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防范美国通胀外溢？

　　Club提要：在北京对话和联合国南方中心South Center共同主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指导的“金砖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对话会上，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北京对话特约专家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就治国理政做相关发言。

　　恩卡韦尼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应通过建立发展型治国方略，强化国家机构能力，促进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的投资，以及推动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来解决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的问题。 

　　8月24-25号，北京对话邀请国内外专家继续就“金砖国家与多极世界构建”展开对话。为了更好地承上启下，我们精选部分特约专家在五月份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中英文形式陆续发布。

　　以下为恩卡韦尼发言：

　　恩卡韦尼在“金砖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对话会发言 （图源：北京对话）

　　大家早上好，今天你们提出了一些有挑战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非常实际，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这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关注事项。我们如何支持全球南方的发展？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正在努力解决国家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解决贫困、失业和不平等。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发展经济、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以及使这些国家能够向外界交易和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是全球南方许多国家的首要关切。

　　对于金砖和其他想要有所作为的机制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支持全球南方许多国家的主要关切。当我们讨论转变全球范围国际金融架构时，希望全球南方那些脆弱的国家有意愿且自信地参与到对话中。我们应使他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已经解决了关于去美元化或类似话题可能引起的不确定性。一旦他们有意愿且自信地认为这次对话也有助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他们参与进来就会变得更容易。

　　对于我们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即使是我们中最脆弱的国家，也确实与全球北方国家有某种形式的贸易联系，或者，我们实际上因为债务问题欠他们的钱。全球南方正面临低储蓄率和其他财政压力，这些压力源于资金的运用方式。资金被用于贸易、投资、借贷、信贷和储蓄等多种经济活动。

　　如果我们了解这些资金的主要用途，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低投资及低储蓄水平，会导致各国无力增加变革以增加贸易，从而面临债务挑战。因此，各国必须明白，这样的对话将支持他们去解决主要关切，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全球南方中更强大的合作伙伴则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知道，在全球北方，有一种想法是利用治国方略来追求霸权。他们在这一领域使用的是货币手段和军事力量。

　　对于全球南方中实力较强的国家，如中国，挑战在于如何有效运用“发展型治国方略”，这种方略与霸权型治国方略背道而驰。这意味着要解决全球南方最小国家的主要关切，要通过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的投入，以及建设国家能力。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项目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们代表了发展型治国方略。这涉及到将资源引入一个国家，以增强其生产能力并开放贸易走廊，而不是依赖储备货币的力量，或者使用其他强制性手段来使他国顺从。

　　如果我们探索发展型治国方略，这包括建设生产能力、提高投资率、以及促进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我们就能在追求这种战略的同时解决他们的一些主要关切。这个议程是使全球金融体系民主化，而目前该体系既不民主，又被垄断和滥用，全球南方的人们深受其害。尽管公众并不经常承认，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元带来的挑战并非全球南方所独有。实际上，即使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北方，一些国家也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

　　如果下一次危机来临，像欧盟中的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样的许多国家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困境,我们知道这些经济体尚未完全从危机中恢复。全球南方国家可能发现自己与西方国家处于类似的处境，但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仍然面临着储备货币问题的挑战。还有一些国家类似于南非，如果你关注我们的货币实力和通货膨胀，就可以看到我们一直都在紧紧追随着我们的储备货币。

　　所以，如果美国把自己的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这将对发展很不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关注全球金融系统的民主化。我们做好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能够去解决全球南方国家很多迫在眉睫的危机。这样他们（全球南方国家）知道会有更多的投资，他们也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参与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中，因为这会帮助到他们制造业，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参与进来。因为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某些情况下，如果你提出这个话题，人们会说北京对话在说什么？可信吗？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增长全球南方国家的信心，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并正面展开对话。但解决他们的主要关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应对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三重挑战的增长。

　　但最后，这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次对话的主题实际上是关于不可逆性的讨论，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将不得不使用其他形式的霸权手段，因为仅使用货币或美元以及军事力量已不再足够。这是因为变化的趋势和轨迹是不可逆转的。

　　会议讨论非常有趣，所以我也努力想象，如果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在这，会作何感想？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国内非常严峻的挑战。为了保持政府的合法性，政府需要向自己的选民证明他们正在解决发展问题。这便引出了我之前提出的问题，我们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为这场讨论可能会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中引起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当前这个体系。如果不清楚新体系将如何帮助他们解决直接需求，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接受。尤其一些由全球北方资助的学者，正在到全球南方最脆弱的国家（游说），对他们说,中国正致力于停止使用美元，而使用人民币，使用中文，这是他们对全球南方脆弱的国家进行宣传时的话术。所以，在（类似）这样的对话中，他们可能会立即关闭对话，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没有直接的意义。

　　中国确实从现有体系收益良多，但中国也愿意成为这个体系的变革者。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在这个过渡期中作为担保人坚持这一（变革）进程，让那些愿意参与并支持这场改革的国家知道有一个担保人存在。正如我所说，这个担保人不是像全球北方那样的霸权力量，而是使用其他措施建立信心，因为在一些国家中，这些紧迫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不仅要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同时中国也有很多直接的机会，如果这些转变发生，新的就业岗位就会在全球南方产生，可以真正的支持经济体的转型。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机会，这个是被称之为“新黄金”的矿物质。中国现在是这些矿物质的最大的消费国，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矿物质在全球南方推动某种形式的工业化？因为如果他们看到工业化发生了，看到工作机会的出现，看到他们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出现，这将建立他们的信心和这些（脆弱）国家的合法性。因为这样人们就不认为领导层只是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非常复杂的对话。实际上，还有其他紧迫的问题，因此保持平衡很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对话中让任何人掉队。因为在一些文化中，当人们进行这种对话时可能会感到威胁，经济学家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们理解这个系统很长时间，但对于一些领导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来说，这就像是核物理学给他们的冲击，他们会立即关闭对话，他们会退出对话，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形式而继续对话。

　　如果投票决定，那么这样不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否则的话，他们会因为自己不理解而去保持中立。所以，这是面向像南方中心等机构的更大挑战之一，那就是建立起这样的一种能力，帮助全球南方的国家的人民，使得他们能够去更加有信心，更加全面地投入到这类的对话当中，以便他们完全了解到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以及如何去解决他们国家发展遇到的这些难题。

　　我想再强调一点，我们作为全球南方国家要做的，还有像金砖这样的机构要做的，就是要去投资建设国家机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建立足够国家能力的情况下进行这项工作，讨论将是不平等的，而且会在一些文化中引起焦虑。因为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正面临着冲突或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我今天所说的国家治理。在霸权式的治国和发展式治国上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发展型国家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指我们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权威和影响力来建立机构，进行投资，建设生产能力，和发展人力资本。发展型国家治理基于相互尊重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霸权型国家治理则是基于威胁。货币一种手段，军事也是。货币和军事只是帝国用来控制他人的众多权力矩阵中的两个例子。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在对话中，我们必须要团结、要相互支持。使得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努力不取决于谁是总统，而必须在国家内部制度化。我们不能让组织如此依赖个人，以至于即使有两位领导人可能彼此不喜欢，（已经提出的）倡议仍将得以持续，这不应该基于我与坐在我旁边的人相互之间感觉如何。

　　（翻译：毛琪）

　　恩卡韦尼在“金砖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对话会与其他专家交流（图源：北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