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敲的竹杠——“庆历增币”（一）

“庆历增币”发生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是宋朝方面在“澶渊之盟”基础上增加对辽岁币的事件，主角是宋辽双方，矛盾起点却是西夏，这次增币直接导致了当时东亚地区格局的重大改变。

在介绍“庆历增币”事件之前，有必要回头了解之前的东亚地区局势。

一、中世纪的“三国演义”

自宋太宗时期党项人李继迁反宋开始，党项人和他们建立的夏政权一天天坐大，东亚大陆上逐渐形成了宋、辽、夏政权并立的局面，三方政权关系极为微妙，是一千年前实实在在的“三国”。

东亚“三国演义”

党项人从起事之初就注定了以“骑墙派”立足，一方面以当时东亚大陆的强者辽国为后盾，不断蚕食北宋西北边境——河套地区，切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另一方面又趁着宋辽酣战之时，把手伸向了辽国的势力范围——河西走廊。

这时候的“三国”格局里，党项人成了最大的搅局者，同时也是最大的获益者。

反过来，对于宋辽双方，党项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巨婴已经是如鲠在喉，这一局面间接的促成了一个合约的达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立国四十余年），宋辽在澶州之战后签订合约，史称“澶渊之盟”。

澶州地跨黄河两岸，是东京开封的最后屏障

之后双方相安无事四十年，在各自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同时，辽国得以腾出手来在河西走廊与党项人展开了博弈。

二、丝路之争

宋辽和平，党项坐大使得旧有的辽夏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双方亦主亦臣，亦敌亦友，在对宋问题上是盟友，在河西问题上却是实实在在的竞争对手。

党项实力的增加，就意味着辽的影响力相应降低。在宋之外还有再兴起一个强大的邻居显然不符合辽的利益，因此，十分有必要摁一下这个葫芦。

李继迁祖孙三人用了几十年在河西折腾出一片天地，从辽国手里抢走了河西走廊的贸易控制权，眼见财路被党项人断了，在急匆匆与宋廷签订了澶渊之盟后，辽迅速把重心再次移至西北。

终于可以全力经营巩固其在漠北西域的传统势力范围了，这也是为何辽与宋一拍即合的一大原因所在。对于和平，辽深刻的认识到与宋打消耗战，自然是奉陪不起的，无论宋在战场上的表现有多不给力，宋是东亚大陆综合国力的最强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全力对付党项人就有十足把握吗？不一定。

党项人无孔不入，一方面跟劳师远征的辽军“打游击”，另一方面鼓动河西走廊的土著反抗辽。

最终结果是，辽的势力范围河西地区被党项的第三代领袖李元昊悉数荡平，党项人实际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切断了丝绸之路，辽、夏在河西走廊的角逐终以西夏的完胜而告终。

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中道

而第三方的宋在忙些什么呢？澶渊之盟的签订，宋朝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真宗之后，仁宗朝四十多年，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诸多文人名臣此起彼伏，宋朝经历、文化、科技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立国近百年的北宋也进入了守成阶段，利弊频出，所谓的“三冗”问题已经初露端倪。直到东亚三国格局的突然打破，这个破坏格局的正是之前那个搅局者——党项。

三、庆历宋夏战争

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祐五年，宋辽和平后三十余年），李德明的继任者李元昊膨胀了，他脱宋自立，正式建立“夏”政权，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开始和宋平起平坐，并且希望宋朝承认这一事实。

宋朝朝野震惊，宋仁宗当即下诏革去曾经赐予李氏的各种职位头衔。准备集结大军讨伐西夏，持续三年时间的宋夏战争爆发。

双方互有胜负，宋军经历了三串口、好水川、定川寨三败之后采取守势。

西夏经历麟州、府州两败无力再战，李元昊退兵。

宋夏双方历经三年激战，对各自国力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西夏方面，战场上的战绩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实惠，由于基本没有能够深入宋境，几乎没有多少物质上的收货，数年的征战令西夏国内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以西夏的综合实力已经无力支撑连续大规模的对宋作战。加上宋朝西北防线已经形成，西夏已经失去了主动进攻的动力，持久战争，辽和西夏的韧性显然都是不如宋的。

宋朝方面，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政权，维持政权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游牧和渔猎政权，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导致宋朝赋税剧增。战争的成本最终还是会摊到普通老百姓的头上，即便是民力相对宽裕的两宋，承受持久战争也是巨大的压力，宋夏战争的消耗导致民怨四起。

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

于是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双方签订合约，罢兵休战。

情形与四十年前的“澶渊之盟”何其相似，宋辽停战有党项这一第三方因素。

那就是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有没有第三方因素呢，当然也有，那就是——辽。

辽国人果然也是操盘能手，瞅准宋夏战争如火如荼、消耗巨大的机会，向宋朝发难了。

这就是国际间关系的至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辽国人是怎么向宋朝发难的，宋朝方面的对策是什么，什么人在双方的博弈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敬请期待庆历增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