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李陀: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 社会主义是什么? | 文化纵横（上）

李陀

【导读】上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曾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有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之势。但随着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遭遇各自的危机和挫折，人们一度对社会主义的前景丧失信心。80年代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历经不断的改革，发展为工业大国，并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展现出别样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内容。而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面临产业萎缩、技术创新力下降、社会撕裂、民主失灵等危机。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社会主义再度在全球政治话语竞争中得到重视，成为人们应对危机的可能方向。

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各界又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李陀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视野下进行思考。文章从历史上屡次受挫的社会主义实验入手，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充满尝试与迂回的漫长过程。而这其中，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并存，更是自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探索和实验。1949年3月，毛泽东也曾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设想。这一设想的实践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直到80年代开启改革后，才逐渐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

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行，并非对原则的抛弃，而是在一个建设的具体阶段中，实验着把多种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再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艰苦努力。列宁在百年前就曾指出，不要“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今天中国的改革，依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大实验。中国的高铁网络、“西电东送”和综合经济区等方面的建设，都为在更大规模的空间里，依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经济的再结构化和再组织化，提供了宏伟的前景，而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伟大创举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并存并行的不同经济形态，既为经济社会带来了活力，也让意识形态领域充满矛盾冲突。因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存在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实验性与风险性。

本文是作者根据在《文化纵横》杂志社举办的“八十年代的‘两个运动’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3期，原题为《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复杂性的一些思考》，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特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复杂性的一些思考

李零建议我在这次讨论里，可以就知识分子的问题说上几句，老实说，这题目太大，我讲不了。不过，在“两个运动”那篇访谈里确实有不少和知识分子相关的内容，那就接着访谈里所涉及的一些方面说几句。我是做文学批评的，比较注意实际，所以今天想说的也是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当下知识分子该怎么看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这次绕个远，从历史说起，从列宁说起。

▍一

在“两个运动”那篇访谈里，我有一个看法：认识社会主义的复杂性，最好能够宏观一些，注意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实际发展，特别是要研究这个实际发展中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方面——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实验，它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然而，今天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间断的社会实验其实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两个运动”那篇访谈里，这个想法没有展开，现在借这个讨论会的机会，把这个想法展开，多说几句。

这不能不涉及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史。

回顾一下，这种社会“实验”早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期，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有了。其中，欧文于1824年到美国去，在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买下1214公顷土地，进行的“新和谐公社”社会实验曾经轰动世界。虽然这个梦想的世外桃源，只坚持了四年就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理想社会的第一次尝试，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新历史的开端。

半个世纪之后，巴黎公社进行了一次更伟大的实验。

巴黎公社的胜利仅仅维持了72天。在这短短的72天里，巴黎无产阶级不仅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而且他们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举措，比如废除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废除官员的高薪制，取消议会制，各级公务员实行民主普选，不仅在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历史发展里，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从人类社会实践史的层面来看，公社的所有革命举措都是第一次，为此它们自然都具有实验的性质——革命实验。

虽然这实验只坚持了短短72天，就由于血腥的镇压而淹没在血泊中，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中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在这曙光的照耀下，后来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革命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发展曲折，但是各种革命实验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这是巴黎公社为社会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宝贵的遗产。

▍二

著名的“红色维也纳”在城市建设上所做的改革实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918年至1934年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经在维也纳有过一段执政经历，被称为“红色维也纳”。利用这个机会，社民党在维也纳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这个实验中最突出的，是针对维也纳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恶劣的状况，实行的兴建公共住宅工程：截至1934年，维也纳建成近65000座公共住宅，构成了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的348个新居住区；其中，很有名的一座大型建筑，是1924年建成的卡尔·马克思大院。“大院”是一座庞大的公共住房单元，不仅包括可以为5000人提供居所的1400套公寓住房，还包括大型洗衣房、公共浴室、牙医诊所、妇产科医院、公共图书馆、药房等多个大小公共设施建筑。由于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合理调节，住在这公寓里的工人，都享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

一切事情都有结局：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走议会道路的坚持改良主义路线的政党，所以在1934年纳粹上台后，这个主要限于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实验也就戛然而止了。

▍三

不过，今天回顾“红色维也纳”这个改良主义的社会实验，有另一种作用——拿它做参照系，我们可以从“实验”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宁于1921年春宣布要进行“战略退却”，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实践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对于列宁在其生命晚期完成的如此重大的转变，以往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领域，论说著述很多。为此，关于列宁为什么宣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并且放弃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代之以实行一次迂回，“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这里就不再做重述式的回顾、分析和讨论。

