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拳简史2009-2019（下）

@柯威廉William

08  严肃媒体自媒化与黑新闻现象

讨论严肃媒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关于这类媒体的界定，却时常让人感到困惑：怎样的媒体才算是严肃媒体？

事实上，如何界定这类媒体，业界似乎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但通常来说，那些由各级政府部门领导或者主管，并且由各类报社（报业集团）主办、发行的纸媒体，无疑是最具有严肃气质的。这类媒体有时候还会承担政府的发声功能，因而也有人将其称为官媒。其组织结构比较严谨，不仅配备了专业的采编队伍，名称也大多有着近似的后缀，如日报、晚报、晨报、都市报、快报、时报、热报、报……等，其权威性与专业性溢于言表，非其它媒体所能比拟。在公众的心目中，这类媒体就是最常见的严肃媒体了。相应地，这类媒体下属的官方网站以及它们的社交帐号，也成为了它们发挥媒体功能的一部分。当然，就目前而言，众多的电视台同样可以看作是严肃媒体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电视台自媒化的现象尚不明显，或者说其自媒化的程度远不如其它类型的媒体，所以在这里将不作探讨。

另一方面，从运营的角度来看，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如某浪、某易、某狐、某讯、某凰等，由于采用了较规范的管理和运营，而且也配备了专业的采编队伍或者与各类纸媒体（官媒）有着紧密的合作，所以其新闻内容也往往体现出了一定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它们也是严肃媒体的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强势发展，快阅读（快餐式阅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严肃的新闻内容与报道方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过程中，纸媒体受到的影响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根据中国报业协会公布的《2016年中国报业年度报告》（作者：王军）显示：“以报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收入来说，根据CTR媒介智讯的数据，自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以来，报纸广告收入就一直处于加速下滑的趋势。2012年同比下降7.3%，2013年同比下降8.1%，2014年同比下降18.3%，2015年同比下降35.4%，2016年更是同比下降38.7%。具体到报纸广告投放的前五大行业，均大量减少了在报纸上的广告投放花费。报纸广告收入的连年下滑，直接导致报社单位或报业集团的“大失血”。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报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全国报纸总印量为958亿张，同比下降16.33%；新闻纸用量为215万吨，同比下降16.34%，两者的下滑幅度均为历年之最。”

无独有偶，《2017年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作者：智研咨询）也显示：“2012年，随着 PC 端网络渠道逐渐成熟，外加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媒介渠道越来越受广告主欢迎。同年，报业广告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四年间，只有互联网广告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收入则从 2013 年开始逐年大幅下降……”

此外，《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主编：崔保国）也作了以下陈述：“2017年，纸质媒体市场继续呈现下滑趋势。报纸更是传统媒体中广告下滑最多的媒体，行业经营环境愈发艰难……CTR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报纸广告下降3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纸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收入，至少在最近六年里，一直处于加速下滑的状态。至于2018年的数据，虽然目前尚未公布，但根据一些公开的业界信息推断，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众多分析报告又都在表明，纸媒体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就必须推开传统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这两扇大门。只有在这两方面下力气、练功夫，才有可能扭转当前的颓势。

而纵观这些年来，不管是传统的互联网，还是后来居上的移动互联网，都在朝着网络社交这个方向发展，许多传统网媒也在纷纷搭建自己的社交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社交”已经成为了网络媒体的发展方向了。然而，在这股持续了六七年的社交热潮中，以纸媒体为代表的严肃媒体所提供的严肃阅读作品，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尽管有部分优秀作品受到了读者（网民）的欢迎，但与铺天盖地的快阅读作品相比，却根本无法抗衡。

相反的是，快阅读经过多年的耕耘，已经在中国培育出了一个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自媒体的极速成长，也为快阅读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血，使得这种阅读方式越发深入民心。

在这过程中，许多严肃媒体仿佛看到了转型的希望，开始以试水的方式加入到快阅读的阵营里。而这些年来，众多自媒体凭借着自身的灵活机制，在社交网络上快意驰骋，更是让苦寻转型之路的严肃媒体们看在眼里，从而纷纷踏上了自媒化的道路。

