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拜登的认知以及他的“信息茧房”

5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办公室接受了《时代周刊》（TIME）的采访。在采访中，拜登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年4月底，前总统特朗普也在佛罗里达州接受了《时代周刊》的采访。专访中，特朗普讨论了他第二个任期的议程，包括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改善美国公务员制度，以及对堕胎、犯罪、贸易、乌克兰、以色列和本轮选举中政治暴力可能性的看法。相比之下，拜登在采访中更关注全球风险、美国的联盟体系、北约现状、气候变化、核武器、俄罗斯和中国等问题。拜登还特别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拜登还详细讨论了他对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看法，认为美国应通过多边机制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作为世界霸权的“老大”，美国所有决策的外部性后果需要由整个世界来承担。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对世界的认知及其认知之上的政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世界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及时分析美国的对外尤其是对华政策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编辑组以拜登在《时代周刊》的受访内容为背景，与郑永年教授展开了一番对话。

郑永年谈美国总统的“信息茧房”

PART ONE

从世界范围内看，很多领导人已经无能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能力”区分开来了。当领导人受到民粹“裹挟”而“意志”高昂的时候，就会作出错误的决策，全球风险就会陡然增高。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老大”，其所有决策的外部性后果需要由整个世界来承担。换句话说，美国犯的错误需要由其他国家来承担后果——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影响，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很多国家很容易成为美国政策的受害者。

美国一直在强调“中国威胁”，但实际地看，冷战结束以来，哪一场战争与中国有关？又有多少场战争是与美国相关？冷战之后卷入多国的所有战争都和美国有关，包括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现在的俄乌战争、哈以冲突等，有些是直接卷入，有些是间接卷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总统对世界的认知很重要，因为在其认知之上的政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世界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图为6月4日发布的《时代周刊》封面（图源：时代周刊）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暴露了其处于“信息茧房”现状中自身认知上的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十个方面，讨论其认知的局限性：

一是对世界领袖和联盟的认知。拜登认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并且“仍然领导着世界的前进”。现实地看，美国联盟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且美国仍在广泛组建联盟的进程中，美国也相信自身依然拥有对世界的领导力（leadership）。但是，这种认知是有很大问题的。首先在对“世界领袖”的认知方面，拜登陷入了双重标准的窠臼。拜登强调美国的联盟政策是基于价值之上的（value-based），同时又是基于实践之上的（practical-based）。然而，实际上，其基于价值的联盟政策明显是带有偏见的，而基于实践的联盟政策又存在“双标”问题。在基于价值的联盟方面，所谓民主政体之间的联盟似乎仍然能符合美国的价值框架，但一旦论及沙特等中东国家外交，就转为了基于实践之上的联盟。在美国那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家，都有美国与其结盟的合理性（legitimate ground）。美国的标准就是，美国说哪种标准重要，就是哪种重要。那么这种联盟是不是存在双标问题？实际上，拜登没有真正要坚守的价值，美国就是机会主义者——为了美国的领导力，基于美国中心主义来制定外交政策。美国表明上扮演的是“领导者”角色，实际上扮演的是“强权者”的角色。不要忘记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的结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不要误以为其领导力量来自于民主、宗教等价值观，其实质仍然来源于军事、经济等硬力量。拜登认为，价值仍然是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者的基础。

美国联盟的基础是不是如拜登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呢？二战以后的美国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反苏联盟，到现在，针对的主角变成了中国，仅在中国周边的美国联盟就有6-7个。但美国的联盟之间是否足够坚固？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的联盟之间存在太多的问题：第一，美国联盟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性质；第二，联盟十分碎片化；第三，美国的联盟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并未顾及其盟国的需要。如果说，真正的领导力应当是推进世界和平发展，那么经验地看，美国的领导力更多导致的是冲突、战争和毁灭。所谓的美国的领导力是美国自我认知中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美国的中心地位。

北约于3月24日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俄乌冲突，图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外长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图源：新华社）

