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革命便是“灭亡”：谈21世纪的教育｜独思录 x 郑永年

第16录 编者按

6月7日，又是千千万万个学子们“命运攸关”的考试开启的日子。在“卷”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卷”的意义——高考对于社会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教育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我们还需要思考——高等教育，是理性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教育不仅和国家建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而且成为推动这些领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那么，21世纪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所学的人文与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当教育沦为了“资本”的工具，是否会加速人类与社会的“异化”？

我们更需要思考——在AI时代，人工智能正在以如此快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尽管人工智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其潜在威胁也引发了广泛担忧。科学既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是否也会成为引发人类毁灭的根源？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牧羊社会”下的教育危机？

本文犀利地指出当下教育面临的三大“深刻危机”，作者提出对教育未来的担忧：当教育不再是人类人文价值的发源地，人类是否也会开启“自我毁灭”的机制？郑永年教授在文中呼吁，我们亟需一场核心是人文的“教育革命”，即把世界存在的价值从机器转移到人本身，确立人本身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确保科学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

 01   “两种文化”：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矛盾

1959年，英国作家斯诺（C.P. 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讲座；同年，他也出版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斯诺的中心观点是，人文与科学代表着整个西方文明的知识生活，但现在人文和科学被逐渐分离成为两种文化，这使得两者都解决不了各自面临的问题。斯诺命题名噪一时，在当时的大西洋两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年全球热映的电影《奥本海默》更是以真实的故事揭示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矛盾：科学家对科学兴趣的追求和其对伦理的考量，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追求（无论是个人权力还是国家权力），科学对社会（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科学既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可以是引发人类毁灭的根源。因此，人类在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也必须解决好科学所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冲击。

电影《奥本海默》中文版海报（图源：IMDb）

今天，人类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科学发展上所实现的进步前所未有，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是存在性危机。奥本海默说，原子弹的发明使得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自我毁灭的工具，现在又多了一样，即人工智能。如果有人把人工智能和核武结合起来，那么对世界的毁灭性力量将更强。不过，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危险远不止此，关键的问题是人类能否驾驭住人工智能本身。

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专家现在相信，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厄运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即人工智能控制人类或导致人类终结事件的可能性。例如，创造一种新型生物武器，抑或是大规模网络攻击引发核战争，进而导致社会崩溃。即使是资本方也有同样的看法。在前段时间的Abundance 360峰会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人工智能辩论”研讨会上表示，尽管人工智能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但其有可能毁灭人类。业界也有一些人士在呼吁确立对人工智能有效的监管体系。不过，现实是令人沮丧的。人们并没有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人工智能的有效监管机制。不仅如此，在这一领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的美国的业界和政治力量，仍然以和中国竞争为由，呼吁减少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人工智能监管手段。

面对这种局面，需要我们亟待思考，21世纪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因为今天的科学进步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产物，要回答向何处去，就首先要回答我们从何而来。

 02   教育从何而来：

从“宗教”到“世俗”

今天的世界是近代以来人类第一场教育革命的产物，即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所引领的科学理性革命运动。前述斯诺所说的“人文”和“科学”既是这场教育运动的核心追求，也是这场教育运动的产物。这场运动促成了人类摆脱了宗教愚昧。在那段被称之为“黑暗时代”的漫长的欧洲中世纪，人本身没有价值，人的价值就是服务上帝，因此，上帝是一切，一切为了上帝，上帝是判断一切事物的准则。文艺复兴把世界的核心从神转移到了人，从宗教转移到了世俗。之后，尽管人们需要宗教情怀，但宗教不再是人的目的。科学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科学是逻辑、理性和实证的结晶。正是科学理性驱动了近代化（或现代化），造就了今日之世界。无论是原子弹的爆炸还是人工智能的崛起，都是科学理性发展的自然结果。

文艺复兴艺术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素描作品《维特鲁威人》（图源：Getty Images）

那么，我们的危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无意识地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上帝”。我个人更倾向于把“人工智能”视为这个“人造上帝”。人工智能对人类所构成的威胁远非原子弹所能比拟的。原子弹仅仅是一种武器，放在那边，谁也不会轻易动用。自原子弹发明以来，只有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枚。尽管今天一些国家依然在威胁动用核武器来解决其他方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一可能性依然很低。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的时候，互相之间构成了核威慑，使得大家都不敢轻易动用。但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可以说，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塑造人类的总体生存环境。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理性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教育本身也深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这一点从大学的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出来。总体而言，大学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欧洲早期的大学从教会发展而来。早期大学的主体是对宗教经典的传播、解释和解读。如果说人文精神，早期大学是最经典的。正是对宗教教义的不同解读，尤其是对“异端”的解读，才发展出了人文精神，实现从上帝到世俗的转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都拥有教士背景。

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教育，正是教育从宗教转向世俗之后的产物。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德国大学系统为标志，教育不仅和国家建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而且成为推动这些领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近代以来，教育便是各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教育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为教育成为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工具。也正是因为这样，教育的目的似乎也变得更为清楚了，人们普遍地把教育视为一种资本投入，即人力资本投入。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具有了很强烈的工具性性质。

