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打下去是啥后果？美国的列祖列宗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江宇舟
财经行业观察者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10-05 17:51

美国曾在共和党领导下吃过贸易战的大亏，进而深刻反思危害，警句箴言不断，不少到现在还挂在美国人自己的官网上。

这个话题本不该冷，不知道为啥一直提得少，其实挖坟出来看看很能让人豁然开朗，感慨太阳底下真是没有新鲜事，以史为鉴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没有以史为鉴。

时间拨回到1929年，正在美国遭受大萧条困扰时，同为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参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共同发起了一项大幅加征关税的法案。

斯穆特与霍利在1929年的合影。当时这两位一个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另一个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

当时的背景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随着电气化的普及和大生产的推广，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不断提升，生产得到了极大扩展。以农产品为例，不管是农业自身种植养殖的效率，还是汽车、卡车、拖拉机对畜力的取代，都大大增强了农业生产规模。

而美国的工业生产更是自不必说，100年前人家可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1919-1929年，短短十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2.5倍，汽车翻了近2倍。最夸张的还是房地产，120个主要城市的建设开支，只到1926年就已经是1919年的10倍。

福特生产的T型车，以“为大众造车”作为口号，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标配。1921年5月产量突破500万辆，至1927年夏天结束生产时，共售出1500多万辆。

这十年间，美国的工业生产率提高了40%，农业提高了26%。

可问题在于，当时的美国，工资增速并没有跟上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与此同时，国外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强，随着一战的结束，欧洲列强们也都开始恢复生产，其中一部分还具有价格优势，进口选择的增加也加剧了美国的产能过剩。

相较于更为发达的工业，农业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问题也更早暴露。1919年美国农场主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到了1929年只占8%。1929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均数的1/3左右。大量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失，以及20年初的经济周期性下滑，也加剧了农场经营压力，很多农场主不得不负债维持。据统计，1914年至1927年间，农场主的抵押债务增长一倍以上。

当然，能负债就不错了，有些干脆就破产了，到2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的农田空置率一度达到了25%。

在20年代，美国也已经和其他西方国家发生了一些贸易摩擦，1922年，国会颁布了《福特尼-麦坎伯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通过的最具惩罚性的保护主义关税之一，它将关税的平均税率从28.3%提高到38.2%。

该法案也引发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报复，法国将自美国进口的汽车关税从45%提高到100%，西班牙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40%，德国和意大利提高了小麦关税。据美国农业局称，由于关税，农民每年损失超过3亿美元。亨利·福特也对此批评，认为美国汽车工业不需要保护，反而要助力于扩大外部市场。

总体来看，欧洲各国的关税报复还是局部的、有节制的，并未对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的繁荣造成太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都市灯火“繁花”之外的广阔乡土，毕竟承受到了第一波打击，正向着“漫长的季节”缓缓驶去，自一战中恢复元气的欧洲农民和他们的美国同行正在开展激烈的竞争，因保护主义而受损的利益与市场竞争下滑的价格，伴随着游说集团加大保护力度的七嘴八舌，将随着整个经济周期的逆转，掀起更为滔天的巨浪。

1929年秋天，本该丰收的季节，大萧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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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此时，斯穆特和霍利大力宣传，宣称只要提高进口关税，就能减少国外竞争者的扰动，改善国内市场的供求压力。而赫伯特·胡佛总统得以入主白宫，也与竞选时承诺通过提高关税帮助农民脱困息息相关。两方一拍即合。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共和党籍的胡佛总统，一直被教科书称为是一个坚守“政府守夜人”的自由市场信奉者。而他在外贸领域的表现完全和“守夜人”、“看不见的手”没有一美分的关系，简直是行政干预与保护主义的多动症患者。

其实这个政策的内部压力相当大，大资本家内部都不乏强烈反对者。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还有亨利·福特的彻夜劝说、摩根大通CEO拉蒙特的“几乎下跪乞求”，可胡佛最后还是在1930年6月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加征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

胡佛村已经预订好了，就等总统签收。

于是乎，美国的关税水平急剧蹿升，1932年的应课税率峰值达到了59.1%，仅略低于182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61.7%）。

该项关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自治领对美国开展了贸易报复，一场20世纪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席卷全球。从1929-1932年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提高了近一倍。从1929年到1932年，美国对欧洲的进出口下降了约三分之二，而在立法生效的四年中，全球贸易总体下降了类似的水平。

1929年和1932年国际关税水平（平均税率）。图表来源：孙玉琴，《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2012-1

对于美国来说，保护主义者并未拿到自己所要的“贸易保护”，事实上“过剩的更过剩，紧缺的更紧缺”，社会生活被严重扰乱。急剧削减的贸易份额又开始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又与消费形成了恶性循环，城市中的“胡佛村”成为了美国历史永难磨灭的疤痕，而千万计的农民在沉重打击下甚至没被计入失业率。即使被纳入统计的人口，仅仅在统计局设定的口径上，4年内收入蒸发了36%。

美联储袖手旁观的 “清算主义”政策更是为烈火狠狠浇了一海湾汽油。到 1933年，全美倒闭了1.1万家银行，千百万人的积蓄化为乌有。而且烈火还在从金融领域向着实业蔓延，货币供应量的减少造成通货紧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从而扼杀了公司投资或扩张的任何机会。

实业皮之不存，金融毛无可附，无论是钢铁之都的匹兹堡，或是汽车之城的底特律，银行系统和实业生产都同时陷入瘫痪，这些美国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创汇大户们，出口额都向着-100%在深度探底！

这段历史，距今只有不到95年。

当时，有部分政策与学界的人士开始给大众作心理按摩，表示美国的损失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的报复者。这话或许没错，但在损失最为深重的国家，正在深渊中给全世界酝酿来一波大的。

更何况，历史不该也不会忘记，养肥魔兽的财宝，有一大部分来自于美国财团。

多年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包括罗伯特·卢卡斯、保罗·克鲁格曼、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等经济学巨擘们，试图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翻案，包括但不限于：法案提出时大萧条已经发生、外贸占GDP总量较低、负面效应有限、被报复性关税挤出出口的商品能够被国内消化，供需可以抵消……

他们的很多观点，也成为了从班农到特朗普这一连串“红脖保护主义”可充门面的“理论依据”。

对这些观点，有更多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反驳，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了，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现实就是：上一段的观点不管测算有多精、分析有多厚、发刊人咖位有多大，仍旧只能停留在“翻案”的范畴。

就在当时，法案的提出者——斯穆特和霍利双双失去了在国会的席位，从此再也没能回来，他们双双死于1941年。

就在现在，美国的参议院官网，还在说着该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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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历史”栏目，回顾起那些反对该法案的经济学家，说了一句“they wer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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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此记录：《斯穆特-霍利法案》标志了美国的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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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即将接替赫伯特·胡佛继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在那一时刻，面对满地废墟，如是感慨：“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能从中获利。 ”

美国后面渐渐走上另一个极端，把自由贸易神圣化，又留下了一连串热情似火的肉麻表态：

在1988年的国情咨文中，将会被历史揭露给美国产业空心化捅出多大窟窿的里根如此表态：

美国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促进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富有创造力、有竞争力的美国是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答案，而不是贸易战，因为贸易战会关闭大门，制造更大的壁垒，并且摧毁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保护主义就是破坏主义。美国的就业、美国的增长、美国的未来都取决于贸易——自由、公开和公平的贸易。

他的继任者老布什如此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