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开始前,我所经历的巴黎生活
奶茶、盲盒、降本增效。
文 | 陈梅希
编 | 园长
奥运开幕前,我第二次抵达巴黎。
和五年前忙着逛景点时不同,这次的巴黎之行,让我见到了更多与生活有关的故事。网约车普及起来,司机抱怨着巴黎拥堵不堪的交通;中国品牌越来越多,华人餐饮店走出唐人街,眼看着要挤走日本和越南同行;华人依然是对外卖最有热情的群体,甚至在欧洲托举起几个专做中餐外卖的APP;奶茶不再是稀缺品,私人小店、本地品牌、中国奶茶连锁店,家家都有“bubble tea”。
最荒谬的时刻,是我在离蓬皮杜不远的集市上,跟年轻的法国女孩一起抢购假香水。香奈儿、迪奥、爱马仕、圣罗兰、大卫杜夫……所有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巴黎香水,被装在形状统一的30毫升香水瓶里,层层叠叠堆在长条桌上。
标价都是五欧,不分品牌,客人挤在一起试香,名字在这里突然失去了意义,她们把喜欢的香味装进小框,最后掏出现金找老板结账。
我也买了一支,作为巴黎生活的纪念品。
奶茶、盲盒、越南粉,from China
第一次来巴黎是在2018年,朋友D带我走了很远,去买一杯华人做的奶茶。
那是国内奶茶行业最热闹的时候。喜茶在这一年新增近百家门店,覆盖全国90%的一线/新一线城市;一点点如日中天,全国门店数超过1700家,最热的门店,平均每天能卖出2700杯;茶颜悦色偏安长沙,此后两年,一口气在这座城市开出200多家门店。彼时,所有奶茶品牌都在向前狂奔,增长成为一种和鸣,万店在终点线等待,中国消费者被无数新鲜的概念和口感包围。
而在2018年的巴黎,奶茶仍是一个需要走很远才能抵达的,只有华人会消费的,偶尔解思乡之胃的冷门饮品。
六年后,当多个国内奶茶品牌陷入增长瓶颈期时,巴黎的奶茶店数量已经进入增长高峰期。于是当我在奥运前重返巴黎时,街头的奶茶店已经不需要刻意寻找,我甚至在暴雨突然到访的午后,随意钻进了街边的一家“贡茶”,看着法国店员熟练地摇出一杯黑糖珍珠奶茶。
巴黎贡茶
奥运到来前,更多有志于出海的中国茶饮品牌正摩拳擦掌。喜茶把快闪店开到塞纳河右岸,以“观赛茶室”之名,初次进入法国市场;玛黑区的霸王茶姬快闪店仍在赶工装修,开幕式临近,留给他们的装修时间不多了。
在巴黎街头,我还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例如,我在这里碰到泡泡玛特的频次,大概比在北京还要高出许多。它们出现在卢浮宫商场和蓬皮杜,出现在街头,也出现在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购物中心。
我们停在蓬皮杜的纪念品商店前,莫莉隔着玻璃橱窗与我们对望,带着它标志性的表情,站在展示台上,招呼它那漂洋过海的老乡。同行的朋友说:“艺术品大概是可以被制造的,当它被摆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第一次见到它的人,就会觉得它是个艺术品。”
“巴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饿死都仍然被视为一种艺术的城市。” 正如西班牙小说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所说,在艺术之都成为艺术品,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巴黎街头的泡泡玛特门店里,除了像我这样抱着见老乡心态进店闲逛的中国游客,大部分顾客都是外国人,常见的盲盒产品,售价大致是国内的3倍。华人营业员告诉我,店里的商品从国内运过来,店员则大部分都从巴黎本地招募。
2024年7月27日,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泡泡玛特卢浮宫商场店将正式开业。财报中来自海外的10亿营收里,又将加上来自卢浮宫商场的一笔。
中国品牌正在涌向法国,而在法国谋生的餐饮业华人,则在涌向新的品类。小红书和微博上,流传着“巴黎90%日料店老板都是温州人”的传说,到2024年,华人老板们又向东南方向卷去,在巴黎开出一家又一家越南粉店,试图把PHO也收编到自家麾下。
聊到这个话题时,我们正站在一家越南粉店门口,招牌看起来很新,谷歌地图上还没有评分。门口的另一位女士,正在调整三角立牌的位置,听我们胡诌一通后,忍着笑用中文邀请我们:“进来尝尝吧,挺好吃的。”
老板和店员都是华人,聊起巴黎的越南粉店,她们说最近华人开的店很多,具体有多少家,她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的粉很正宗的,我们厨师是越南人。”正不正宗,我当然判断不出来,但那是我在巴黎吃过最好的一餐,蜗牛、鸭腿、小羊排,都不及越南厨子懂我那铁血中国胃。
老板说,他们现在可以支持电话订餐,但没有上线外卖平台。事实上,巴黎的外卖行业在近几年一直缓慢发展着,既没有停滞不前,也没有突飞猛进,如同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进度。2023年,调查机构哈里斯互动(Harris Interactive)发布数据称,当下法国有1/4的居民有点外卖的习惯,其中89%的受访者认为外卖食物贵。
