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续革命论”到“不断改革论”，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

教员晚年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继续革命论”，改革开放其实是对“继续革命论”的扬弃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是温和版的“继续革命论”——“不断改革论”，即《决定》中所讲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继续革命论”的全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从“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旧会长期存在”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依旧会存在阶级矛盾问题，为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走姿、修正、官僚化问题，提出了“继续革命论”。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其晚年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形式：“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接着指出，按劳分配仍然是遵循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交换而言的）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已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用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按劳分配中隐藏着的不平等的实质：“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用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上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个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权力，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差别，因为每一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所讲的这个社会，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没有；一个劳动者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端，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这种按劳分配只是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在事实上它是承认“不平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而且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家庭情况不同，即使领得相同的消费品，按人口平均，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造成事实上的一定程度的贫富不均。

接着马克思指出，这些弊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才能完全消除。“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期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役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动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已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产品没有极大丰富，只要想发展生产力，必然遵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逻辑，用多劳多得、物质奖励等手段激励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

即便苏联采取公有制计划经济也不能免俗，想要提高劳动效率，提高生产力的技术突破，物质奖励也是必须的，也必然保有私有制成分，这便是资产阶级法权。

说实话，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姿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经济学诞生起（《国富论》以降），发展生产力都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那就是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分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剩余价值变成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对于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非常系统的论述。

但《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为后人提供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之路，无论是苏联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还是欧美的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本质上都是的改良资本主义，也都存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只是矛盾或多或少、矛盾积累得或快或慢的差别。

正因为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会长期存在，官僚系统的走姿与修正问题不可避免，所以毛主席才提出了“继续革命论”，要时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全方位的阶级斗争，继续依靠群众的革命力量与党内外一切资产阶级化官僚化的因素或倾向作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权不变色直至过渡到共产主义。

从毛主席的初衷来看，“继续革命论”更多是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提醒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永远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复僻后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不过，最终“继续革命论”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一方面，“继续革命论”很难控制分寸，革命的破坏性太大，甚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美苏的压力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求生产力快速发展。

或许“继续革命论”这种稳扎稳打的发展方式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走成，但前提是世界革命成功了，没有资本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竞争生产力发展速度。

要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能给个人更多的激励，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天然比社会主义国家强，再加上福利制度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延缓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速度，使得欧美在生产力竞赛中的打败了苏联，而苏联在生产力竞争失败和自身阶级矛盾的推波助澜下，最终解体。

苏联的失败证明了斯大林“一国建成论”的局限性，也从侧面印证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有其合理性。

当然，苏联的解体不能怪斯大林，谁叫“不断革命派”一开始在波兰战场上战败了呢，而且斯大林从未放弃“世界革命”理想，也一直在输出革命，问题出在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公开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三和两全”理论，全面倒向修正主义。

一是赫鲁晓夫集团在政治路线方面，全面推行和实施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联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

二是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方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润原则、强化物质刺激等。

三是赫鲁晓夫在对外关系方面，推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认为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在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分裂主义，破坏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兄弟党准则，否定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本来，苏联是和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是站在同一阵营的，也正因为有苏联的存在，欧美资产阶级才不断向工人让利，福利社会才能落实，苏联是他们向资产阶级争取利益的最大靠山。

如果苏联不放弃“世界革命”，一方面能在欧美发动工人运动减缓欧美生产力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也能利用共产主义在工人、知识分子里面的号召力吸收欧美的技术，要知道当年苏联的号召力可是厉害到能将间谍安插到曼哈顿计划，让斯大林比杜鲁门更早知道了原子弹的存在。

但在赫鲁晓夫提出“三和两全”理论，苏联全面倒向修正主义后，苏联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竞赛中苏联跑不赢欧美。

这也是毛主席对苏联修正主义如此痛心疾首的原因所在，他看到了苏联的失败，当勃列日涅夫1964年政变上台，苏联仍然施行修正主义道路后，他开始与欧美接触，邀请基辛格、尼克松访华。

当然了，与欧美接触并不意味着毛主席要“改革开放”，因为全中国所有人都能搞改革开放，唯独他不可以。

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中，邓小平认为生产力更重要，而毛主席则坚持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历史证明了“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邓小平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只有走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一种理想和原则而不是蓝图，所以讲“不争论”，讲“猫论”，全面弱化意识形态之争，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所以坚持以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快速发展需要。

至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问题，则通过不断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地将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纠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所以说，“不断革命论”要想成功，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而改开后45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下经受住了考验，依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虽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官僚的腐化依旧怵目惊心，但经过不断改革，十八大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十九大后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不断革命论”中最关键的一环建立了制度保证。

本次《决定》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正是对“不断革命论”的最好实践：

《决定》除引言和结束语外，有15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为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二至第十四部分为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为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内容条目通篇排序，开列60条。

不过问题来了，相比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什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为什么我们能出这么多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中国共产党之魂从来没有向修正主义、向资本主义低头，他坚持以人民为纲的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主义者才前仆后继、生生不息，这便是“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最大意义。

“继续革命论”失败了吗？或许他没有失败，这个教员生前最重要的理论实践依旧在“改革开放”后保佑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行，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出现了变色问题，他也早就给人民提供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理论武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