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金：“编剧”为啥要改名？背后成因有百年！

■本期轮值毒叔 ■

■谭飞&宋方金■

谭飞:欢迎我们宋方金老师，因为和方金老师也许久不见，因为他最近很少联系我，但有一天方金老师不容易地给我发了条微信，他就突然说到了关于编剧这个tittle的问题，编剧是否还应该叫编剧，因为最近有好多新闻，包括有些朋友圈、业内人士说的话，包括那天我跟范小青聊，她也说参加金字奖有个老教授说不能叫编剧了，编剧听着像编箩筐的，给人感觉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正经的职业一样，建议改成剧作家或者剧作者，那方金，您这段时间一直是在做一些调研，也跟很多朋友、业内人士聊，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吗？

宋方金: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编剧这个称呼，世界电影1895年才诞生，中国电影1905年诞生，其实只有短短100多年的一个时间。咱就从中国的影视行业来说，其实一出来从事这个行业的署名就是编剧。

谭飞:最一开始就是编剧。

宋方金:就是编剧某某某，那么这个名称在我看来，它本身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它是个中性的称呼，并没有褒奖，也没有贬低。

谭飞:跟导演其实是一样的。

宋方金:一样的，导演也是个动作。

谭飞:是，中性。

宋方金:导演其实是说一个是摄影机的移动，一个是对演员的调教，就是导演。

谭飞:调度和调教。

宋方金:对，那么编剧就是编写剧本的人，这本身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不代表它没有问题，从整个世界来说，这个岗位的署名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英文中的编剧，它实际上直译过来叫银幕作者，那么这个作者和编剧不太一样，编剧这个“编”，比如说咱们就说编曲，编曲跟作曲不一样，作曲指的是世界上没有这段旋律，我把它创造出来，这个“作”是创作的意思。

谭飞:从无到有。

宋方金:因为在《道德经》里边这个“作”是有法的，比如说它有一句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那么万物并作的这个“作”的意思其实就是生长、创造一种崭新的事物，那么作曲就是把没有的旋律创作出来，编曲指的是在作曲的基础上，给它配以乐器的组合，配以音色的组合，配以前后相随、高低相倾的一种空间性的东西，编剧如果用“编”这个词呢，其实就有点编汇、编撰、编曲，那么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歧义、不准确。

谭飞:还是不太准确。

宋方金:那准确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作者。作者有高低，但是这个“作”就是创造的意思，这是第一点。那为什么我虽然说它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最近也感觉到了一些问题，因为王迪教授已经96岁了，本身其实都封笔了，不再说这些话了，但是又出来强调这个事情，他强调是因为前辈人家都是剧作家，怎么到我这儿成编剧了？他对这个事情其实有些耿耿于怀。这里还得分两个情况，一个像比如说曹禺，我们经常说是一个剧作家，但是在曹禺的剧作家的履历上，比如说《雷雨》，那么在节目单上他也是写“《雷雨》编剧曹禺”，导演某某，也是这样的称呼，那么《雷雨》《日出》《原野》，他写的这些剧本在出版的时候，写的都是曹禺著，他和作家是一样的。

谭飞:一个级别。

宋方金:不是，一个名称，咱不是说级别不级别，因为你就说县城里的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他也是某某著，对吧？

谭飞:对，或者说是一个知识产权的准确确认吧。

宋方金:对，确认。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没有太大问题，那么我感觉太大问题的出现是在于有时候一个名称，它对于源远流长的一个长时期的一种潜意识里的民族的文化共同基因的表达是有问题的。比如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咱们当时对“知识产权”这个名词的翻译问题，“知识产权”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老说“知识产权”，其实知识是没有产权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李白的《静夜思》，它现在是人类的共同知识，没有版权。

谭飞:对，它是一个公共的版权。

宋方金:公共，它是公版领域，因为其实咱们在《著作权法》里边是有的，等于是一个作者去世50年以上，他的作品会进入公共版权里。

谭飞:都可以改，都可以用。

宋方金:比如说像《山海经》。

谭飞:也都可以。

宋方金:也都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了，那么你翻译成“知识产权”就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是有阻碍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智慧产权”，就是说人类的共同知识谁都可以使用，但是你在一个阶段内的智慧，你拥有产权，你拥有获酬权，你拥有署名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智慧再重新转化为知识，就是这个作者死了，去世了50年以上了，那么它就进入公版领域，进入“知识产权”中知识的那个领域了，知识和智慧是两个层面。所以现在有好多人说，我有“知识产权”，其实你假设我有“智慧产权”，那么大家就知道原来是你要在世界上创造出别人不具有的那个东西，是你的智慧所带来的一种权益，这个叫“智慧产权”。因为我们现在法律法规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领域都是在用“知识产权”这个词，那么现在看来我们想把“知识产权”重新翻译为“智慧产权”，这就很难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于知识和智慧的理解，实际上是有差别的，是有歧义的。