不过，今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梳理、探究和著述，虽然意义繁多且歧义丛生，但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对于刚刚诞生不过三年，可以说脚跟还没有站稳的苏维埃政权，实行这样惊人的革命策略的转换，其实在实践上有很大的实验性——列宁为“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所进行的“一连串的退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连串的“实验”。

如果更宏观地看，1917年的十月革命自身就是一次革命实验：在一个谈不上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背离19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为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于列宁认为要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最薄弱的环节入手进行革命的理论，完全不买账，不认同。也为此，不用说第二国际那些正统理论家从来就对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领导的革命抱否定的态度，即使在基本赞成列宁路线，却对列宁的具体实践有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由于困惑而取批评立场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由此发生的思想和理论争论，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的理论界和知识界，情况也差不多，特别是进入后“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围绕十月革命历史的思考和争论，一直是一个很热的研究领域，但是同样，对内在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实验性，都讨论不多。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我们对列宁于1921年开始进行的重大战略转折（放弃“正面攻击”和“直接过渡”，而代以“迂回的办法”，绕个弯子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和理解，以至于往往会忽略这个“迂回的办法”中的艰险和困难，忽略它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提出了多么严重的挑战。

▍四

关于这些挑战，列宁都有明确的论述，特别是在《论粮食税》《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十月革命四周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合作社》这些写作于晚年的重要文献里，列宁不但一面不断回溯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的历史，做了严肃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吸取其中种种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且再三指出苏维埃新政权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更多的挑战。例如在《论粮食税》这一对新经济政策具有特别关键作用的文献里，列宁就明确提出不要“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不仅如此，针对那种认为俄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因而布尔什维克就不应该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是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的荒谬舆论，列宁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列宁这些观点，与有关“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总主题的其他著述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脉络，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但就实践层面而言，其中的关键可以集中到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不要梦想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能够在某一时刻马上得到实现。

不能追求直接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一个新的战略思想，意义重大。

如果我们系统地回望一下列宁于1921年前后所实行的“一连串的退却”，虽然战术上变化多端，每一次“退却”都有特定的政策举措，如实行粮食税，恢复小工业和小农经济，恢复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鼓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等——这每一个“退却”，可以说都是对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和商业资本主义因素（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某种妥协，但总起来，它们都是不再要求直接地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这个总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都是实施这个总战略的一个个具体步骤。

这些“退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批评和否定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首先是来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嘲笑和攻击。例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威尔就直接批评说：“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路标转换》杂志则攻击说：“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也很不统一，不少人对于“退却”有抵制，有的老党员直接向列宁抗议：“您讲国营商业干什么呢？在监狱里又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即使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思想也不统一，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之间，在理论和策略各个层面都有过激烈的争论。这给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何况，1921年前后，一方面，刚结束内战的“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另一方面，列宁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相继失败，使俄国革命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更严重的是，国内各种险情一时并举：工业发展停滞，农业减产，出现严重饥荒，农民由反对余粮收集制引发的不满愈演愈烈，有的地区甚至发生了暴乱。苏维埃政权可以说处在重重危机之中。然而，正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决定在经济领域实行大改革，实施一系列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未有过的革命行动，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个重大的挑战，在实践上更面临极大的风险。

关于列宁当年如何团结全党应对这样的挑战，克服具体实践中的一个个危机，世界和国内理论界都已经有了大量研究，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在用“迂回的办法”来开辟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实践里充满了实验性，因而格外崎岖坎坷，我觉得不应该被忽略——列宁并不是没有预料到探索这条新路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失败。

▍五

对这失败的风险，列宁是不是有充分的估计呢？

还是看看列宁的想法。

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1921年10月14日，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演说里，列宁又说：“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过了半个月，11月3日和4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

隔了一年，1922年3月27日，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列宁再次重申：“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1923年1月，列宁在病体恶化的情况下，口授了《论合作社》这篇论及国家制度创新的重要文章，文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我们今天再重温列宁的这些论说，不能不把它们和列宁去世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不能不重新检阅这段历史中的具体实践，不能不注意这段历史中的很多曲折和失败，都和列宁一再指出的不能进行直接过渡以求实现“完整的”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有关——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怕迂回和退却，不追求“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不“去翻看旧本本”以确定道路和方向，而是履行“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那么，落到实践里，很多“具体尝试”不可避免地具有实验性质。

这也就是说，不间断的社会实验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内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六

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中，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连接和发展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讨论和著述已经不少。可是，我觉得在有一些方面，如在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问题上，列宁关于不能简单地直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中具体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的革命实践里如何被继承，又如何被毛泽东做了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以及其中的成败得失，还可以做更细致的探究。

