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牛长璐｜焦虑是个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

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二十九期

你为什么如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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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你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还记得那个放松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被现实推着前进。工作、学业、生活，四面而来的压力使人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交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巨大压力。原本期待着一场欢畅的闲聊，却意外收获了对比、炫耀、暗中较劲，羡慕和嫉妒几乎让聊天每每铩羽而归。我们渐渐成为了“话题终结者”，拒绝打开心扉，复杂的内心却难以平静。这背后透露的焦虑，正成为描述公众心理状态的标签词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国家治理创新报告》指出，如何降低民众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聚焦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指出我国35.2%的公务员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可以窥见焦虑正在社会中蔓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越年龄，存在于不同职业与社会阶层，并体现在职场、婚姻、恋爱、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为何感到焦虑？中国人的焦虑具有独特性吗？或者说，这种焦虑是“现代性的焦虑”还是“中国式焦虑”？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本期邀请

一、理解焦虑应关注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

我认为社会焦虑是一种弥散的不安全心态，根源还是在于日常生活。近期有研究指出，在自媒体生态环境下，生活压力、网络风险、话语权平等、公权力信任、信息鉴别和信息安全这6个方面成为青年焦虑的主因；对上海市民心态的研究发现，市民焦虑集中在高房价、物价上涨、就业与工作压力、食品药品等产品安全等方面，而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焦虑。现代媒体让人看到不同人群的生活，消费社会中的需求欲望被放大，La mer优于妮维雅，绿水鬼好过西铁城……房子是当今城市中最令人焦虑的事，“中产”希望为后代留下资本，房子是最大的保障。中国制度下的户口和房子不仅有居住功能，还有储藏财富、附着教育、养老、医疗、服务等社会资格等功能，代表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定位和安全感。我们焦虑的是财富、地位以及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成为了很多人解决焦虑的思路。可是人不能被欲望淹没。

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焦虑要关注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前，每个人被嵌入在一个整体结构中。但当今社会很多人脱离了原有结构，形成了“脱嵌”。在城市市场经济环境下，年轻与年长、个人与群体主义、消费场景和生活环境的差距、旧观念与新环境突变之间矛盾重重。自由是有代价的，看不清楚前路所产生的焦虑，就是代价的一种。在转型中社会整体保障尚不充分，年龄、市场竞争、贫富差距和教育军备竞赛、养老隐忧等普遍焦虑，大多由制度和保障不完善所引发，结构性因素投射入家庭生活、教育经历、工作环境引发的焦虑，只有靠发展才能缓和。

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改开四十年，长江后浪推前浪，80、90认为自己是“后浪”，很多人没有做好成为“前浪”的心理建设。个人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找准自己的定位，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将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提高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至少能缓和焦虑。对政府和社会而言，需要对公信力、社会生活压力、保险监管、网络信息安全、公众参与和居民心理引导等客观需求和制度环境加以回应并改善，引导民众真实理解社会问题。有了信息技术支持的改革，真的有可能医治社会焦虑。

二、社会保障与焦虑

To 牛长璐：   

结构性因素导致了焦虑，那么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否能成为缓解焦虑的关键因素？中国人口众多，社会保障如何能发挥类似于西欧国家的作用？

牛长璐：

在经济发展放缓、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转型的条件下，居民收入预期无疑受到很大影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统统都不是问题”，可焦虑问题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在于没钱，或者说没有足够稳定的收入预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均是如此。焦虑发生在面临收入出现天花板、各种因素导致的支出却不断膨胀的状态下，提升收入很难，提升安全感也很难。完善的社会保障个人觉得可以相当程度地缓解焦虑，但并不成为缓解焦虑的关键因素：笔者感觉社会保障的本质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起到的是兜底的作用。