谭飞:是有误导的。

宋方金:是有误导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在做《袁隆平》这部剧的时候，查看袁先生的一些谈话，其实袁先生对于转基因其中的一个表达是有所遗憾的，比如说“转基因”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当然这个不是袁先生的话，这是我的话，“转基因”正确的翻译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分子育种”。

谭飞:分子育种。

宋方金:它叫分子育种，就是更高水平的一种育种技术，我们原来是常规育种，最后到杂交育种，最后叫分子育种，实际就是在分子层面上，对种子的组合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谭飞:就是农业科学的进步嘛。

宋方金:那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我们不把它翻译为“转基因”，因为“转”这个字它实际上是带有贬义，这个人转心了，这个人转变了。它是带有贬义的，那么转基因大家觉得这个事变了。

谭飞:而且好像是从一种常态能接受到一种非常态了，有点害怕了、焦虑了。

宋方金:所以说如果当时翻译成分子育种，我相信其实公众不会那么恐慌，这是第一点，这一点我觉得还不算大的失误，大的失误是什么呢？在整个的分子育种领域，它有几段蛋白表达，这种蛋白表达其中有一个就翻译为“毒蛋白”，“毒蛋白”的意思是对害虫要毒死它，那么这个翻译就出现了，袁先生就说不该这么翻译，因为这个翻译应该叫“保护蛋白”，如果当时翻译为“保护蛋白”。

谭飞:那就好多了。

宋方金:那大家就知道这是保护人类而产生的一段蛋白表达，但是“毒蛋白”它就有“毒”嘛，对不对？

谭飞:负面的一个影响。

宋方金:其实这个“毒”是相对于害虫来说的一种基因表达。所以现在来说，因为你知道我见过好多反转基因的一些人，他说宋方金你不用说了，那叫毒蛋白，你知道毒蛋白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告诉他这是命名的失误。那么当然我也可以赘述一句，一个人吃了猪肉，不会拥有猪的基因，基因表达和分子育种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高科技领域，所以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名称的翻译。

谭飞:被污名化了。

宋方金:因为剧作家是这样的，在评论家的文章里可以说剧作家刘和平写了一部《大明王朝1566》，剧作家高满堂写了《闯关东》，这个是可以的。现在你比如说在某些场合说有请剧作家高满堂老师上台，这个是可以的。

谭飞:没问题。

宋方金:但是不能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剧作家，所以这个剧作家署名是不行的，比如说刘震云，刘震云到任何地方去。

谭飞:都是作家。

宋方金:不是，他不说自己是个作家，因为作家也是第三人称，你不能说我是个作家。

谭飞:别人说是可以说。

宋方金:比如说王朔老师您是干嘛的？他说我是码字的。那么刘震云他不这么说，刘震云说我是个作者。

谭飞:这其实是规范的。

宋方金:自己称呼自己一定是我是个作者，别人说这是个作家，这是什么，作家是第三人称，所以说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你不能自己称是剧作家，那么剧作家这个选项显然是不合适的，“剧作”这个是合适的。“剧作”这个是有来历的，比如咱们说在日本的电影署名他是这么署的，“脚本某某某”，其实就是剧本某某某，“监督某某某”，那就是导演某某某嘛，那么这个我觉得跟剧作是一个意思。

谭飞:要接近。

宋方金: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的选项里边，我觉得“剧作某某某”是相对合适的。那么这里边又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不是说行业内自己讨论就可以，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法律法规的问题。因为在目前咱们的《著作权法》里边，涉及到影视创作的它是编剧导演，所有的权利里边都写的是编剧，不是剧作家，也不是作者，也不是什么其他的，那这样的话等于如果说你要是从署名来看的话，可能在法律法规上缺少一些支持，还缺少一些水到渠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大家能不能达成一种共识，达成一种加强原创，加强创造，而减少编造的共识，这是第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家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因为编剧的署名在海报、在一些物料上、在电影的片头消失了。