例如，若不直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就必然会面临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应该如何理解？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制度形态可能或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在《论粮食税》等著述中虽然有所阐发，可是没有来得及在实践中实施、检验和解决，列宁就于1924年去世了。而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完全离开了列宁的思想和路线，不但自己编制了另外一个剧本，以至最后导演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的悲剧，同时还给社会主义运动留下巨大的难题。

那么，作为列宁最坚定的继承者的毛泽东，是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个难题的？

今天要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并且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至关重要。

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是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特别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及《毛泽东文集》中的相关著述，还有在他主持下写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历史文献，我们就不能忽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虽然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两个革命有着巨大差异。比较之下，1949年后新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更为广泛，其实践活动也更为复杂，成功经验最多，失败经验也最多，不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更富于创造性的革命，更强调“运动”的生动性和灵活性的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为社会主义的未来留存了更多可能性的革命。

这是我们审视两个革命的继承关系时绝不能忽视的。

也为此，如何解决列宁留下的难题，自然是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七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经济制度）设想，并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全面提出社会主义体制中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这个思想在近年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常常被经济学界概括为“所有制的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这在理论上是不够严谨的，还是取列宁的说法更准确）。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如此明确地提出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所有制将以五种经济在结构上并存，是一件大事；即使放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不过这个想法，并非凭空而来，其中很多萌芽式的思考和实验性的实践，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时期和解放区根据地的一些经济政策和活动。其中一个特别要重视的来源，是张闻天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还是1922年，在美国勤工俭学的张闻天注意到一份英文刊物上刊载了一篇《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的材料，这是一篇经列宁亲自审定过的文字，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理论做了仔细的说明。敏锐的张闻天立刻意识到其重要性，立刻把这篇文字译成中文，并且寄回国内，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刊载。这应该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言论，其时，这个大转折其实不过刚刚开始。后来，无论在漫长的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即使离开了总书记的中央领导岗位，张闻天依然保持着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并且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不但写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论文，还几次向党中央提出，在革命政权下可以大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设想。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一节里，就特别指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的张闻天，在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经刘少奇修改后，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并明确提出：就“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但也要“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在1956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之后，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观点，认为在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可以允许个体经济、自由市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补充。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确定后，周恩来也提出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一些地区有计划地建立自由市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体制中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有过长时间的酝酿、思考和讨论的。这个想法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被凝固和肯定，后来又在八大会议期间被重提和讨论，这都绝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个思想在具体实践里的实现，却是一波三折。

今天回头看，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在“三反”“五反”中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前后以“公私合营”方式实行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以及相继进行的全国手工业的改造，这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应该说基本上都是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路，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回首这些成功的时候，很多人会忽略，它们解决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难题——对比一下苏联，这些难题在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里都没有获得妥善的解决，后来之所以产生苏联解体的悲剧，其实是那时候种下的祸根。不过，进入50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主义遭遇了严重的挫折：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制定和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全国掀起“快字当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从属于这一运动的其他群众运动，它们轰轰烈烈的发展，让全党全国人民一时都相信，共产主义已经不远，就在明天。然而，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些运动前后都相继失败了。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借在全国建立“临时革命机构”的机会，又做了一次努力，再次实验建立以巴黎公社为样板的革命公社（上海公社、北京公社），但是这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

▍八

今天，如何认识交织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成功和失败，探讨其中的原因，以及它们对社会主义运动长远的影响，已经是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大课题。围绕这个课题展开的研究，已经遍及左翼和右翼的很多理论和学术领域。其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讨论最多，批评也最为尖锐，但普遍存在一种忽略：最早对这个失败的批评和检讨，其实来自共产党内部。就在1959年，“大跃进”不过进行了一年左右，在著名的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并批评“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此后，从1959年初到1962年初的三年时间，毛泽东先后在党内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作了十次左右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仔细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借此检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且还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已经不单是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了。

与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受挫之后，列宁立刻决定战略“退却”，并立即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相似，“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退却”，于1960年就开始了。而且，在1962年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这“退却”速度之快，也让人想起列宁。

不过，今天再思考和检讨毛泽东于50年代中期的一些思想和实践，例如其中受到最多批评的“左倾”错误，由于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更历史化的态度？在50年代中期那一阶段，毛泽东没有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五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并存以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是想通过“人民公社”的实验，越过“迂回”，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能不能用“左倾”错误就可以解释清楚？是不是没有把它和中国革命史上其他一些“左倾”错误区别开来？是不是缺少了必要的历史分析？从1924年于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个时代开始，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不断探索——这些漫长的思考和探索，不可能不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并且影响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走什么道路的理解。如果仔细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冒进，及其实践中所表达的理论思考和种种复杂思虑，我们就不能不联系他从60年代开始，总是更多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一再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从内部瓦解和颠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是不是和毛泽东总是强调中国革命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有关？和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有关？还有，和5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并在60年代开始进行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有关？当然有关。正是这一切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三面红旗”“大跃进”出现的历史环境。