事实上，严肃媒体自媒化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事情。早在2011年左右，当严肃媒体的社交帐号不时地转载所谓的“网友报料”、“网友发贴”的时候，自媒化之门就已经打开了。只不过，碍于自身的定位，这类媒体在当时还不敢大张旗鼓地开干。然而，随着这些年来业绩的大幅下滑，财务压力与日剧增，严肃媒体们也不得不舍下老脸，加快了自媒化的步伐。

正如网民们看到的那样，自媒体对快阅读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近六七年来，在众多自媒体的运营下，快阅读作品发展出了一些热门的类别，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追捧，比如美食类、知识类、搞笑类、娱乐类、情感类等。而在这些热门类别中，情感类作品的性价比无疑是最高的，媒体只需要利用一些情感故事，制造性别对立，往往就能得到女网民们的关注，从而达到吸粉引流的效果。而这些故事的内容，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仇男（塑造各种令人厌恶的男性形象，以迎合“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舆论氛围），与之配套的则是利女——教导女性如何精致利己。

这一主题，在当下的情感文章、情感鸡汤、情感投稿、女权文章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虚构与想象，创作出大量图文作品，以此来调动女网民们的情绪，继而对中国男性实施全方位的批判、谴责以及辱骂，美其名曰：来源于社会现实或者取材于真实事件。

对于这种现象，严肃媒体们自然是看得很清楚的。于是，随着自媒化程度的加深，各种“网友报料”、“网友发贴”、“网友投稿”开始不断地被严肃媒体的社交账号转载发布。每当“骂男”之声四起的时候，新闻的热度也随之不断飙升。从评论数百到评论数千，再到评论过万，人为制造出来的仇男故事成为了严肃媒体自媒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这过程中，严肃媒体对仇男故事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谣、找谣和造谣。这三个阶段与许多自媒体，尤其是情感媒体、女权媒体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证实谣言（辟谣）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尤其是在缺乏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面对各路媒体大规模、集团式投放的仇男新闻，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取得新闻造假的切实证据。而造假者也往往会以“真人真事”或者“来源于社会现实”为借口，进行掩饰。所以，对于这种疑点重重，极有可能是谣言，却又无法明确证实的新闻，在这里只能用“黑新闻”来指代。

所谓的“黑新闻”，指的就是媒体在新闻制作过程中，采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制作出来的一系列内容耸动，却真相难查的事件。内容耸动，是黑新闻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提升新闻关注度的重要手段。但仅仅是内容耸动，并不能作为黑新闻的判断标准。相比之下，“真相难查”才称得上是黑新闻的“灵魂”所在。而造成真相难查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点就是关键信息的缺失，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表述模糊或者被掩盖、修改等，以致外界难以（无法）进行查证。固然，部分涉及敏感问题的新闻确实有保密的必要。但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却出现了一种丑陋的现象：许多并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事件，尽管内容耸动、疑点重重，甚至出现了诸多不合常理的情节，但媒体在表述的时候，却对关键信息模糊其词，想方设法地掩盖真相，以期把事件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媒体（包括自媒体和严肃媒体）为了吸引关注，抢占市场，大量地产出以及投放黑新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纵观这些年来，被有关部门证实为假新闻的各类事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黑新闻的特点。所以，严格来说，那些已经被证实为假新闻的事件，也应该归入黑新闻的范畴。

一个令人无奈的现状是，由于黑新闻的大量存在，即便有公权力的介入，能被查证出来的也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以2016年的假新闻《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为例，从事件被转载报道到最后被有关部门证实为假新闻，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星期。可见，不管是由机构发起，还是由个人实施，对黑新闻进行查证（辟谣），本身都是一个成本极高的行为（耗费时间、人力、财力等）。这一点，在2018年轰动一时的“德国留学生遭遇撒旦教造谣事件”中，同样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但相对于惊动了多个重要部门的“德国留学生遭遇撒旦教造谣事件”而言，以仇男为主题制作出来的黑新闻，无疑是更为“安全”和“稳妥”的。这也是多年来，这类新闻能够实现“产业化”投放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黑新闻到底有多黑，只有新闻制作者自己才知道。但多年来，各路媒体以“网友报料”、“网友投稿”、“网友发贴”等形式，发布出来的感情纠纷、家庭矛盾等涉及性别议题的事件，却几乎都具备了黑新闻的特点：来源不明、内容耸动、立场单一、疑点重重、真相难查……等。当然，必须明确的是，黑新闻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产物，既便把时间拉回一个世纪前，这类新闻也早已存在多时了。就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黑暗。