谭飞:一而再再而三地消失。

宋方金:对，消失了之后就让这些编剧和相关的从业人员产生了一种对于编剧这个身份的合法性、合理性、存在性的反抗，这种反抗就让他们反思编剧这个署名是否妥当，那么我觉得现在一个是行业要重视起来，除了编剧行业可以讨论是署名“剧作”“剧本”，还是“作剧”，还是保留编剧这个署名不变，那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讨论。另外一个就是说能不能保障一个基本的写在我们的《著作权法》条款里边的就是编剧拥有署名权。前一段时间，我跟小枪也有一个讨论，因为小枪是个比较善良的人，王小枪老师他说，我们都像祥林嫂那样喊了很多年要给编剧署名，怎么不给编剧署名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小枪认为就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我说不是被忽略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问题，大家对于编剧，既不甘心又想灭掉他，然后又离不开他。因为编剧实际上他不太像是影视行业里的人，因为你要说他是影视行业的人吧，他基本上也不去现场，他是第一个进入，但是又是第一个离开的，对咱大部分的编剧来说，就是找你写个剧本，你写完你就走了。

谭飞:写完就拜拜了。

宋方金:有的编剧一辈子没有见过片场，他好像跟这些没什么关系。其中有一次，我去片场，有个演员，那个演员其实也是个著名演员，他说我演了30年戏了，没见过编剧，这个演员你也认识，我也不说他是谁了，也是咱们好朋友，他说我没见过编剧，他说我见到你，我觉得终于见到编剧了。

谭飞:终于见到编剧长什么样了。

宋方金:你明白吧？所以说编剧跟这个行业是很隔阂的，他像文人的一个序列。

谭飞:幕后的一些。

宋方金:幕后的，所以说就导致大家对这个不感冒，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对他还有所忌惮在哪呢？因为他是一个核心的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就等于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天地里，他具备强大的“孕育”功能，原来经常不是有人打这个比方，虽然不准确，说导演是父亲，编剧是母亲，然后共同生了这个项目，虽然说不准确，但是你要知道这里边有编剧众多的血肉，众多的灵魂的重量，所以说就导致很多导演他不甘心，他一定要署名什么。

谭飞:谁谁编剧，谁谁作品。

宋方金:你除了某某作品之外，往往在编剧上面他有署名的，因为他要争这一块知识产权的这个天地，他不是争这个钱，他很多时候他说我是编剧，我是编剧之一，我是联合编剧，我是总编剧，但我不要钱，但是我要这个名，我要这个名分。就是为了在这个领域里边，以防被人说成我只是一个翻译者，我只是一个影像的传达。

谭飞: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参与进来，从头到尾都是我亲自抓的，就是这种。

宋方金:那么你比如说他也指导了表演，他也指导了美术，他也参与了道具的选择，但他不署名道具这些。

谭飞:在编剧里署名。

宋方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编剧署名权、编剧存在权的这种严重的侵略和掠夺，是这一次编剧们发声要改名的一个背景。

谭飞:真实的背景。

宋方金:对，所以说我觉得行业应该重视起来，因为只有重视编剧，这个行业才能繁荣昌盛。虽然说编剧不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但是它至少是重要的之一，在编、导、演、制这四大主创里边，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谭飞:但是最被轻忽的。

宋方金:最被轻视的，因为他没有决定这些署名权、存在权、署名先后权、字体大小权等等，他没有这些权力，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状况能看到另外一个状况，比如说演员，谭老师也很清楚，两个咖位相当的演员要争番，在海报上谁的字号大，谁的字号小。

谭飞:谁在前面，谁在后边。

宋方金:谁是前面，谁是后边，谁是左边，谁是右边。

谭飞:他都要争。

宋方金:都要争，那么这一点其实就显得特别的愚昧，因为你要知道，编剧必须得有署名权，否则你没有存在感，演员其实不需要署名权。

谭飞:你的脸就署名了。

宋方金:你的脸就在那里边嘛，即便没有你的署名，100场戏里边有你90场戏，这不就是你的署名权吗？

谭飞:其实编剧是最应该得到署名的。

宋方金:对，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先说海子的一首诗，对于编剧来说，“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已经全部丧失”，这是海子的一句诗，特别符合编剧的这个概念。还有我想说一句郑智化老师的歌词，郑智化老师要出新专辑了，我又想起他原来的一首歌。他说“这个世界残缺太多，有的人一无所有，有的人却得到太多”，演员你已经得到太多了，你的脸就是署名权，但你还要那个所谓的字体上的署名权，但是对于编剧来说已经没有脸了，但是还得去争夺一个所谓的文字上的一个署名权，所以我希望这个行业应该善待所有人，也包括善待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