如果这样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只研究“左倾”问题的具体错误，还要思考它们与毛泽东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内在关系，以及进一步把它们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背景里，研究它们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内在关系。例如，今天看人民公社的实践，与列宁关于“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这个思想显然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它可不可以看作一个“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或者，人民公社运动，其实是一种试图不迂回，不绕弯子，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实验？或者，人民公社的失败，是不是反过来又证明了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

这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不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成功需要我们珍惜，其中的失败，作为未来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路标，如果能够有足够的检讨和反省，其实对我们同样有重要意义，同样弥足珍贵。

▍九

对于关切1958年“三面红旗”兴衰的反思和检讨的人来说，以上言及的很多材料并不陌生。这里之所以再次重复，不过是想强调，我们能不能换一种眼光来重新看待它们——不把它们局限于中国这个特定的具体历史时空当中，不把它们看作犯错误和纠正错误的具体的历史，而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它们，把其中所有的成功、失败、前进、退却、转折、反复，都和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必然性联系起来，和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验性联系起来。当年列宁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这不仅是在说，社会主义没有事先设计的蓝图，其实也在告诫十月革命的后来者：社会主义者都只能白手起家，从头做起。既然实践证明，无论俄国还是中国，在一个工业化落后的环境里不可能通过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而必须迂回，必须绕弯子，必须实行“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去探索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一路上这样那样的实验就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充满实验性的运动。

这种实验性在80年代的改革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十

在1985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和日本代表团都强调过，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都是书本上没有的，路子走得是否对，要看一看。

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如果当年还说要“看一看”，今天已经很清楚：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实验——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次突然爆发，更不简单是为摆脱危机而被迫寻找出路，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合理的发展。这特别表现于：中国的改革经过一系列探索和实验，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且，它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奇迹中不断得到证明——实验是成功的。

这开启了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过改革，自50年代中期开始，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前后都实行过内容不一、方法不一的改革。虽然直接目标大多都是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以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进入的工业化历史进程，而客观上，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体制及经济所有制这些核心问题上进行某种改革实验——正是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这些改革前后都失败了。而且，这些失败最后导致这些国家纷纷红旗落地——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自此走入空前的低潮。

回顾这样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反复思考，为什么只有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为什么只有中国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什么中国在经济上于90年代之后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特征，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仅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一种新形态的继续，而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大分裂、大动荡、大改组的新历史环境里，在实验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主义实践？

▍十一

关于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几十年中不断有跟踪式的研究和总结，有了很多文章和著述。但是，如果更多地联系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把它放在种种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中，放在这个历史中常常被人忽略的社会主义实验性中，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以更细致、更具体、更复杂的眼光来评价和审视它们？

即以80年代启动的改革和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关系而论，中国明显是列宁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仔细比较，中国的改革和当年列宁的做法有很大区别，以至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实行“退却”，如何进行“迂回”，以及如何针对过去的错误或不当做法进行改革和试验，也自然形成种种区别。追究起来，这些区别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比较一下列宁和毛泽东，他们的革命在道路、方针、方法、策略上明显有很多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复杂性的有机成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复杂性的有机成分。因此，认识这种复杂性，就不能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既要具体地研究他和列宁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思想和策略的一些差异，还要具体研究他们各自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革命结合，又各自有自己的创造方面的差异。例如，研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著述不少，但是这个文献中所表达的毛泽东的很多创造性思想，就很少被放在十月革命道路和从井冈山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革命道路之间的差异来分析——差异早在井冈山和早期苏维埃红色政权时代就萌芽了——这个差异绝不仅仅是革命策略和方法的差异，其中其实已经隐含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差异。如果再追究一下，今天的改革其实又和《论十大关系》有着或隐秘或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在80年代改革初期，这一点还不明显，那么到了改革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它们之间的联系就相当清晰了。不过，那清晰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既有接受，也有不接受，其间肯定否定的辩证相当复杂。

总之，中国革命是复杂的，中国的改革也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和漫长而又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有着难以分割的紧密关系。今天我们要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注意这种复杂性。

忽略这种复杂性，我们有可能在认识上犯大错误。

[特稿] 李陀: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 社会主义是什么? | 文化纵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