然而，在这个自媒体时代，黑新闻的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黑新闻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表面上是媒体话语权与受众知情权不对等造成的。但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的利益，才是促使这类新闻能长期存在的原因。

尤其是在女权思潮汹涌澎湃的当下，仇男已然成为了一门产业，黑新闻的大规模制作与传播，也就变成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在女权的利益链中，黑新闻仅仅是其中的一环而已，与之配套的还有“黑数据”——由女权组织推动的，由各类机构以黑箱操作的方式炮制出来的女权数据。

当然，上述的黑新闻和黑数据，严格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当中涉及的黑箱操作，其本质其实是“新闻定制与数据定制”。由于相关内容较多，无法在一章之内讲完，所以在这里先说回严肃媒体自媒化的问题。

就如前面所说的，严肃媒体传播仇男故事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与严肃媒体自媒化的发展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时间上看，2016年之前的几年里，是严肃媒体自媒化的试水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传谣。这个阶段中，严肃媒体大多使用的是二手材料，以转载其它自媒体或者网络平台的热门事件（谣言）为主。

2016年至2017年，是严肃媒体自媒化的发力阶段，与之对应的是找谣。媒体不再满足于转载热门的二手事件了，而是尝试着通过自身的运作，把知名度不太高的作品炒作成热门新闻。比如“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城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等假新闻，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作品。

进入2018年，国内的严肃媒体再次加大了自媒化的力度。一些媒体不再满足于此前传谣和找谣的做法了，而是开始参与到故事的制作中去。例如，2018年12月，有严肃媒体抓住了某男明星婚后AA制的话题，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以“网友发贴”的名义，先后报道了“生完孩子老公要求AA制”以及“恋爱7年都是AA制”两起热点新闻。坏男人的故事又一次引爆了女网民们的情绪，使得这两起新闻双双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严格来说，应该是先被安排进入热搜榜，之后才成为热点新闻的。）

在这两起新闻里，相关媒体均在详情中煞有介事地表明了对发贴的网友进行过采访，从而进一步向读者暗示事件的真实性。这种通过文字叙述，表明媒体对发贴者进行过采访的操作方式，极有可能成为今后新闻制作的一种方向。其实质就是把“网友”的自述与媒体的自述进行融合，以提高新闻的可信度。这样一来，“网友发贴”、“网友投稿”、“网友报料”等廉价新闻，便被披上“非虚构”的外衣了。然而，被披上“非虚构”外衣的新闻是否就是真新闻呢？回想这些年来，严肃媒体们传过的谣，再看看这两起带有重大蹭热点嫌疑的新闻，无疑是值得深思的。而且，从故事的出处以及内容来看，它们都很符合“黑新闻”的特点：来源不明、内容耸动，立场单一，疑点重重、真相难查……

当然，从媒体和平台的立场来看，这两起取材于“网友发贴”的新闻，紧贴男明星婚后AA制的热度，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相继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为相关话题带来了合共超过7亿的阅读量以及超过20万的讨论数，其炒作无疑是很成功的。

至于某男明星婚后AA制的事件，根据男方与妻子的共同解释，其实是男方负责家庭的开支，女方的钱由女方自己掌控。这分明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被媒体断章取义，并以此作为热点，进行延伸炒作。可见，为了吸引眼球，部分严肃媒体在自媒化的道路上，已经和普通自媒体一样，步入歧途了。尤其是那些扎根于二线城市的严肃媒体们，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严肃媒体与自媒体在快阅读领域的野蛮耕种，也对广大读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求真相，只求快感”的阅读习惯。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以国内知名的社交平台微博为例，常年出现在热搜榜前十的内容中，除了娱乐搞笑以及突发事件之外，就只有以仇男为主题炮制出来的各种性别对立的新闻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天天有仇男，周周上热搜”的现象，不仅是国内社交网络上持续多年的常态，同时还折射出了当下女权经济的营利模式——精神传销（批发情感、贩卖焦虑）。这种营利模式不仅被广大媒体运用在新闻报道上，更是被众多的情感作家、女权主义者以及各式营销号早早就用得滚瓜烂熟了。