这种转型被一些激进的思想家视为是人的“异化”。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马克思认为，一旦资本主导社会，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异化，因为人变成了资本的工具。无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社会不公平的关切，还是资本对个人兴趣追求的扼杀，这一从马克思开始的资本批判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体现在西方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或者福利经济学等思想流派中。

诚如前些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如今人们对资本所主导的社会的批判大都聚焦在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的问题之上。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对资本的批判似乎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很显然，马克思时代诸多和资本关联的现象已经消失了。资本推动科学，科学辅助资本，助力人类生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发达国家，随着福利社会的产生，雨果或者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尤其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的结合为人类制造出巨量的“兴趣”空间来。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以来，“娱乐至死”流行开来，并且是越贫穷的阶层，越能实现“娱乐至死”。

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1862年首次出版。图为埃米尔·贝亚德为《悲惨世界》创作的插画（图源：Getty Images）

 03   “牧羊社会”下

教育面临三大危机

没有人预计到，人工智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在重塑人类社会。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牧羊社会”的新型人类社会结构正在快速形成。这一结构由三层组成，处于顶端的便是创造和掌握人工智能的群体，人们可以称之为“牧羊人”；处于中间的便是“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们可以称之为“牧羊犬”；而处于底层的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们可以称之为“羊群”。简单地说，一小群聪明人创造了机器来统治社会。

从科学技术或者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言，进步是显著的。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帮助“牧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其所创造的“机器”可以辅助甚至替代自己的“牧羊”的工作。这是人类可以乐观的地方。

但更有令人担忧的地方。一旦现在扮演“牧羊犬”的人工智能超越了“牧羊人”，反过来控制“牧羊人”，那么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在上述的Abundance360峰会上，马斯克预计，按照当前的技术进步速度，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智力可能超越人类，这项技术甚至有可能终结人类。很多专家也估计，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人工智能的一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类。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不加以干预和限制，人工智能超越人类，至少是很大一部分人类，将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发生，人类和机器的位置必然互换。迄今为止，机器是为人服务的，听人使唤，但届时人就要服务于机器，并且听机器使唤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工智能变成“上帝”的情形。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一过程：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理性助力人类发展了科学和技术，但科学和技术助力人类创造了一个世俗“上帝”，人类再次让自己成为“上帝”的奴隶；更为重要的，上次的那个“上帝”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这次的“上帝”是真实的，可见的，可触摸的。

Abundance360峰会现场照片（图源：Abundance360）

如果把今天的人类教育置于这一背景中，不难看出其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亟待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危机是深刻的，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教育已经失去了本身的目的，而越来越沦落为资本的工具。近代以来，教育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方面扮演了主角，但这些功能完全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并且后者的效率远远大于前者。就知识传播而言，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向人们呈现人类知识的总和；就知识创造而言，人工智能掌握着人类所无法理解的“方法论”和工具。人工智能可以胜任所有凡是通过理性和逻辑而获得的知识。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当中，人类并不知道人工智能是如何创造知识的。

第二，教育既失去了目的，也失去了竞争力。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人们把教育视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但是，现在教育普遍表现为结构性错位，要不过度教育，要不教育不足。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严重。美国、中国和印度等都是如此。若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本”投资，那么这种投入并未带来相应的回报，成为无效投资，甚至是资源的浪费。与企业相比，大学尤其是失去了竞争力。今天，即使是拥有最多资源的美国大学也无法与企业竞争人才。资本的富余使得一些最聪明的人才流入企业而非大学。一方面，企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官僚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大学的“职业官僚化”越来越高，演变成折腾人才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因素例如陈旧腐朽的学位标准，繁琐的录用、评审和升迁程序，不死不活的工资标准等等使得聪明人越来越反感大学。从前大学是聪明人集聚的地方，但现在这个地方大有被企业所取代的地方。如果大学不变革，终究不可避免被取代的命运。

第三，最深层的危机在于教育不再是人类人文价值的发源地。这是前面所说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教育把人类从“上帝”解放出来，确立了世俗的人文价值，但现在教育创造了一个人为的“上帝”，造成了“去人文化”的局面。这可能是教育所面临的最大的“异化”。

人工智能正在为人类创造越来越多的奇迹和“惊讶”。面对一个必然会超越人类、取代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的机器，有人依然在高呼，有人开始恐惧，但大多数人仍缺乏深刻的思考。欧洲是近代人文哲学的创造地，但即使是欧洲人对这个时代的思维也依然肤浅，停留在表象上，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或者隐私或者不公平作出一些讨论。

马克思曾经分析了资本“自我毁灭”的机制，推而广之，人类是否也隐含着自我毁灭的机制呢？从原子弹到人工智能，这是一个可以加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了。“上帝”主宰一切的欧洲中世纪持续了十个世纪。如果人类现在进入“世俗上帝”主宰的时代，那么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从这一“世俗上帝”中解放出来呢？这需要一场深刻而艰难的“教育革命”，如同文艺复兴那样，这场“教育革命”的核心必然是人文，即把世界存在的价值从机器转移到人本身，确立人本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