二是对北约的认知。拜登强调俄乌战争以来，北约更强大了，尤其是因为北约接纳了芬兰，推动了北约规模的扩大。实际上，对美国的盟友来说，这是北约衰落的开始。北约仍然由美国领导，其中心是美国，但是美国的领导权越来越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所以，马克龙才会提出，北约已经“脑死亡”（brain death）。俄乌战争以来，北约是不是实现了拜登所说的“两个团结”——美欧之间的团结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实际上，美国与欧洲越来越分裂了。俄乌战争到现在，美国除了付出美元以外，并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实际上都是欧洲国家在承担代价。那么，欧洲国家之间是否更加团结了？也没有。从政策层面来看，法国、德国各自跟乌克兰签订了协议，这表明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裂。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没有一致性，内部发展因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而雪上加霜——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面临民粹主义的问题与经济发展乏力的问题。此外，德国的再军事化如今被俄乌战争掩盖了，但在未来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一个再军事化的德国对法国意味着什么？北约不能使欧洲团结，现在的发展趋势可能使得欧洲像过去那样四分五裂。如果法德两国不团结，那么欧洲很难团结。

三是对俄罗斯的认知。俄罗斯没有像普京所认知的那样，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在俄乌战场上的战略目标，但是俄罗斯也没有像拜登所认知的那样迅速“垮掉”。俄乌战争目前呈现了持久战的态势。俄罗斯已经渡过了2022年2月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因为战争的需要，俄罗斯的进口替代工业得到发展。不管怎样，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乌克兰最好的时期就是欧盟跟美国团结一致援乌的时期，但最好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今后，如果欧美一定要拖垮俄罗斯，那么战争的性质可能会演变。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确实受到很大影响。战争使得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越来越激烈。但从目前的态势看，乌克兰很难把俄罗斯搞垮，美国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四是对乌克兰的认知。美国是否保护了乌克兰？乌克兰实际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一是乌克兰可能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二是如马克龙所说，法国有可能派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如果这样，可能会导致战争性质的变化。俄乌战争是否会演变成世界大战？这就看俄罗斯的认知了，要看俄罗斯怎么定义“乌克兰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普京早就说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现在拜登也说，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一旦开始使用核武器的话，性质就变了，对世界都将是一场悲剧。

五是对气候领域与新能源发展的认知。拜登强调了他自己在气候领域推动了诸多政策，但一旦涉及到中国，拜登便把气候问题转化成了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在拜登的认知里面，并未把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发展和中国的气候政策联系起来。对中国来说，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环境政策的一部分，既是中国自身追求绿色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对世界绿色发展有影响的规模较大的产业链。基于此，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也认为，世界应当感谢中国发展这些新能源产业。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而言意义非凡。但拜登不这么看，而是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视为威胁，鼓励盟友围堵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发展。这跟他所谓的“基于价值的联盟”——追求环保、环保即人权等话语充满矛盾，但符合其基于实践的联盟利益，符合美国想要围堵中国的需要。

六是对核武器的认知。拜登的采访里面提到了朝鲜。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是机会主义式的。只要是针对中国的，美国就会鼓励其它国家相应的核能发展。美国只是在限制对其不利的核能的发展，如美国认为朝核问题威胁到其两个盟友——日本与韩国，那么将会作出不同的决策。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是同样的情况，用间接的方式去影响。核武器涉及到切实的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美国总统对核武器的认知变化。如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美国的双标也反映在核武器问题上。

2022年四边安全（QUAD）领导人峰会（图源：日本首相办公室）

七是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在印太问题上，拜登吹嘘自己对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重要作用。第一届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Quad Summit）确实是他在2021年拉拢促成的。对美国来说，印太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在亚太的作用，相当于北约在欧洲的作用。美国的目的就是塑造六到七个小多边机制，形成排他性（exclusive）的“团团伙伙”，针对的第三方就是中国。拜登所希望的印太地区的盟伴体系既是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联盟。没有人怀疑拜登的意愿。但显然，拜登高估了美国的能力。例如，拜登塑造了印太经济框架，但由于美国不对外开放市场，所以对其他国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此外，在印太地区国家层面，如果美国缺乏东盟的配合，那么印太盟伴体系就很难发挥实际的作用。实际上，印度就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很难成为美国的附庸。所以，美国也不会像拜登所宣称的那样，在印太地区拥有那么大的能力。