由于这种以仇男为核心的营利模式，为当下的女权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营利模式仍将继续存在着。至于严肃媒体自媒化的步伐，只要没有引起过大的反对，也将继续大踏步地走下去。

而在这场方兴未艾的女权运动中，倘若把仇男新闻（故事）比作是中国女权制作的一桌饭菜的话，那么“节日女权运动”则可以看作是女权主义者们每年必备的一道招牌菜了。

09  节日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的节日狂欢

所谓的“节日女权运动”，指的是中国女权近几年来兴起的在重大节假日期间，搜集或者捏造与男性有关的负面新闻，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炒作，从而推动仇男思潮的一项舆论活动。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性别立场以及明显的策划动机，所以往往能在女性群体里产生一呼百应的共情效应，继而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强烈的舆论反响。

而在这些节假日里，尤其以春节期间，女权主义者们的炒作最为火爆。比如2016年春节期间，全网爆炒的假新闻“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城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2017年春节期间，轰动一时，最后又遭到反转的电影“乘风破浪”的歌词事件；2018年春节期间，山东卫视的小品风波等，都是女权主义者们在重大节假日期间，进行舆论炒作的例子。

上述三个例子中，前两者已经在前文有所提及了，这里只说一下第三个例子“山东卫视的小品风波”。这起风波中涉及的小品，名字叫《海的誓言》，讲述的是几位海上救捞队员的故事，其中包括了救捞队长与妻子之间的生活琐事。在这当中，救捞队长的一番话让女权同胞们炸了锅。相关截图如下：

从截图的台词来看，内容并不复杂，全部加起来还不到170个字，具体摘录如下：“我给你俩算笔账，我跟我老婆从订婚到结婚，总共花了四万块钱，她24岁嫁给我，假设84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意味着在我们家生活了60年，也就是21900天。我花了四万块钱买了她21900天，平均一天才合1.826（元），一天不到两块钱。她要为这个家打扫卫生、照顾老人、下地干活，还得给我生孩子。你现在雇个保姆，一个月不得花三千多，我这一天花不到两块钱，有什么理由不爱她。”

以上这段被视为侮辱、物化、歧视女性的文字，全由一位饰演丈夫的男演员独力说出。由于台词不多，笔者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突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仔细想想，这当中的许多话，不正是近年来中国女权在网络上流传的语录吗？她们至今仍时常在网上宣称：女人结婚，就是免费当保姆，免费生孩子，还要包揽家务、侍奉公婆……

严格来说，这些台词只不过是把女权主义者们的语录进一步细化、量化而已。可见，这个小品的主创人员应该是对中国女权的言论比较了解的，所以才有了这些扎心的台词，继而才有了这个借演员之口，说出女权心声的节目。

然而，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们看到这个小品之后，却个个义愤填膺呢？仔细想想，小品虽然想通过救捞队长的嘴巴，说出女权主义者们的语录，以此来表达女性为家庭作出的奉献。但剧组在创作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女权能说的话，并不代表别人也能说哦！就好比，在目前全国人均月收入离一万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情况下，女权同胞们每当谈起生活品质或者赚钱能力的时候，总会标榜自己是高薪阶层，月入过万乃至数万的比比皆是，顺便鄙视一众国男。但是，如果有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要求她们赚那么多钱来养家的时候，那可就麻烦了。又好比，女权同胞们天天在网上哭诉自己洗衣做饭、包揽家务、侍奉公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真的像她们宣扬的那样吗？或者说，当前的社会，家务低能的女性真的很少吗？在这里，以几条相关的新闻作为参考。