缓解焦虑的关键因素在于经济发展良好、民众拥有良好稳定的收入预期，即“开源强于节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内差异巨大，当下养老金在各省的状况不均衡就是明证。要想“开源”，发展是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发展从来都是非常艰难的，然而只有持续发展，不断推动教育和科技进步，提高民众整体能力，降低制度成本，才能进一步的实现国家发展，攀升科技产业链条，实现国家和民众高收入，为民众带来更好的经济机会和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和制度稳定是很关键的，任何社会保障体系均要有稳定持续的财政供给，西欧和北欧的高福利体系建立在高科技产业和高税收等等基础之上，这些基础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大多并不完善，在当下处于经济换挡、科技升级的时刻，更需要谨慎操作。一方面“增收”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一方面“稳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兜底”推动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多管齐下，或能缓解社会焦虑。

三、焦虑是个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

牛长璐：

       我个人其实觉得焦虑本身不是问题，或者说，是个人问题。但随着社会信息网络的进步和深度信息的联接，焦虑被社会网络给放大了。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单一评价体系。单一评价体系存在一种确定感，在什么年龄段和时间点获得怎样的能力、做怎样的事情，但这种确定感在现代城市中却消失了，变成了虚无。如何应对虚无感就成了问题，这时消费主义便趁虚而入。原先的制度设定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社会支撑和更多元的评价方式。

上海海事大学讲师、社会学博士王伯承:  

请问牛博士，您说的社会焦虑是一种弥散的不安全心态，根源还在日常生活。那从政治学的角度，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应该如何切入，实现问题的解决呢？

牛长璐：

个人感觉“弥散的不安全心态”，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可以理解为我们看到了社会中种种问题令人感到不安和潜在风险，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应对、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比如“红黄蓝”幼儿园和成都七中的事件。 

 公共事务的实现，需要具有组织力度的集体行动，其享用多数存在搭便车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真正识别出问题症结、民众组织起来才能够正确表达，以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形成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往往需要参与者群体高度的理性、超高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以合作解决问题。但现实是，这些能力的生成却极为艰难，大众参与往往呈现出一种情绪化、极端化的表达倾向，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缺乏持久和较为低调但细水长流的持续关注以及专业技能的协助，而这在美国社会中往往是专业NGO的功能。 

国内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一方面我们的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众没有太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社会活动，NGO的收入又普遍比企业要低的多，因此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往NGO 。另一方面，“好人流血又流泪”的事情不管真假总会引起某种民众警觉，同时民众也很难有合适的参与渠道。因此，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民众收入增加和能力增强，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建设逐渐加强，慢慢在日常生活中转变民众观念，从臣民心态转化为市民心态，建立民众间信任，逐渐解决这些不良现象，从而缓解社会焦虑。

四、放缓脚步、舒缓神经，追求言行自由和心灵自由

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认识了方老师、王老师、邓博士这样的青年才俊和圆桌论坛热心的组织者们——有缘千里来相见，能够相遇在此，令我感到注定有“缘”；“缘分的天空”不仅给了大家相聚的机会，也让我有了多角度思考的机遇。

我个人在理解焦虑问题时，往往习惯从结构性角度出发，觉得变迁社会的结构、土地制度和单一评价模式，是导致焦虑的三大主要原因，这些都需要发展才能解决，但发展很艰难，只有咬牙硬上。但通过与方老师、王老师的交流，我逐渐也意识到，社会主流长久以来强调的追赶模式，以发展型社会的特有结构因素搭建了一个导致焦虑的不断强化的外在场景，但焦虑不仅仅是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社会中的人”进入到我的思考中来，每个活生生的人固有的心理需要也放大了外在社会对个人欲望的引导，产生了过多的焦虑和“赶不上潮流”的恐惧。邓博士所探讨的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联接和治理，令我理解了社会治理工具对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意义，拓宽了新的认知路径，受益良多。

我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渴盼踏上“财务自由”这一艰难路径，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不是在追求财务自由，而是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希望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能够放缓脚步、舒缓神经，追求言行自由和心灵自由，不要过于焦虑！最后，还是要说，感谢各位学友们精彩的思维碰撞，使我近距离欣赏到那耀眼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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