八是对中东的认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失败已经是一个典型案例，因为中东的盟伴体系既是基于价值之上的联盟（value-based），又是基于实践之上的联盟（practical-based）。今天，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以色列的行为？以色列现在跟拜登的矛盾很深。美国否决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尤其是其欧洲盟友都承认了巴勒斯坦。在中东，美国远远高估自身的能力。

九是对中国的认知。在《时代周刊》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并未主动提及中国，但拜登主动抛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点没有意外，因为拜登完全受美国近期的信息茧房所造成的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对华经济认知战。说着说着，美国人被自己制造的信息茧房所包围了。拜登根本不会从中国客观的经济基础出发看中国经济问题。

第二，在台海问题上，拜登强调不排除使用武力来“保卫”台湾。实际上，就台海问题而言，中国跟美国的解决思路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是有意愿而没有能力；中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意愿。一旦这一意愿发生变化，那么巨大的能力就会释放出来。

第三是拜登提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的影响。这还是西方认知战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美国对亚非拉做了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已有十年，中国在国际减贫、国际发展方面小试牛刀。十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助力这些国家改变了面貌。印尼的雅加达-万隆高铁和老挝的中老铁路都是中国援建的重要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还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相比之下，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如PGII）在更多集中于战略框架和高层次政策规划，资金筹集和合作伙伴协调存在困难，项目推进缓慢，影响力远不及中国。

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超过65万人，创2007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新高（图源：福布斯新闻）

十是对其内政问题的认知。拜登在内政问题上轻描淡写。美国经济确实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但美国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割裂问题，收入分化、贫富差距问题突出。甚至美国内部有人认为，美国内战的可能性比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更大。美国总统应当是美国人民的总统，而现在多大程度上是分裂社会的总统？美国如今更像是美利坚分众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而非美利坚合众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拜登为什么不在《时代周刊》多谈些内政？不谈内政本身是个大问题。拜登及其团队的思路还是试图把内政恶化的原因归咎于外部，试图归咎在“民主与专制”之争导致了美国内政的结果，塑造“中国在用一切来破坏民主”的印象。这些观念是基于西方的价值，是西方陷入的信息茧房的一部分。

简单地说，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是“美利坚分众国”的总统，生活在自己的认知中，限缩于他自己面临的信息茧房中。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要太过于关注美国方面是如何“认知”的，但一定要充分考虑这种“认知”产生的后果——其政策结果（consequence）。我们不要重复以前的老路，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没有必要过度反应（overreaction），还是要有战略定力。要仔细观察美国，从而产生务实的对美政策。

对话郑永年

PART TWO

邀请嘉宾：郑永年教授

本期主持人：袁浩延 冯箫凝

对话时间：2024.06.05

大湾区评论：

特朗普今年4月末也接受了《时代周刊》的采访。采访中提到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的影响，即任命了三位大法官，深刻影响了 Roe v Wade 法案判决的结果，使得美国堕胎权下放到了州层面。在今年美国大选的形势之下，民主党是否会采取政治动员，把保护堕胎权利的“pro choice”与民主党绑定，塑造特朗普与共和党反对堕胎权的形象？

当地时间2024年1 月 20 日，堕胎权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抗议活动（图源：卫报）

郑永年：

美国已经面临司法严重政治化的问题。司法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种工具。这是以前美国用来批评其他国家的话语，然而现在，美国正在做自己最“痛恨”的事情。

大湾区评论：

特朗普强调，他本人对堕胎议题的现状是否感到舒适，并无关紧要，关键是决定权在美国各州手中，本质上还是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做出的判决影响了堕胎权下放到州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再当选是否会对美国政治的生态产生进一步的冲击？

郑永年：

美国司法政治化有自身演进的逻辑。美国的民主在早期是“精英民主”，后来演变为“中产民主”，现在变成了“民粹民主”。如今，民主制度受到民粹主义的挑战。可以说，“民粹民主”作为美国的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基础。因为美国经济制度的基本面无法改变，技术在进步，那么留给美国的只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别无他途。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用来分析美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相协调。美国一直把自身的民主制度作为其最骄傲的制度自信来源。但是现行的制度已经面临亟需改革的问题了。

