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际尊：警惕权利性道德主张奔涌消解道德本身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文明素养及价值体认现代化的特征日益明显，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何激活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实现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在异质化的现代社会筑牢伦理之基？这些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2023年11月25—26日，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伦理道德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会议，就现代化进程中伦理道德发展的新方向、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约请部分与会学者撰文，以飨读者。 

李萍教授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伦理觉悟”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启蒙意义。她认为，“伦理觉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发展具有某种内在的历史契合性，现代文明的发展必须保持文化自觉，保持文化反省力、批判力，特别是在文明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这种“觉悟”显得尤为关键。贺来教授强调，在异质化的现代社会寻求“共同生活”的伦理之道，是西方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都难以回避的重大伦理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伦理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既吸取其有益的资源，又对其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王淑芹教授认为，道德分歧与社会团结矛盾的凸显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必须妥善处理道德分歧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使二者间的张力在相互成就中实现和谐平衡。谈际尊研究员提出，权利性道德作为一种“批判性道德”，在试图冲破传统道德束缚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道德异化风险。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权利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而不是将之视为社会实践的道德依据或美好生活的道德合法性基础。庞俊来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于文明的价值内核，唯此才能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文明位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才能获得精神支撑。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教授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呈现出对抗性，这不仅加剧了出现暴力灾难的潜在风险，而且阻碍了道德上颇为紧迫的各种倡议与改革合作的推出。他呼吁推动国际关系向道德化方向发展，为更深入的改革奠定信任与尊重的基础。

——主持人　樊浩　叶祝弟　张蕾

隐匿中奔涌的权利性道德主张

谈际尊｜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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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际尊

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筹划与推进，同权利话语（rights talk）的自我表达与社会性伸张紧密相关。不过，因受限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环境，这种话语并未得到广泛的宣示，而是通过“隐蔽地说出”和“坚定地行动”的组合方式来予以现实化的。这在道德生活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广泛而深入的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主张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和精神结构。

“潘晓”初试啼声：对道德权利的吁请

对于那场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潘晓讨论”，现有的学术研究远不充分，因为无论就其波及范围之广、撞击人心之深而言，还是就其突入精神世界之力度、影响历史之深远来说，都足以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粗略说来，“潘晓讨论”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标识：一是拉开“价值重估”的帷幕；二是接续并重新唤醒现代启蒙的道德力量；三是为一个“开放社会”的出现提供伦理基础和心理准备。在这三重意义所共同构筑起来的价值框架中，权利话语占据其中心地带，并借助多种形式的道德论证和伦理叙事得到反复吟咏。

潘晓来信一开始就将自己的道德焦虑坦诚地和盘托出，试图通过个体性的生活感悟与日常观察，将价值重估的时代紧迫性摆出来，并借助二元对立的词汇来展示自己的精神转变历程，以点明自己从痛定思痛中觉悟到的权利意识。在围绕来信的讨论中，“自我”被赋予积极的道德意义，正是通过特意强调“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即确立起自我的绝对性道德地位，才有可能推动社会核心价值的转向。以前，与“紫红”“希望”“无私的念头”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红色伦理”，这种伦理形态诉诸复数性的“我们”，敦促“我们”在一种无反思性的义务感下投入集体性社会运动之中，根本无暇顾及个体私人生活的合理诉求，而现在，“自我”开始意识到先前那种主导性的义务感，其实是缺少充分的道德理由（moral reason）的。

诚然，潘晓来信要撼动的是得到文化传统与革命话语双重辩护的义务性道德，而这种价值重估事业的推进需要更多深沉的思想努力的接力。于是，探寻“人的规律”成为“潘晓讨论”拉开价值重估帷幕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论题。潘晓发现的“人的规律”被表述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一启蒙议题，在后来人道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的研究中得到延续，而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派、存在主义、“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各种潮流汇聚而成的“新启蒙运动”则是仅仅盯着“人的规律”，尝试将那个世纪之初未竟的启蒙事业进行到底。

不过，伦理启蒙本身不是目的，发现“人”以及争取属人的基本权利，目的是让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开放社会”中。只有在“开放社会”，才能装下潘晓盼望开启的道德方向和精神空间。可以说，潘晓所想象的“开放社会”与当时国家的开放政策同声相求，亦大体上契合卡尔·波普尔的定义，即开放社会是“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它“赋予每个人安排他自己生活的权利，只要这不同其他人的同等权利相冲突”。应该说，潘晓所期待的是一个走出封闭社会的公平机会，而非仅仅满足于一己之私的权利诉求。

欲望想象与权利性道德的展开

“开放社会”对权利的吁请为欲望的承认打开了闸门，而欲望的合法化则为权利性道德的伸张提供了想象空间。当然，权利性的道德生活方式虽然从未得到过主流社会意识的公开承诺，但它却以一种极为夸张、狡黠而又颇费周折的“欲望表达”形式，即通过“向钱看”的话语实现了向社会道德心理的沉潜。

据经济学家冯兰瑞对“向钱看”提法的追忆，类似用语最先出自时任天津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作为经济改革的先锋人物，其将治下大邱庄的成功经验总结为“抬头向前（社会主义）看，低头向钱（经济效益）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一说法后来在《生活》周刊创刊号上一篇署名为“晓愚”的文章《问题讨论：“向前看”与“向钱看”的一致性》中再次得到肯认，遂流布开来。显然，“向钱看”的最初说法是同“向前看”辩证并置的，后来被人扩展为“一切向钱看”的全称命题，并遭遇正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始料未及的。由于“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本义并不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加上财富积累为现代化事业的首要之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化文法竟然也不被社会大众所排斥，因此金钱也就逐渐被约定为道德生活的一个前置性条件。后来，经由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与影视作品的渲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流俗命题广为传播，俨然在相当程度上沉淀为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和行为准则，以至于“道德值多少钱”之类的诘难之词竟一时成为欲望合法性表达的护身符。

