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难者到领路人：民族主义时代前后的琉球

卡明斯（Bruce Cumings）曾断言“惨败后的日本获得了长久惬意的和平，而分裂的朝鲜却不断承受着历史正义之痛”[1]。确实，朝鲜，或者再加上宋怡民笔下的金门[2]，因为身处冷战最具有戏剧性的前沿地带，因而如同柏林那堵象征性的高墙，时不时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这些冷战大戏中的“著名演员”最终都得以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大戏落幕之后的职员表的显著位置，与诸如格但斯克-的里雅斯特、长津湖、猪湾和胡志明小道等一长串从前鲜为人知的地名一同成为人们铭记的对象。然而被卡明斯用来做对比的，那个被形容为“享受惬意和平的日本”的整体概括，却抹去了一个另一个至今承受着“历史正义之痛”的地方，一个遭人背叛，被人遗忘的地方。人们通常把点缀在西太平洋上的这一串珍珠似的岛链统称为冲绳，可是仅仅就是将其称之为冲绳这一点来说，就已经暗示了其多舛的命运。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对东亚知晓无多的外国人大概也只知道Okinawa这个日本名字，坐在沙滩上享受着假期的旅人们很难说对于这个岛屿曾经的辉煌有所耳闻。或许只有在首里城游玩的时候，才感觉到一些微妙的不同。自尚氏王朝建立以来，琉球就因为明代相对保守的海洋政策而享受贸易带来的繁荣，而开启了自己的“大航海时代”[3]。当然，把用来概括欧洲人15-16世纪历史的概念挪用到这个东亚小国头上显得有些夸张，琉球本身的作用也因为清代解除了海禁而没落下去。最终被日本的岛津家征服，成为其附属国。直到19世纪后半叶之前，琉球虽然不得不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向岛津家称臣，但是这种“一仆二主”的行为毕竟是能够被灵活而包容的中华体系所接受，只要不戳破这层窗户纸，长久的安宁就能轻易地维持。

然而小国的生存方式深刻地决定于国际秩序的性质与模式。在欧洲，小国的存续可能是大国权力均衡的结果（比如低地三国）；而在东亚，类似朝鲜的“事大交邻”的原则成为一种典范，在天朝的保护下，属国自主内政外交。但是这种有赖于互信形成的边界却被西方式的边界意识，即如同奥斯特哈默所描述的那种“将标记明确，设有主权标志物，由警察、士兵和海关人员把守的国家边界视为主权国家的外围器官”[4]的模式所取代之时，琉球王国这样处于边缘并共侍两主的情形就不再能够维持。琉球不得不面临选择，要么接受日本的吞并（所谓“琉球处分案”），或者是被日本和清朝瓜分（格兰特方案），要么就寻求独立之路。日本提出所谓“琉球悬案”时中国正面临新疆方向俄国人的威胁，所以原本想尽早结束和日本的争端，答应瓜分琉球获得南部两岛（以便日后帮琉球复国）。但是伊犁问题顺利的解决让李鸿章改变了主义，清廷内部甚至出现了远征日本以彻底解除祸患的声音，因此，琉球以悬案的身份一直保留到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在吞并台湾的同时，也事实上确定了对琉球的占有[5]。

新兴的日本帝国虽然声称自己同样背负着开化的理念，但是在行动上却继承了种族主义最恶劣的一面。19世纪的殖民者有着和他们前辈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18世纪以前母国和殖民地的联系因为交通技术的限制而较为松散，不少英国人在印度或荷兰人在印尼都相当程度上的地方化。然而19世纪以来交通的改善使得在殖民地原样复制欧洲社区成为可能，于是交通的便利化所导致的是种族之间的进一步区隔，一种泾渭分明的生活圈子出现在殖民地最核心的区域，甚至种族高下和等级隔差成为了殖民地建设的一种基本考量[6]。日本人在构建自己的帝国架构时，尽管不是如德国人那样的明示，也表达出了相似的等级隔差序列意识。处于最高等级的是“内地”：即本州、九州和四国；北海道和冲绳以及桦太成为一种“国内的殖民地”，或者说，就如同爱尔兰之于不列颠、大西部之于美国一样地位。这些地方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明确的“日本人”，但是却事实上也并非完全享有国民待遇[7]，或者说，相比于在台湾或朝鲜，以及在后来的满洲国那种光明正大的歧视性和排他性统治，北海道和冲绳人所受到的歧视更为隐秘。课正是隔差本身从反面确立了团结“自己”的需要，这就如同法秩序本身需要“例外状态”来确定权力限界一样。现代民族主义几乎否认了“以夷变夏”的可能性而确立且不可侵犯的族群高墙，而高墙内部又有内城，甚至“紫禁城”的微妙区分。如果把日本的华族比喻为民族主义的紫禁城，那么日本的“内地人”就是“满城”的居民，而由琉球、桦太、台湾和众多殖民地、附属国和托管岛屿甚至军事占领区就组成了混杂而被歧视的“外城”。

