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思政做不好思政,需要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改革和突破
之前的帖子提到思政教师数量,引起诸多解读,正反都有。其实我本来不是谈思政,针对的是学者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西化、不自信和敢于公开讲爱国的人太少等怪现象。不过既然涉及思政教师问题,最近我在读毛泽东年谱,觉得1926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的演说很有指导意义:“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我们需要一大批真信、真懂、超越精致利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政人才。
这几年接触了不少年轻思政老师,有的是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过来,能感觉到他们是憋着一股气的,想做好但又面临各种阻力和困惑,比如遭遇所谓主流学科“鄙视链”(一个梗:研究特朗普推特就是“社会科学”,研究我党文献就是“思政宣传”),比如受到各种负面社会舆情的干扰,比如无法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如内卷、躺平之类)等等。
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我看到希望在青年一代,但也需要理论界来打通很多基础理论问题,比如社会主义中的资本问题、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帝国主义问题、国内阶级现状与国际阶级现状及其关系、时代主题问题、中国外交原则问题、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中国制度优势问题、中西核心概念问题,乃至一些历史上的理论问题都需要继续探索或重新检讨,比如封建社会问题、官僚政治问题、重要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周期律问题等等。总之就是要能够有理有据地解答现实困惑,批判错误思潮,贯通古今中西,真正做到两个结合,给青年思政教师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话语工具箱。
单靠思政做不好思政,需要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改革和突破。
这个梳理过程,切不可以西方的哲学之眼来指导,那样会扭曲中华学问的面貌。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哲学之眼,实事求是的以中华自身的学问之眼来看待问题,那么中国自身的学问体系是环绕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来建立的。这个学问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以史学为基础的经史之学。(无论魏晋的玄学,还是宋明的理学实际上都属于经学的范畴。)经史之学有其内在的主旨、理路,以及由这个主旨、理路所形成的结构和处理对象的特定方式。经和史就是中华文明话语的集中独特的表达形式。今天重新确立学统,其实也就是确立以经史之学为统率。
经史一家,经史互补这是中国学问体制的传统。如果说史学提供经过整理的,有关国计民生,治乱兴衰的重要事实(史学本质上是对围绕人类的一系列重要信息数据的选择整理加工。)经学则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超越事实的海洋,提炼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准则,指导方针,指出文明教化的大方向。它是以形而上的“一”,也即“一以贯之"之道为依据,探讨如何经纬天地,使之纲举目张,理顺万物的学问。所谓”大一统“就是遵从这个形而上的”一“。因此经学讲“大一统”,是以此为依据理顺万物,使各得其所而不乱,而非消灭“多”,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伦理艺术。
回顾自秦以来的两千年的学脉,汉到唐代是经学时代,宋到清代是理学时代。自明亡之后,顾炎武痛定思痛,开启了从理学重新转向经史之学的进程。但有清一代,这个过渡并未完成,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新的经学体系。随后西学涌入,这个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脉络中,产生的从理学向经史之学过渡的过程也就终结了。但清代的经学仍然提供了资源,为开启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的学术机构要抓住这个学脉的流向,高度重视清代经学的研究,继续接续从理学到经史之学的过渡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董仲舒、朱熹之后的新的经学体系。
我们现在的社会,运行的就是资本主义,最起码牵扯到经济这一大块的,绝大多数逻辑都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
但是因为历史的惯性,我们思政课同时继承了西方的叙事,和社会主义叙事,现在又加入了传统中华文明叙事。这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不统一,割裂感。
然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党中央研究理论的成员,拿不出解释当下的合格理论,只能任由各种思潮泛滥,交织
滥用到学术、知识领域,这个领域就不需要‘和稀泥’,不需要‘妥协’,而是一个正确顶亿万个错误和似是而非。
很遗憾,我们有些人,把政治领域的人多力量大狭隘经验滥用到大千世界领域,以小套大,岂有此理?
我们现在的社会,运行的就是资本主义,最起码牵扯到经济这一大块的,绝大多数逻辑都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
但是因为历史的惯性,我们思政课同时继承了西方的叙事,和社会主义叙事,现在又加入了传统中华文明叙事。这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不统一,割裂感。
然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党中央研究理论的成员,拿不出解释当下的合格理论,只能任由各种思潮泛滥,交织
西方社会出现各种大富豪没啥可说的,别人的社会本来就这样。这却在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不少十亿美元级以上的富豪,甚至数量加起来比西方社会少不到哪里去
这根本就没办法去解释,所以只能装看不见越解释就越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