如今看来，“向钱看”是造成众多社会乱象的观念根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拒斥这种拜金主义言辞。在某种意义上，“向钱看”与“上帝死了”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即都是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实现对其对立面的超越，以唤起人们对于新道德的向往。这样看来，20世纪90年代《读书》杂志上围绕“经济学是否需要讲道德”的讨论，其实可以视作“潘晓讨论”的一个缩减了的学术化版本，它们相续一个共同的议题，即人应该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的两端安顿自身，这个议题同样曾经在中国思想史上以义利之辨或理欲之争的形式持久地回响着。

进而言之，追逐物质财富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都不可能成为该社会的道德准则，但财富本身却能够成为道德生活合理化的手段，这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命题”中阐明的道理。不过，任何目的的实现都部分地蕴含在其所选择的手段之中，“向前看”的道德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就寄寓在“向钱看”的手段运用中。具体而言，财富作为人之生活的核心利益当被理解为一种人的基本权利，就像洛克在论及人权时将财产同自由与生命并置一样。因此，当“向钱看”被演绎为“一切向钱看”而被视为一种负向价值时，它是错误的；但当其同“向前看”联系起来构筑起一个道德推理的完整链条时，它就有望延展为一个自足的权利想象空间，并被人们默识在心，成为道德生活中秘而不宣的行动准则。

道德绑架：权利主张的激进化

在法权保护不完备的背景下，对义务性道德之神圣性的祛魅使得道德权利的表达呈现非理性化特点，而匿名性的信息交往方式则更是将之推至激进化。道德绑架（moral coercion）是这种权利激进化的典型表达方式。道德绑架是以道德名义形成的胁迫行善，通过精神压迫的方式以“名”获“利”弃“权”。在此，道德绑架沿袭了汉语语境中权利概念之“争权夺利”的原始意涵，而舍弃了“right”所内蕴的道德是非之本义，后者正是胡适提出将“权利”改译为“义权”的直接理由。一旦道德无视客观事实而不辨是非，就会导致伪善，进而演变为一种群体性的破坏性力量。

起先，道德绑架是以相对温和的姿态出场的，人们只是基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道义上的指控，尚不足以引发大范围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而当人们意识到道德作为“批判的武器”人人触手可及，且不必承担相应后果的时候，道德绑架就发展成“抢占道义制高点”的荒诞剧。于是，道德生活就沦为“道德秀”，成为人们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的道德表演。在此过程中，道德绑架是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道德表演实则遮掩住“争权夺利”的本质，尖锐地揭示了正义的缺席与公平的不在场。正如叶礼庭指出的，权利话语无法提供道德生活的正面清单，只能开出良善言辞的负面清单，而正面清单则往往来自义务性道德对人的角色、身份和行为的明确要求。

普通人在无法手握权杖时，往往会通过想象的方式替代性地将“道德特权”或“精神权力”运用到他所能够触及的公共生活中。在此，权力不是某个职位、身份或地位，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包括道德特权在内的任何权力一旦付诸行动，就有可能陷入“权力悖论”（power paradox），即我们一旦拥有权力，就失去了某些我们最初获得权力时所需的能力，尤其表现为失去那种我们借以生成权力的共情能力和道德感知能力。因此，道德绑架作为一种道德权力的行使方式，它越是缺乏约束而任意专断，就越有可能背离道德的目的而走向不道德状态。

道德绑架以及反制道德绑架的情绪化力量交织在一起，衍生出种种紊乱的道德景象。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宣称要斩断“无效社交”，互相警醒远离“垃圾人”。例如，当网络上出现对原生家庭的道德控诉，评论区会充斥着谴责父辈的道德义愤，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原生家庭的“苦难”，俨然转化成一些人表述原子式权利主张的道德理由。诸如“断亲”等现象在表达自我权利诉求的同时，开始动摇中国人传统伦理关系的基本结构，人伦价值在现代权利话语中遭受正面挑战。与此同时，作为对社会内卷化发展的抵抗，一些青年人倾向于维护自我生存的权益，自甘成为不恋、不婚、不育之“三不主义”者。如果说，道德绑架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话，“断亲”现象的出现，尤其是青年人群体对“三不主义”的选择，正在以道德觉醒的名义将权利话语推向亲密关系领域，试图全面占领道德生活的私人和公共领域。道德判断的缺失放任民粹主义的道德绑架，而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结合无疑增加了道德转型的不确定性。

结语

质言之，在当代中国道德秩序转型中，权利话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基于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紧迫感，当代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原发性现代化几个世纪的历程。在此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中国人心灵世界的重建定会遭遇来自时空压缩的巨大挑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权利性道德作为一种“批判性道德”（critical morality），一方面确实在试图冲破既有“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的义务性规制，在将个体化进程首先勘定为权利主张和自主意识觉醒的同时，希望能够借此描绘出人的现代化图景的底色；但另一方面这种以道德名义驱动的权利话语包含着走向自身反面的可能性，这不仅仅体现为主体性权利诉求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使得道德在自我损耗后走向离散甚至解体，更危险的是“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视为权利”，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了道德本身，剩下的只是众声喧哗的“声称的权利”，真正的权利反而渐行渐远了。或许，在汹涌而吊诡的权利话语平复下来之后，我们仍需要恢复权利作为道德生活的条件，而不是将之视为社会实践的道德理由，因为即便将权利当作道德事实来加以承认，也并不意味着权利因此就自动具有道德的规范性权能，更不意味着权利文法拥有诠释道德生活的独断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