这种歧视在帝国强大时并不显著，毕竟台湾人、朝鲜人都可以借日本的威势欺压其它民族，那冲绳人似乎更有资格。只是一旦从同富贵转向共患难时，这种歧视就暴露出最卑劣的本质。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但是天皇负隅顽抗的决定导致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冲绳完全成为一枚弃子，尤其是当原子弹消弭了日本本土之战的决心之后，冲绳人的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起来。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就是所谓“冲绳之怒”的缘起[8]。

当日本在1955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恢复“主权国家”（姑且可以这么说吧）的身份时，琉球群岛依旧处于美军的直接占领之下。当日本的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并逐渐摆脱战后社会的阴霾时，琉球的军事基地却与日俱增。1972年归还冲绳事实上成为一场骗局，冲绳在名义上融入了和平宪法的日本，但是却依旧因为军事化堡垒的地位而成为日本和美国的双重殖民地[9]。冲绳人始终坚持非暴力的抵抗，但是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美国的意愿和美日同盟的利益完全凌驾于冲绳人的意愿之上。麦考马特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在1955年-2009年长期实行的一党国家制度期间，一个完全呈网状的，将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视为理所应当的附庸国体系逐步形成”[10]。

日美关系在主权国家的时代无疑具有双重的讽刺，曾经的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却是完全是一种可耻的宗主-附庸国关系。据说主权国家之间应平等对待，那似乎有些国家就比其它国家更平等。美日关系就如同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关系一样，无情地嘲讽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更不要说这种主从关系还带有鲜明的“父权家长制”象征。麦克阿瑟在离开日本时那段著名的侮辱性评论：“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成熟的45岁相比，日本人就像个12岁的男孩”[11]，到了21世纪还依旧出现在敢于揭露日美关系本质的鸠山由纪夫身上，他被形容为“玩火的小孩”。很难想象主权平等的国家之间还不得不借由父子来形容彼此的关系。但是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即便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并不能阻碍日本依旧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战后去殖民化运动的教条主义者往往制定出夺取主权（无论是借由“无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之后发展经济的总路线图，但是日本却完全成为这一路线的例外。这使得“主权”概念在华勒斯坦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得令人疑惑起来，毕竟在这个世界中“在一切社会型构都按照单一的，有组织的，有等级层次的体系来安排，因此只有一个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12]。笔者单纯只是想用日本来反思主权与国际经济分工之间的微妙联系，但是别忘了阿明在上述结论之后又强调：“不平等交换意味着阶级斗争的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观察，意味着民族问题不能认为只是伴随着主要‘纯’阶级斗争的附带现象”[13]

话题回到冲绳，笔者之所以在读完《冲绳之怒》这本书后以此文回顾冲绳的历史，是为了借此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中并无被充分权衡的地区。冲绳问题并不像钓鱼岛或者台海问题一样具有鲜明的国际背景而被当作日本国内，或最多是美日之间的问题。但是冲绳人所抵抗的，却是美国施加的地区和全球秩序所依赖的支柱[14]。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虽声称自己代表新国际秩序，但是受制于中国本身大大受益与当前国际体系本身（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关于领土声索的）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贯主张，对于冲绳问题一直处于某种旁观者的状态，默认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这也是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种默认式的支持），也因此，对整个东亚的和平都处于火药桶之上的现实无可奈何，也无动于衷。

从这个意义上说，冲绳人民的抗争并非仅仅是出于坠落的军机损害生命财产或跋扈的美军强奸学生却享有治外法权。冲绳人对于美日霸权的抵制将有可能导向一种超越领土绝对主义和后民族国家体系的曙光。这种领土的绝对主义观点（强调所谓“固有”），使地区局势如同疟疾的打摆子一般冷热交替。回响历史的经验，琉球王国“一仆二主”的实践证明了前民族国家富有弹性的边界和包容多重认同对于新型和平的潜在建设性。如果将东亚可能的和平蓝图寄托在超越民族主义的可能性上，那么冲绳无疑就是这条道路上领航般的存在。

[1]虽然我自己都觉得这句实在被我引用过太多次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这句话的引用还是无比的贴切。卜鲁斯·卡明斯，《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页98。

[2]宋怡明，《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

[3]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页62-69。

[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221-222。

[5]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西里喜行的书对于这段历史爬疏的十分详实而仔细，是研究中琉日关系的重要参考。

[6]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页215-335。

[7]成田龙一，《日本近现代史4：大正民主运动》，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

[8]加文·麦考马克，《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9]麦考马克，《冲绳之怒》，页9。

[10]麦考马克，《冲绳之怒》，页114。

[11]涩泽尚子，《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型塑敌国日本》，台北：远足文化，2017，页56。

[12]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型构》，台北：久大文化，1990，页11。

[13]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型构》，页189。

[14]麦考马克，《冲绳之怒》，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