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家活力”“社会活力”与国家竞争能力

郑永年                      大湾区评论                 2024年07月15日 21:00 广东  

编者按 ·  2024.07.15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激发“社会活力”将成为正在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之一。“社会活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内可促进高质量发展，对外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对这一点的认识，对于把握新时代下中国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竞争力的构建不仅关乎经济和军事力量，更与社会活力紧密相连。2024年3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中俄视角》报告，深入探讨了中国和俄罗斯对国家竞争力优势的理解，并由此提出美国的对策建议。报告着重提到了“社会活力”在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与刚好契合时下激发“社会活力”的主题，供读者参考。2024年3月12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题为《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中俄视角》(The Societal Basis fo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hinese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的报告，探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对国家竞争力优势的理解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这是一份不可忽视的重量级报告，因为它涉及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国家竞争力及美国的应对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下面会分析到的，尽管这份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放在一起研究，不仅带有鲜明的认知战争的味道，而且充满着对中国发展动力的不理解和偏见，但其强调“社会活力”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的观点是有启发意义的。中国过去的成功在于“国家活力”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均衡，也是需要我们继续践行的。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上半年中国国内按不变价格计算，同国内生产总值比增长5.0%。图为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海安货运站集装箱装运作业现场（图源：新华网）

兰德公司国家竞争力研究背景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份政策报告的出炉具有深刻的背景。第一，这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兰德公司组织的研究报告。具体来说，该项目是由国防部所属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资助，由兰德公司国家安全研究部（The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执行具体研究任务。从国防政策研究的角度看，净评估办公室可以说是美国最重要的智库。自其1973年成立之后，一直由被美国政策界视为“最后一位武士”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领导，直至其2015年退休。但马歇尔的退休并没有影响这个办公室的有效运作，迄今依然是美国军方最重要的智库。第二，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为了使其霸权永恒化，历来关注国家竞争力研究，学术界和政策界大多有关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和理论都出自美国学界和政策界。尽管这份报告，如其题目所示，聚焦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但这份报告是兰德公司“国家竞争力研究”的系列报告的一部分。2022年兰德公司出版了一份题为《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The
 Societal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的报告。2022年的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一份“学术性”很强的政策研究，讨论国家竞争力的指标，并且聚焦于美国本身。2024年的报告是2022年报告方法的沿用，并且使用几乎是同样的标题（在2022年报告中，“基础”的英文为“foundations”；在2024年报告中，“基础”的英文为
 “basis”），只不过聚焦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罢了。第三，因此，很显然，兰德公司的这一系列研究关乎的是大国政治，意在界定各大国国家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探讨美国如何保持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上，国家竞争力表现为“硬力量”（hard
 power）和“软力量”（soft  
power）两个方面。“硬力量”和“软力量”当然是一个程度问题，人们并不能对这两者划分一个边界，因为很显然，从最硬的军事技术到最软的文化力量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美、俄三国的军事和经济“硬力量”的比较研究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一直有很多人研究，但这三国的“软力量”研究则相对被忽视。这份报告从“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这一特定的角度来研究“软力量”可以说是一大贡献，至少从研究者的初心来说。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软实力”概念（图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报告的论题、方法与分析构架报告的论题、方法论和内容并不复杂。论题很显然是“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就方法论来说，研究者承认并没有全新的方法，而是广泛搜集了现存关乎国家兴衰的文献，并加以综合评估。这在2022年的报告中有详细的说明。作者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和数据来源包括：1. 来自全球比较历史的观点；2. 特定的历史案例研究；3. 寻求对历史趋势进行解释的一般性学科评估（例如对经济发展来源的研究）；4. 特定问题的经验研究；5. 对反证案例或者替代案例研究的评估。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与竞争优势相关的7个社会特征，包括：1. 国家的雄心与意志；2. 统一的国家认同；3. 共享机会；4. 活跃的政府5. 有效的机制；6. 学习和适应性社会；7. 竞争性差异性和多元主义。研究者着重强调了几点。第一，这7个特征之间“谨慎平衡”（prudent balance）的至关重要性。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依靠单一的社会特征而获得国家竞争力，也不能把单一的社会特征推向一个极端，否则事物就会走向反面，即阻碍国家竞争力的发展。例如，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依靠“国家雄心”（一个极端）或者“多元主义”（另一个极端）单一因素而获得成功。第二，除了这7个社会特征之外，有些特定的要素会辅助一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地位的加强，例如贸易网络和思想市场中的地位。第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来自这7个社会特征的协同效应。这7个社会特征的互动和混合所产生的效应远大于这7个社会特征的总和或者单一特征所能产生的效应。第四，一个具有国家竞争优势的社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这个社会是开放的，具有容忍性，充满知识能量和对学习的承诺；这个社会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具有强大的意识，有一种使命感和意志；这个社会总是可以获利于强大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积极推进比较优势的国家机构；这个社会总能承载多元冲突的思想，承载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和他们的成功。就美国而言，这一研究持总体乐观态度。研究者发现，在所有大国中，美国社会这7个特征的协同效应最强大。同时，研究者也指出了美国面临的风险，认为包括国家信息空间的腐败在内的一些要素在弱化美国的国家竞争力。2024年报告基本上把2022年报告的这些应用到中国和俄罗斯。因为2022年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美国或更广泛的西方角度来讨论国家竞争力问题的，因此2024年报告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社会优势问题吗？

