数字，而中国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但问题是从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的税收就开始下降，无论是税收在经济总量中的所占比重还是人均税负都在下降，到了清代，当时的税收占经济总量的1%都不到。相比之下，皇帝平均在位时间在宋之后一直在不断上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两张图概括了整本书最重要的研究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弱君主能统治一个强国家，而强君主反而导致弱国家。归根结底，为什么宋之后的中国会建立绝对皇权，但是国家能力却在不断下降。有了这么一个问题之后，接下来的研究就水到渠成了。此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变化，你刚才说，有人会质疑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框架去解释一个变的东西，所以你就要看是什么东西在变。

在读了很多历史学家的作品后，我发现从内藤湖南（Naitō Konan）开始，他们都在讨论变。内藤湖南首提“唐宋变革”，我当时觉得这一块挺有意思，因为他说的节点跟我发现的节点恰好一样，而且这在历史学家中也基本形成了共识——唐末宋初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后来给我重要启发的一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学家韩明士（Robert Hymes）写的《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a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这本书讲的是宋代精英的地方化。韩明士通过对江西抚州一地精英的研究，发现在宋代早期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跨区域的姻亲网络，比如一个人在嫁女儿或者娶儿媳的时候，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找。但是到了北宋后期以及南宋的时候，精英的地方化就非常明显了。再看他们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姻亲网络，大多数人都是在本地找姻亲。精英的社会关系地方化之后，他们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关心中央的事务，转而开始关心地方的事情，最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地方上。就算有的人通过科举去中央政府当官，他们的政策偏好也都是为地方着想，考虑的是地方的利益，因为他们所有的家庭关系都在地方。韩明士那本书对我的理论构思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启发，相当于是他告诉了我应该去哪里找答案——唐宋之间发生了很重要的转折，特别是精英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唐代全国性的门阀士族和跨地域的关系网络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社会关系从宋代开始地方化。认识到精英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帮我把君主在位时间和国家能力连接起来。尽管我后来又用了好多时间才想通怎么样去建立这么一层关系，但是我觉得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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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谜题：追寻变革背后的关键机制

Q：对，您刚才说到韩明士这本书认为宋代的中国经历了地方化，然后也提到了内藤湖南，我在想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对您的启发比较大，就是谭凯（Nicolas Tackett）。因为他在《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一书中写道：在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精英仍然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互相联姻，结成一个强大的网络，从而实现再中央集权化。后来因为唐宋变革，宋代之后中国的精英转向地方化。就像您说的，即便他们入朝为官，但他们首先会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家族或者是地方的利益，是这样吗？

A：没错。我最开始读的是韩明士的著作，读完他的书后我知道了在宋代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又去读其他书，开始像拼图一样去拼，看最后能不能拼成一个大的图。后来又读了谭凯的书，让我一下有了顿悟的感觉。我当时在读研究宋代的书的时候，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在唐宋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革？谭凯对唐末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此外，我还读了Robert Hartwell的经典研究。

Q：郝若贝。

A：对。郝若贝是韩明士的导师，是一个学术体系。他们觉得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发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关键的变革，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唐宋变革。但是我发现在两宋之交发生的这场变革跟我数据中呈现的趋势不太吻合，因为我看到的是唐末宋初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发展出现了拐点。有鉴于此，我再去读其他的书，我觉得谭凯那本书一下让我找到了答案。谭凯指出，在唐末发生了一场很重要的事件——黄巢起义。而在他之前，很少有历史学家对黄巢起义对门阀士族衰落的影响给出系统性的研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黄巢起义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Q：因为黄巢起义军把当时垄断国家权力的高门阀阅几乎都杀掉了。

A：对，黄巢起义军当时攻入了唐代的两京，几乎将居住在长安和洛阳，以及居住在两京走廊上的这些门阀士族屠戮殆尽，这对中国历史上贵族势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唐末五代后，全国性的旧精英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北宋才能比较系统地采取科举取士的方法。

科举让这些地方乡绅对土地产生更多的兴趣，进而更愿意去跟当地的精英结成社会关系。相比之下，门阀士族对土地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当官，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当官，本身不需要太多的土地，他们保证世世代代当官就可以了。但是后来的乡绅家庭，考科举需要前期投资，有点像现在的学区房。需要有土地，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进而再投资于教育。乡绅一旦对土地产生兴趣，就会固化到某一个地方上去，就想去结识当地的另外一些精英，建立起当地的社会网络。所以在这层意义上，精英的地方化跟科举的大规模铺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正好发生在唐末宋初这个节点上。

注：我们将分两次发布王裕华教授的完整访谈录。在下篇访谈中，王裕华教授将谈及如何在研究中评估竞争性的解释、如何向英语世界的政治学者阐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数据的处理与使用等问题。

PUP 内容速递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领先的超级大国，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落伍，而现在又重新崛起，占据主导地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古代中国的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对从7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裕华重点介绍了短命的皇帝如何统治一个强大的国家，而长期在位的皇帝如何统治一个弱小的国家，他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历史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建设。

王裕华认为，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权衡，他称之为君主的困境：一群团结一致、能够加强国家能力的精英，也可能推翻其统治者。这种困境的出现是因为，加强国家能力和保持统治者更长时间的权力需要中央精英所处的社会网络不同。王裕华研究了这些社会网络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构建，反之亦然，他还研究了统治者通过分裂精英来追求权力的做法如何成为古代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借鉴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强调了精英社会关系在影响国家发展轨迹中的作用。

PUP名家推荐

“这部对中国国家的严谨和创新的研究表明，即使国家是软弱的，它也可以是持久的。王裕华对精英网络如何调解统治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改变了我们对国家形成和生存的理解。”

——Anna Grzymała-Busse，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对国家的成败提供了一个可读的、有说服力的、挑衅性的描述，涉及社会科学和历史的主要辩论。这本书雄心勃勃，内容广泛，理论创新，对国家建设、历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政治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

——Daniel Mattingly，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以网络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哪些联系最有可能导致持久的统治，它涵盖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提出了中国国家何时以及为何最稳固。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学作品。”

——David Stasavage，纽约大学教授，著有The Decline and Rise and of Democracy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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