美国的制度没有与时俱进，现有的做法都是在破坏，而不是建设。过去，联邦跟地方州政府对美国体制的运作是有共识的。如今，没有人能够提出应对美国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美国政客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选票，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在国家利益的构成方面，美国政客的认知也高度分化。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强调是为了国家利益；拜登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是认为这一举措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这就表明，美国政客之间毫无共识，在相互指责中不断循环。

从这一背景看，可以预见，你所说的这些案例都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司法的政治化进程。

2017年，特朗普签署退出TPP的行政执行令（图源：卫报）

大湾区评论：

特朗普、拜登两位总统都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社交媒体现在也呈现出一种介入民主政体发展的趋势，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趋向于全民参与政治的状况。您如何看待美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变化？

郑永年：

从公民的权利实现来说，可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期。利益的表达不需要代议制了。现在，个体即可代表自我的利益。但“利益的表达”与“利益的实现”还是两码事，意志与能力之间是两码事。个体有能力实现自身的利益吗？为什么美国社会趋于使用暴力等非合作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社会群体对现状的改变越来越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与美国社会获得感的缺失相匹配。哪怕美国社会越来越强调自身基于价值的取向，但美国社会仍然越来越分化。堕胎就是这样的案例，一州的女性在本州的规制下无法堕胎，就开车到另一个州去堕胎。这种制度究竟是好民主还是坏民主？对于美国来说，“民粹民主”的体制下，关键就在于如何应对“乌合之众”的利益和需求。“乌合之众”的利益无法自我实现，就可能会演变成“暴力革命”。民众的权利意识有了，政治参与也有了，利益实现及其维护的目标能否实现呢？和平手段实现不了，肯定会通过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

永远不要低估“乌合之众”的力量，法国革命就是“乌合之众”的影响结果。也可以说“乌合之众”是政治精英所持的偏见，在现实中不一定是真正的“乌合之众”。西方的民主以前确实比较有效，强调“无利益、不代表”。最明显的就是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有机会转化为中高收入阶层了。如今，西方已经无法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了。

大湾区评论：

关于联盟方面，拜登认为，美国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联盟。但特朗普认为，“不付钱的盟友要靠自己”。您怎么看待这两位总统对于联盟不同的态度？以及不同的态度会对美国联盟及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

对联盟的看法上，特朗普的判断是对的。冷战以后，美国在全世界实现大扩张。美国的利益深度嵌入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是嵌入是有成本的，联盟的维持是有成本的。所以，对美国的帝国扩张，从奥巴马时期已经在反思了。奥巴马也是想从战略上不重要的地方实现战略收缩，推动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特朗普执政后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上比较激进。特朗普是现实主义者，强调美国盟友必须支付美国维持全球安全体系的制度成本，这也是理性的其中一种。拜登则与之相反，强调联盟使得美国强大。实际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特朗普强调“本土美国”，拜登强调“国际美国”。但问题是，本土美国是基础。现在本土美国出了问题，就算美国在国际社会再风光，也无法解决其内部问题。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对的，拜登是错的？这要看美国成立联盟的目的，联盟的存在就是为了针对另一个联盟，苏联时期是为了联合反对苏联，现在是为了联合反对中国。冷战以后，如果中国成为另一个苏联，美国维系全球安全体系的成本不会太高。但事实是，中国自己不愿意成为美国的“敌人”，更不用说成为美国盟友的“敌人”，中欧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的一部分人，例如行政当局，把中国看成“敌人”。但是联盟的认知是双向的，除了美国的看法之外，美国的盟伴国家有自己的思考——欧盟国家有自己的思考，东南亚国家也有自己的思考。今天，对欧洲来说，这些国家已经失去俄罗斯，不能再失去中国了；对东南亚来说，中美直接对抗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害。所以，美国的联盟体系现在反而是最弱的时候，因为事实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敌对国家。这种联盟手段都是美国认知的大战略。美国打认知战，就是希望中国顺着美国的思路，成为和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因此，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博弈思维与判断力，绝不可以陷入美国认知战所设下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