路透社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整体经济产出增速为近两年来最慢。图为曼哈顿街头（图源：路透社）

中国对国家竞争力优势的理解

为了确定中国本身对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社会优势的理解，兰德研究者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西方学术界、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兰德研究者也意识到，他们对中国的文献进行分析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文献研究中引入了强烈的“中国偏见”。为此，他们考虑了西方关于中国社会力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关于传统帝国时代的著作。 通过文献回顾，兰德研究者发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社会实力，西方和中国学者都强调了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地方精英的作用以及中国长期以来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学者们所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些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对国家今天的成功到底有多大贡献。也就是如何“量化”传统对当代的影响。再者，西方学者也一致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是传统与现代文化和价值观的融合。尽管融合过程具有复杂性，但中国政府通常将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视为民族团结、凝聚力和力量的源泉。 兰德研究者也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倾向于强调国家政治制度作为力量来源的重要性。在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中，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中国比其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制度优势。强调这一观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则是主观的。就客观面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今天的财富、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传统中国王朝的期望。就主观面来说，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他们都可以通过突出中国政治优势而受益。不过，兰德研究者也承认，他们搜集和审阅的集中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比西方国家更集中、更果断的方式来协调国家权力的运作的文献。根据这些文献，中国自身认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几个方面。第一，执政党有能力协调国家权力的所有要素，确保团结一致；第二，执政党的实用主义、思想纪律和学习意愿是另一个战略优势的特征；第三，现行制度优势的其中一些特征唤起了传统帝国时代的特征，特别是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精英的作用以及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

7月14日，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游览（图源：新华网）

俄罗斯对社会优势的理解在兰德研究者看来，俄罗斯的国家叙事由决策层宣传，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源于“俄罗斯必须永远是一个大国”的信念。与中国一样，俄罗斯的公众、官方和许多学术意见都明确了俄罗斯走向伟大和竞争优势的道路。从2000年到2020年，只有一小部分俄罗斯人同意俄罗斯应该沿着“欧洲文明”的路线发展。多数人认为俄罗斯必须“走自己的特殊道路”。长期以来，俄罗斯决策者和学者一直认为，采用西方原则是一条卑屈道路。这一观点反映在俄罗斯官方声明和俄罗斯关于国家竞争力的著作中的三个主要主题中：专制、正统和军事力量。俄罗斯人民也持类似的观点，即俄罗斯首先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为中央集权是俄罗斯首选的治理形式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尽管一些俄罗斯人对民意调查的回应是声称支持民主，但他们不一定考虑竞争性选举和制衡，也不一定准备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实现民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东正教及其保守价值观保护俄罗斯社会（以及俄罗斯以外的宗教保守派）不陷入西方的腐朽和道德沦丧，俄罗斯认为西方式的腐朽和道德沦丧是俄罗斯国家和精神弱点的根源，从而导致俄罗斯的竞争劣势。宗教并不是俄罗斯这种复杂心理的唯一因素，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并没有为俄罗斯与天主教和新教欧洲大国寻求共同利益制造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与天主教和新教西方持续竞争的背景下，俄罗斯东正教确实有助于向俄罗斯讲述为什么这个国家与西方不同，也许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好。俄罗斯竞争成功的公式与其军事力量密切相关，军事力量是俄罗斯伟大的一个基本方面，往往优先于其他通常与社会成功相关的因素。俄罗斯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在军事上不强大，这个国家就会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剥削。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4日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称，北约峰会结果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兰德研究者明确宣称，“我们的目标不是发现任何正式的中国或俄罗斯国家社会优势战略，而是去发现是否可以找到中国和俄罗斯的研究者或官员认为与竞争优势有关的任何平行的因素或变量。”也就是说，兰德研究者的目标至少有三步：第一，认识中国或者俄罗斯本身是如何认知他们国家各自的竞争优势；第二，比较中国或者俄罗斯本身所认知的比较优势和兰德研究者们自己所界定的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从中看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大国的竞争能力的优势和短板；第三，为美国找到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比较优势的策略。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本身所认知的竞争优势的考察，兰德研究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在兰德研究者看来，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对竞争优势的看法可能不够灵活且教条，但它们确实成功地捕捉到了兰德研究者所确定的七个特征中的至少三个，或者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三个社会特征，即国家抱负和意志、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活跃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优势观至少隐含着一个信息，即这三个特征的有效结合，如果放在各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中，无论中国或俄罗斯都可以在与美国等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或者说，这三个社会优势的结合便是国家在长期竞争中获胜的“公式”。这个结论对美国的含义是显然的，即美国和这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可能围绕着这一关键对峙展开：一个是基于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和意志力的国家方案，另一个是基于网络化权力、草根活力以及开放和自由价值观的国家方案。