从这些新闻可以看出，现代婚姻中，家务低能的现象，绝非仅仅是男性单方面造成的问题。不会做家务、不爱做家务的女性同样大有人在。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现象，中国女性当前的主流生活状态绝非女权主义者们日常宣扬的那样，个个都勤劳能干却又生活悲惨，仿如祥林嫂再世一般。尤其是那些天天守在屏幕前诉苦的女权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会帮助父母做家务的？这一点，大家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然而，深谙舆论操控之道的女权同胞们显然明白说一套、做一套的道理。所以，时至今日，女权同胞们利用持续多年的舆论宣传，已经培育出了一大批“键盘保姆”和“键盘贤妻”。大量的“妈宝女”和“女巨婴”，每当坐到电脑前或者拿起手机，就会摇身一变，化作受苦受难的“保姆”和“贤妻”，诉说着自己如何包揽家务、如何侍奉公婆、如何辛勤度日。然而，这种悲情的诉说终究是虚伪的。原因是，女权主义者们在网上宣扬自己如何辛勤度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她们很会干活，而是为了告诉人们，她们不愿意干活。就如同那句时常被人们提起的话——越缺什么，就越在意什么——所说的那样，越是家务低能的人，往往也是越在意做家务的人。

所以，当小品试图通过救捞队长的台词，歌颂妻子的勤劳无私时，无意中就刺痛了田园女权的软肋了。毕竟，田园女权贩卖人设的初衷可不是为了做个受人称赞的勤劳女性，而是为了做个披着保姆外衣的女巨婴罢了。

因此，在这场狂风骤雨般的舆论讨伐中，不幸触礁的节目组最终不得不贴出道歉信，才总算平息了风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这种跟家庭生活有关的小品节目也并非总会激起女权同胞们的愤慨。比如说，多年来，在众多综艺节目里，关于男人如何妻管严、如何侍候老婆、如何上交工资、如何被拧耳朵、如何唯唯诺诺、如何低三下四的节目，比比皆是，女权同胞们是从来没有半点反感的。又比如说，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各种物化男性、侮辱男性、歧视男性的“利女”作品，人们看到的也只有海量点赞和欢乐评论，鲜有反对的声音。对于这种现象，女权同胞们倒是不止一次地做出解释，称这些都是爱妻、宠妻的表现，与歧视无关。

进入2019年，中国的女权思潮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年的妇女节期间，女权主义者们对“女生节”以及“女生”一词进行了大规模批判，其程度之激烈，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状态。在这过程中，女权们当起了“历史发明家”，想尽办法曲解“女生节”与“女生“的来历，并且将其与性别歧视捆绑挂勾，当作男权社会的黑材料，此间甚至出现了女学生放火烧标语的事件。轰轰烈烈的作派与激昂躁动的舆论，让人不禁产生了大革命即将来临的错觉。

然而，一个不得不指出的事实是，仅仅在十多二十年前，当一些男人对成年女性自称女生的做法表示不解的时候，女性们表现出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印象中，成年女性自称女生的做法似乎是宝岛台湾开创的潮流。而在广袤的祖国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都是以妇女自居的，极少有人会使用“女生”这一称呼，更不要说那些业已成年的女同胞们了。然而在那个新旧交替，追逐潮流的年代，一些男性的质疑却激起了女同胞们的反抗。她们认为女性有自行选择称呼的权利，男人不应该有异议，就如同男人不应该过问女性的年龄一样。

多年以后的今天，这段历史被女权主义者们一笔勾销。“女生”和“女生节”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男性对本国女性实施物化以及施加糖衣炮弹的罪行。这一切的转换，竟然来得如此平滑和圆润，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女权的智慧确实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股奇特的风气延续至今，已经不是三年两年的事情了。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节日女权运动——这种类似于“大家来找茬”和“听我讲故事”的游戏，在今后一些重大节假日里，仍将风风火火地开展下去。

更重要的是，上述种种造谣、传谣、编故事、伪造聊天记录等造假方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已经变得越发完善和系统化了。严格来说，仇男与造假已经成为了中国女权进行舆论宣传的一项重要手段了，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无疑是极其丑陋的。此外，本文提及的一些问题，仅仅是中国女权实施产业化仇男的冰山一角，尚不足以让大众对女权仇男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因此，在此后的章节里，将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