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的很多东西像极了1980年代初
祭风凌
海游方知咸苦味，江湖不过无字碑。2024-08-16 20:41
【本文由“中国人的上帝就是自己”推荐，来自《从一线消费增长失速看，经济增长转向二三四线城市，均衡发展》评论区，标题为中国人的上帝就是自己添加】
我从一个冷门视角切入，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由原来的“城市化”改成“城镇化”已经12年，此文梳理的内容表明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在发生改变:
1.过度的城市化和大中心化造成资源的集中与虹吸，进而形成过去一线城市“衣食住行教医娱”的超市场价值泡沫，而如今非一线城市的投资和消费占比提升意味着这些问题正在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向好。
2.在地方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的大幅度降低、以及房地产业低迷的背景下，国内消费还能维持正增长，说明国内经济在宏观层面扛住了经济转型的阵痛。
3.微观层面，富人不愿消费是因为过往暴利投资/投机的很多路子现在有大量不确定性；而普通工薪族不愿消费则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而新兴产业大多稳定性不够，加之很多媒体每天都在传递和放大焦虑，于是通过积蓄以应变似乎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4.小结:我跟很多朋友说过，2020年初的很多东西像极了1980年代初，只不过这一次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不会像彼时那样激烈、快速和极端。横跨40年光阴的国人，不敢冒险不愿痛苦自强的会是绝大多数，40年前这些大多数没有随便就家破人亡、40年后的今天就更不会了；而那些愿意痛苦自强又抓住了转型机遇的少数人，或许无法像彼时那样暴富，但逐渐获得大量财富与名利却会是必然的。
1.自2018年开启的改革地税并国税，已经在组织架构上由分税制改回了。
2.穷地方和主粮区是靠大量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平衡的，这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当下的欧美学不来。
3.当下的问题在于传统产业通过工业4.0升级迭代会减少用工需求，但是传统产业市场是红海期的疯狂内卷现状并未改变。所以新质生产力用于传统产业市场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会加剧民生负担，只有开辟新业态的蓝海市场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重要的事再说一次，一定一定要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税收的横向分配机制。这个其实在老大的第一任就该改的，已经晚了十年，再晚十年后果不敢想。
而大城市对比小地方经济体量大，业务往来多。就是现在还存在我说的问题。税收这块，大城市涝的涝死，小地方旱的旱死。
至于你说的农产品收不税的问题，这个我要觉得，生产富集地自己粮食自给率低的吓人，如广东省才25%，按道理就该集体吃贵米，物价就该直追新加坡和香港，可我们国家的制度就注定粮食卖不上价。生产富集地用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换走了平价的粮食，可粮食产地又是穷市穷县，每年光粮食补贴这块支出就比巨款，于是出粮食补贴反而越补越穷。曾经的省长洪虎就吐槽过。“凡是粮食大县都是财政穷县，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他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
洪虎说，现在把大量粮食存在主产区而不是主销区，“一旦发生粮食安全或者粮食风险问题，你得长途调运，从主产区把粮食调到主销区”。
洪虎在演讲中透露，主产区的粮食损耗利息也是由其承担，“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像这样的责任应该转到粮食主销区，我觉得这是维护粮食安全责任的不公平。”
税源与税收的背离说到底还是各地方消费者日常消费商品负担的税收并没有留在当地，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拿一个普通的小县来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合计数与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及耕地占用税的合计数的比例大概在1.3-1.4:1左右。前者按比例上缴中央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怎么会不依赖土地财政。
而日常消费的大量工业品以及烟酒所产生的税收，按照生产地征税原则，消费地一点都留不下来。这是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问题。现在不改不行了。
本着优先发展沿海的理念狂飙了这么多年，中西部省份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就上强省会战略，这又导致一个省内富的地方富，穷的地方又一堆，穷又是真的穷。穷的市县也渴望发展，于是跑去接受了落后产业。已牺牲生态和耕地为代价换来那么点税收。
总结起来就是不改不行了
1.自2018年开启的改革地税并国税，已经在组织架构上由分税制改回了。
2.穷地方和主粮区是靠大量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平衡的，这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当下的欧美学不来。
3.当下的问题在于传统产业通过工业4.0升级迭代会减少用工需求，但是传统产业市场是红海期的疯狂内卷现状并未改变。所以新质生产力用于传统产业市场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会加剧民生负担，只有开辟新业态的蓝海市场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而大城市对比小地方经济体量大，业务往来多。就是现在还存在我说的问题。税收这块，大城市涝的涝死，小地方旱的旱死。
至于你说的农产品收不税的问题，这个我要觉得，生产富集地自己粮食自给率低的吓人，如广东省才25%，按道理就该集体吃贵米，物价就该直追新加坡和香港，可我们国家的制度就注定粮食卖不上价。生产富集地用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换走了平价的粮食，可粮食产地又是穷市穷县，每年光粮食补贴这块支出就比巨款，于是出粮食补贴反而越补越穷。曾经的省长洪虎就吐槽过。“凡是粮食大县都是财政穷县，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他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
洪虎说，现在把大量粮食存在主产区而不是主销区，“一旦发生粮食安全或者粮食风险问题，你得长途调运，从主产区把粮食调到主销区”。
洪虎在演讲中透露，主产区的粮食损耗利息也是由其承担，“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像这样的责任应该转到粮食主销区，我觉得这是维护粮食安全责任的不公平。”
