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自己吗？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行或是不行？年轻人的不同尝试很重要

很早就想写这个东西，因为它对年轻人的自我发现、自我定位很重要。尤其目前就业市场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尤为必要。但写这个东西我一直有两点顾虑。一是这只是我个人经历，而且我闯荡尝试的时间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当代社会、对广大的年轻人不一定有多少参考价值；二是这些毕竟是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实例，成功的有自我吹嘘之嫌，失败的是自我暴露隐私，这都使自己觉得有些不太光彩。

1981年，真理标准讨论已经过去两年了。但各个大学还在进行普遍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我们学校也不例外。那时我正在大四，系里要组织一次真理标准大辩论。但由于这个论题早有定论，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在反方。没有人站在反方就组织不起辩论，这时系主任找到了我，要我组织一个反方组，使这个辩论能搞起来，这样我们系就算补课了，不然就不能完成任务。

我答应了系主任，但无论我怎么做工作，就是没有同学愿意到反方组来。三天后我向系主任说明，工作我做了，但没有同学愿意到反方组来，我也不能强迫别人来。

最后我向系主任建议，能不能我一个人站在反方，系里的同学都是正方，改变一下辩论的形式，不搞最后的自由辩论。因为反方只有一个人，搞不了自由辩论。正方的观点是固定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方的观点我自己设定，当然得系里审核，这样也算我们系完成了学校的任务。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设定的反方观点是：经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理论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辩论如期在星期六下午进行。由于反方只有我一个人，只能采用正反方轮流发言的形式。最后成了我一个人舌战群雄。我首先做了三分钟主题陈述。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平面上两点决定一直线，一个没有外力作用的物体或者处于静止状态或处于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常规状态下一加一等于二等等。

在这些自然科学的最简结论中都运用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点、直线、数、运动等等。我们在运用这些概念推演和判断我们的结论时是不是都拿到了实践中去检验呢？没有，对吧？为什么不先验证这些概念再进行推演和判断呢？是因为我们认定这些概念是经过人类无数次的实践检验过的。我们在推演和判断这些最简科学结论时就没有必要再亲力亲为地去检验一番。

人类在进行简单推演和判断时是如此地运用这些概念的，但人类在进行更复杂的科学研究时也是这样地运用一些基本的科学结论，而无需再对这些已有的科学结论进行再一轮实践检验后再运用。

后一代人在拓展前人领域的过程中都在运用前人的成果，而无需再对已有成果进行重新检验。人类思维无数次地证明了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结论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的结论。

正如我们运用毛泽东思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样，我们无需再进行井冈山斗争时期，无需要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无需要再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被过去的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

“谢谢主席”

这场辩论很激烈，而且最后经过裁判组讨论，主席的评判是辩论技巧和知识的调度我胜了。说实话，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这次小小的胜利也引发了我对辩论技巧的兴趣，好像在我的人生中打开了一扇自己未曾关注的窗户。后来我参加的几次辩论赛，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年纪稍长后，我还成了教练。我带的银行系统辩论队还获得过一次全国第一名，两次全国第二名。甚至在我退休后，还有一些单位请我去培训。

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以为一定不要先说自己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去尝试你凭什么说自己行或不行？

再比如说我是哲学系的或者说我是学哲学的。但我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论文却是经济学论文《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收入》。我还尝试过写小说、散文，也都发表了一些作品，这至少说明还是有一些社会认可度吧。我甚至还尝试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体育，最后《体育哲学》还获得了科研立项。用既定的眼光，我这些应该都属于旁门左道。

但我也有过两次惨痛的失败。在全民下海的那个年代，经不住诱惑，我也有两次经商的经历。但两次都以失败而终。一次是1989年我和朋友一起做燃油转手交易，由于交货方的不守信用导致交易流产，几乎把我变成了穷光蛋。

还有一次是1995年我尝试做酒店餐饮。生意很好，很多单位把招待餐饮都放在我的酒店，但这些单位的招待几乎都采用月度结账或季度结账的方式，这毫无疑问增加了酒店资金流的负担，推高了运营成本。这种运营方式一直维持到1998年，酒店实在无钱再投入，只好被迫转让。直到现在还有些单位没有结清欠账，但人事已非，何处讨要呢？当然只有一个亏字为归结。

两次经商失败说明我在商业这个方面无能，从此断念。

如果选择以一业为主兼顾他业，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但确需要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主业和辅业。所以青年朋友们，不要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宁愿失败也要去尝试，因为即使失败也还是有收获的。或许正是在这些尝试中你也会不经意地打开你有所长的窗户，开辟你人生新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