比起很难获得外卖服务的乡村,巴黎已经是全法国点外卖最方便的城市了,但看起来,巴黎人对外卖的诉求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喜欢出现在餐厅,在所有合理或不合理的时间段里,就着一杯咖啡,一杯葡萄酒,甚至一个汉堡,开启他们长达两个小时的热络会面。
在一家本地人居多的法餐厅,全店只有两桌客人忙着使用手机,试图从小红书上搜索蒙马特高地攻略的我,和对面给每一道菜拍照的韩国游客。隔壁桌的法国客人,从落座到用面包蘸着吃完主菜的最后一口汤汁,全程都在热情洋溢地用法语交谈。
外卖产业发展缓慢,既是一种原因,也是一种结果。
与外卖相对应的,海外也早已有属于自己的“大众点评”,只是商家和用户的覆盖度,远无法让在线预订成为一种常态。例如曾在电影《爱乐之城》里出现的那家爵士酒吧,唯一的预定方式是在门口大排长龙,店员在门口“巡逻”,用古老且唯一的技术手段,保障朴素的先到先得。
《爱乐之城》里出现的爵士酒吧,每天只接受现场排队
雨中网约车和百年老地铁
奥运临近,法国忙着把大大小小的景点都翻修一遍,生活在巴黎的华人们,在小红书频频吐槽“巴黎是个大工地”。
建造中的场地(注:摄于五月)
几年前遭遇火灾需要部分重建的巴黎圣母院,眼看着是赶不上奥运会开幕了,凯旋门、政府大厅等标志性建筑的翻修则还在夏初加急赶工。101年前,巴黎市政府因塞纳河水污染严重而颁布了游泳禁令,一个世纪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唯独塞纳河的游泳禁令固若金汤。眼下,为了让塞纳河承接奥运游泳项目,巴黎市政府烧掉的治理经费高达14亿欧元。
但当地居民显然不太买账。比起塞纳河到底能不能游泳,以及凯旋门到底气不气派,他们更关心自己这个月的电费有没有超过第一阶梯。
网约车司机则更担心拥堵问题。“将奥运融入城市”的口号固然浪漫,生活在其中的司机们可不这么认为。毕竟不少巴黎标志性景点将和奥运赛事密切融合,或直接改造为赛事场馆,或成为赛事背景,涌入的千万量级奥运游客,将让本就拥堵的巴黎交通雪上加霜。届时,网约车不能在场馆区域通行,也不像出租车那样在奥运车道行驶,将面临更多路线上的麻烦。
和外卖一样,巴黎是法国网约车密度最高的地区,按照2022年的数据,全法国81%的网约车司机都集中在巴黎大区。
Uber则是巴黎最常见的网约车平台,其中最便宜的车型,价格略低于本地出租。奥运的到来,将打破部分司机的夏季度假计划——根据Uber公布的调查数据,巴黎大区将有90%的司机在今年夏天坚守岗位。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往年夏天,只有65%的司机留在巴黎,剩下的要么去度假,要么前往法国尼斯等海滨城市接单。
但90%的留守率,显然不足以应对涌入的奥运客流。Uber的调查报告称,奥运期间,三分之一巴黎大区外的司机计划来巴黎接单。我忍不住开始算账,全法国有19%的司机在巴黎大区外,如果其中三分之一来“支援”巴黎,仍不够补上坚持在夏天度假的巴黎大区司机缺口。
在巴黎,地铁才是普及度最高的出行方式。1900年,巴黎的第一条地铁建成通车,比巴黎市政府禁止居民在塞纳河游泳还要早三年。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曾在书里写,他第一次见到德国士兵,是在莫贝尔广场-互助院那个地铁站,在1940年,大撤退告一段落,民众回到巴黎之后。所以他说:“巴黎人就是有这种特权,把地铁路线图当作备忘录,当作一种记忆的开关,一面袖珍的镜子。”
如今,这面镜子,平均每日都要照出数百万人的样子来。
时间给巴黎地铁留下的,除了记忆和尿骚味,还有很多曾经走在时代潮头,如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习惯和设备。例如到2019年,巴黎地铁才开始支持刷手机进站,仅限安卓端;苹果手机的电子支付功能则拖到了今年5月,赶在奥运开幕前,巴黎的苹果用户终于也能拥有无纸/卡化地铁通勤了。
奥运限定公交卡与单次纸质交通票
中国游客可以通过微信购买巴黎地铁卡,只是实现路径颇为漫长,需要在微信购票后,在巴黎地铁站里找到人工窗口,再换成实体卡,最后刷实体卡进站。如果在站内购买单次票,将会拿到一张小纸片,把它塞进闸机,等待它被盖上日期戳,再从另一侧吐出来。对已经习惯二维码社会的人来说,过程实在惊心动魄。
虽然我们碰到的大多数巴黎当地人,都在抱怨自己的城市,但也有另外一些例外的时刻。
我们在夜晚遇到过一场暴雨,塞纳河的码头上,没人再有闲情逸致与奥运倒计时牌合影,只好狼狈四散,寻找遮雨的商店顶棚。一辆Uber来码头把我们接走,在暴雨中载我们驶离。
司机全程没有说话,车里放着法语歌,很大声,压过车外的雷声和雨声。几分钟后,车突然靠边停下,离目的地显然还很远,我们不得不警觉起来。直到我们向车窗外望去,才猜到了司机的用意。接近11点,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开始闪烁,银白色的碎光,打破巴黎的雨夜,闪电不及它耀眼。
司机暂停了自己的工作,想让两个显而易见是游客的人,透过倾盆大雨,看一看正在闪烁的巴黎地标。
一个法国媒体人经历的媒介变迁
那个向我吐槽水电费太贵的人,是我在巴黎的房东Pat,一位曾在法国电视台工作多年的记者。