税源与税收的背离说到底还是各地方消费者日常消费商品负担的税收并没有留在当地，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拿一个普通的小县来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合计数与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及耕地占用税的合计数的比例大概在1.3-1.4:1左右。前者按比例上缴中央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怎么会不依赖土地财政。
而日常消费的大量工业品以及烟酒所产生的税收，按照生产地征税原则，消费地一点都留不下来。这是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问题。现在不改不行了。
本着优先发展沿海的理念狂飙了这么多年，中西部省份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就上强省会战略，这又导致一个省内富的地方富，穷的地方又一堆，穷又是真的穷。穷的市县也渴望发展，于是跑去接受了落后产业。已牺牲生态和耕地为代价换来那么点税收。
总结起来就是不改不行了
1.自2018年开始
为何我会认为是税制问题？一产初级农产品免税，于是从各种种养植大户到企业直接放弃对自身产业营销服务提质增效（农产品品牌化要开始上税、物流走高速公路没法绿通免费等等，将会导致产业成本直线飙升，同时还得承担投入风险），此外三产也有大量避税空间不再赘述。于是在目前税制下地方税收支柱只能靠二产，进而导致各地无视很多客观因素和统筹需求扩张二产、进而造成不同层级、不同程度的区域性经济结构失衡。
而大城市对比小地方经济体量大，业务往来多。就是现在还存在我说的问题。税收这块，大城市涝的涝死，小地方旱的旱死。
至于你说的农产品收不税的问题，这个我要觉得，生产富集地自己粮食自给率低的吓人，如广东省才25%，按道理就该集体吃贵米，物价就该直追新加坡和香港，可我们国家的制度就注定粮食卖不上价。生产富集地用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换走了平价的粮食，可粮食产地又是穷市穷县，每年光粮食补贴这块支出就比巨款，于是出粮食补贴反而越补越穷。曾经的省长洪虎就吐槽过。“凡是粮食大县都是财政穷县，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他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
洪虎说，现在把大量粮食存在主产区而不是主销区，“一旦发生粮食安全或者粮食风险问题，你得长途调运，从主产区把粮食调到主销区”。
洪虎在演讲中透露，主产区的粮食损耗利息也是由其承担，“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像这样的责任应该转到粮食主销区，我觉得这是维护粮食安全责任的不公平。”
税源与税收的背离说到底还是各地方消费者日常消费商品负担的税收并没有留在当地，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拿一个普通的小县来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合计数与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及耕地占用税的合计数的比例大概在1.3-1.4:1左右。前者按比例上缴中央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怎么会不依赖土地财政。
而日常消费的大量工业品以及烟酒所产生的税收，按照生产地征税原则，消费地一点都留不下来。这是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问题。现在不改不行了。
本着优先发展沿海的理念狂飙了这么多年，中西部省份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就上强省会战略，这又导致一个省内富的地方富，穷的地方又一堆，穷又是真的穷。穷的市县也渴望发展，于是跑去接受了落后产业。已牺牲生态和耕地为代价换来那么点税收。
总结起来就是不改不行了
但凡有点历史常识、或是愿意上网搜搜资料你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而你能有这个认知也不奇怪，因为欧美反华媒体40年来对苏联、对中国的抹黑都是同样的配方和同样的套路。
我们现在是生产地代征税费，优点就是征收成本低效率高，问题是生产富集地通过商品的流通把他们的所得税、增值税转嫁给了全国各地，这么多年过去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距过于巨大。
所以不论什么税制，在各地方政府按比例把税收上交给中央之前应该先做一次横向分配，上缴中央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做纵向分配。这么多年光有第二步第三步，而没有第一步导致转移支付已经变得成本高效率低。更别说在现有的税收返还制度下生产富集地交的税越多退的就越多。我是亲眼见过，大城市每年可能10月份当地的税管员就会打电话给企业“你们今年不用交税了，今年的税收任务完成了”，而欠发展的一些小县，就为了1万多人民币的税费可以留在县里可谓是绞尽脑汁，最后违规了还要安慰自己“本县的税收实在太薄弱了，就算最后上级审计查起来也能解释”
为何我会认为是税制问题？一产初级农产品免税，于是从各种种养植大户到企业直接放弃对自身产业营销服务提质增效（农产品品牌化要开始上税、物流走高速公路没法绿通免费等等，将会导致产业成本直线飙升，同时还得承担投入风险），此外三产也有大量避税空间不再赘述。于是在目前税制下地方税收支柱只能靠二产，进而导致各地无视很多客观因素和统筹需求扩张二产、进而造成不同层级、不同程度的区域性经济结构失衡。
1.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或说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逐年在涨，且涨幅高于宏观CPI增幅。我所在的滇南山区前国家级贫困县，不少前贫困户，家庭储蓄能长期维持一二十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是吐槽生意不好做、活不好干、钱不好赚的质疑经济人群中一员。
2.长期市场化的环境与西式价值观，在有意无意规训人们去货币化衡量财富与价值，比如前久关于新能源车换代过快导致的争议（明明是购买商品提升生活品质的行为，非要用投资保值/增值的思维来添堵闹腾）。
我们现在是生产地代征税费，优点就是征收成本低效率高，问题是生产富集地通过商品的流通把他们的所得税、增值税转嫁给了全国各地，这么多年过去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距过于巨大。
所以不论什么税制，在各地方政府按比例把税收上交给中央之前应该先做一次横向分配，上缴中央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做纵向分配。这么多年光有第二步第三步，而没有第一步导致转移支付已经变得成本高效率低。更别说在现有的税收返还制度下生产富集地交的税越多退的就越多。我是亲眼见过，大城市每年可能10月份当地的税管员就会打电话给企业“你们今年不用交税了，今年的税收任务完成了”，而欠发展的一些小县，就为了1万多人民币的税费可以留在县里可谓是绞尽脑汁，最后违规了还要安慰自己“本县的税收实在太薄弱了，就算最后上级审计查起来也能解释”
但凡有点历史常识、或是愿意上网搜搜资料你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而你能有这个认知也不奇怪，因为欧美反华媒体40年来对苏联、对中国的抹黑都是同样的配方和同样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