中国需要警惕美国的认知战争

必须认识到，兰德的这项研究是美国对中国和对俄罗斯所从事的认知战争的一部分。第一，这项研究处处体现出美国“二元对立”方法。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项研究是第一项针对美国国家竞争力研究的延续，并且把美国和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来研究。这样，就把美国（和西方世界）与中国（和俄罗斯）对立起来。实际上，拜登一上台，就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中国专制”和“美国民主”的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方法贯穿整个报告。第二，这项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放在一起研究，这是有深刻意图的，即从认知上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把中国和俄罗斯分开来讨论，并且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经验地看，自从毛泽东时代中苏分裂之后，中国和苏联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苏联解体之后，两国更是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今天中俄两国关系紧密，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使两国对国家竞争力具有相同的社会认知。把中俄绑架在一起是美国新近的发展。具体地说，是俄乌战争发生以来，美国妖魔化中国的认知战争。近年来，美国国会先是动用政治力量把中国开除出“发展中国家”，试图剥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代表权，最近更是制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全球东方”，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绑架在一起，并经常把这个群体视为“邪恶轴心”。

1955年的万隆会议开启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潮，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图源：新华网）

追求“国家活力”和“社会活力”的平衡

国家竞争力研究一直是美国智库的重点。在美苏冷战期间，国家竞争力研究侧重于硬力量领域，包括军事、技术和经济等方面；在软力量领域，当时美苏之间的斗争则聚焦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且意识形态斗争也非常激烈。从这个角度来说，兰德的这项研究依然是这个传统的延续。需要强调的是，这项研究为国家竞争力研究引入了新的维度和内容，即兰德研究者所说的“社会基础”，或者一个社会自身对其国家竞争力优势的认知。“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在国家竞争力研究中是被低估的，如果不是完全被忽视的话。“自我认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个领域（即这里所说的“社会特征”）一旦被视为重要，那么一个国家的资源就会投入到这一领域。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一个领域投入增多必然会减少对另一个领域的投入。这样就会造成兰德报告所说的，把一个领域推向极端，而失去了各个领域之间的平衡和均衡。根据兰德的这项研究，这种情况很难获得国家竞争力。这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大多资源为国家所控制、所分配。决策正确的时候，举国体制可以有效辅助国家实现国家目标；但一旦出现决策错误，那么也容易导向错误。兰德的报告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一短板。我们不会放弃举国体制，但这一短板也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就方法论来说，兰德研究员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搜寻文献和仔细地分析文献，提出的很多观点即使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但兰德报告的缺陷也是很显然的。这份报告引述的文献过度地聚焦于政府的正式文献，并没有搜集其他方面的重要文献。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用中西方学者的论述来弥补。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很难弥补不足，因为所引述的东西方学者也都是聚焦这些方面的研究。总体上看，报告依然是一个西方“视角”，而非研究者们所宣称的“中国视角”或者“俄罗斯视角”。在学术层面来说，缺陷更为严重。例如，尽管研究者们强调了当代中国社会是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但他们大大低估了传统的现代性。尽管当代中国也强调文明和文化的复兴，但绝对不是“复古”和“复辟”。即使在讨论中国传统时，也充满了西方色彩，或者说，研究者们往往把西方的价值观投射到中国传统之中。这尤其表现在民族主义上。传统上，中国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基于种族、民族、宗教之上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所体现的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主义”。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近代现象，但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依然和西方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西方依然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包容性并没有改变。

2023年5月18日，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图为中国—中亚峰会欢迎仪式现场（图源：新华网）更为重要的是，兰德的这项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中国实践的一个侧面，并不符合中国经验的全部。例如，这份报告的主题是讲中国的集权面——“活跃国家”，但忽视了中国的分权面——“活跃社会”。尽管中国体制的集权面和分权面不总是平衡和均衡的，但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状态的“集权”或者一个理想状态的“分权”，集权和分权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体制。因为强调集权面，兰德研究者们的确看到了一个“活跃国家”，但因为忽视了分权面，他们没有能够看到一个“活跃社会”。这一点尤其使得他们很难解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民营企业部分。中国不光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国家，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正是中国社会创造性继承了中国诸多优良传统，例如勤奋、努力和脚踏实地等。中国企业家精神更体现在国际面。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着巨大的动力。概括地说，“国家活力”和“社会活力”的平衡是中国过去成功的核心经验，也应当是今天我们继续践行的原则。反过来，兰德研究者们在强调美国“活跃社会”所产生的动能的同时忽视了美国缺少一个“活跃国家”为国家竞争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兰德研究者也指出了美国存在的短板，但并没有包括缺少一个“活跃国家”这一要素。相反，兰德研究者把中国的“活跃国家”视为是对美国的一个严峻挑战。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兰德研究者所承载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这项研究并非一项科学的分析，而是一项充满西方价值观的分析。这份报告也应当给中国的智库界带来很大的启示。作为大国，今天的中国依然停留在处处回应美国（和西方）的被动局面。要有效回应国际局势的变迁，就不能过于被动。对一个大国来说，回应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把定义权、解释权、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至少从其成立以来，兰德公司帮助美国实现了诸多外交政策领域定义权、解释权和话语权。迄今，我们的智库几乎依然无能为力。做不到这一点，智库就很难说能够辅助国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