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法国电视台,起初担任《迷失》(“Perdu de Vue”)的记者,这是一档存在于1990年到1997年间的法国节目,寻找迷失的人,例如逃犯或者走失的亲属。2014年,她开始在法国电视台做一档寻亲节目主持人,帮助失散的家人找到彼此。
我告诉她,在中国也有这类节目,非常受欢迎,最有名的那档寻亲节目,也在2014年开播,跟她主持的节目一样。可惜我的英文水平实在有限,没能第一时间给她翻译“为缘寻找,为爱坚守”或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样的主题词。
Pat并不惊讶,做过多年寻人节目后,她说:“找到失去的人,那是全人类共同的渴望。”
她为电视台工作了近30年,经历过电视台的黄金时代,也见证过流媒体的崛起。到2024年,她已经可以坦然接受:“现在没什么人看电视了。”
根据法国《费加罗报》,2018年,法国电视观众的平均年龄已高达53岁,Pat曾工作过的法国电视二台,观众平均年龄在那一年超过60岁。同一篇报道的访谈中,法国电视公司频道与节目经理塔基斯·康迪利斯说:“电视失去了人口中的整个一部分,年轻人不再看电视而是看视频。”
在那一年,据《巴黎人报》报道,38%的(11岁至14岁之间的)法国青少年拥有TikTok账号。一场中国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媒介风暴,也在法国上演,世界又回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地球村概念里,至少在抛弃电视这个问题上,村民达成了难得的共识。
收视人群的减少和老龄化,直接导致了电视台收入与预算的下降,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在2018年到来前,法国国家电视台计划取消180个岗位,以节省5000万欧元的开支。在任何一个下行期的行业里,“降本增效”都会被提上议程,员工被裁撤,预算被下调,节目被砍掉。
结束电视台的最后一档节目后,Pat每天在家完成工作,同事只有一只可爱的约克夏,她叫它Kikito。Kikito负责撒娇、卖萌、找入住的客人玩,Pat则在电脑前打字、回邮件、维护寻人网站。她把二楼的两间卧室出租,自己住在一楼的沙发床上,每天从“卧室”走到“办公室”,只需要三步。
早在电视台仍如日中天的2013年,她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主题仍延续她入行以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走失的人们。节目停播后,网站成为她发布和接收寻人信息的主阵地。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突然想,Pat的工作状态,似乎就是最近小红书上很火的“一人公司”。
只是国内语境中,一人公司或数字游民,是属于年轻人的出走,而Pat今年已经56岁了,是一个对工作仍充满激情的中年人。我甚至无法推测出她每天的工作时长,她在我每天出门前就开始工作,到我晚上洗漱完仍未停止。白天,我看到的是坐在街头咖啡厅,仿佛永远都不用上班的法国人;等每晚玩到筋疲力尽回到家时,我看到的是Pat仍在挑灯夜战。他们构成一个普通游客眼中复杂的巴黎。
Pat在写一本书,跟近几年见证的寻人故事有关。她说自己平时不会这么没日没夜地工作,只是DDL逼近,她觉得自己要写不完了,没法儿跟出版社交差。到这里,地球村的共同特征,除了年轻人抛弃电视、企业降本增效以外,还多了一条作者都爱拖稿。
写作进度会呈现在她脸上。顺利的时候,她连打字都挂着笑意,有人从楼梯经过她也视而不见;要是不顺利,每次有声响,她都会抬头,热情地问你要不要陪她喝一杯红酒,或者给你热一杯牛奶助眠,而后抓着你聊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聊法国也有超时工作问题,聊她书里的主人公,明明住得那么近,失散的那么多年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彼此。
阿里巴巴是少数Pat知道的中国公司,但她感兴趣的不是作为电商巨头和巴黎奥运合作伙伴的阿里巴巴,而是在沙漠种树的阿里巴巴。当中国消费者对蚂蚁森林习以为常时,远在巴黎的Pat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她觉得这是一种生意,但客观上帮助了地球,想出这个主意的商人简直是个天才。
我没有问她会不会看巴黎奥运会。
作为一个在电视台度过漫长职业生涯的老员工,Pat家里现在甚至没有一台电视机。
但想了想,从31年前作为实习生加入电视台开始,她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管故事以电视节目、网站,还是纸质书的形态被记录下来,不管年轻人爱看的是电视、YouTube还是TikTok。
媒介在更迭,而她没有改变她的志业。
(文中照片由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