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 涛 | “去增长的经济”——从生态批判到政治批判

祁涛 |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2020年，日本学者斋藤幸平出版了《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该书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与热销。一时间，“去增长”成为学界与媒体争相关注的话题。其实，“去增长”并不是斋藤幸平首创的概念，1972年法国左翼政治生态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就首次提出了“去增长”概念，这个术语很快便被引用到《增长的极限》一书之中。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全球生态资源之间的不兼容性，“去增长”由此成为号召可持续发展的响亮口号。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

单从学术史上看，“去增长”的生态意涵时至今日已经平平无奇，斋藤幸平重提“去增长”能够引发热议，其实源于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忧虑。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相反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与民主危机引发了大幅度的政治倒退与社会解体。特别是人们意识到现有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不仅无力弥补生态恶化，而且也不能再维持经济持续繁荣的增长神话，于是“去增长”开始更加明确地从生态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从寻求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转向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方案。从这一点来看，“去增长”的议题可以透视出未来世界重大变革的话语征兆。

“去增长”：

一个资本主义批判的概念长期历史与大历史

自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兴起之后，寻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成为经济活动的目标，也是经济学以科学体系与方法加以把握的对象。由于经济活动必然广泛调用自然资源，所以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联系很早就受到关注，例如在农业生产领域，土地肥力的限度制约着农业生产，表现出自然条件对经济生产活动的限制。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经济生产与生态议题加以批判性理解，关于经济活动的自然限度讨论都不关心生态问题，通常只是关心经济增长如何突破自然限度。相较于经济活动的社会伦理批判，关于经济生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基本上不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内。

在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规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经济生产的循环过程还不够发达，它对于自然的控制尚不充分。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积累开始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它单纯地追求扩大资本再生产的规模以进一步获得剩余价值，最终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马克思称这一景象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在这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满足单纯地控制自然，它通过日益增强的生产过程持续提升着对生态资源的汲取。由于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建立在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矛盾，体现为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最终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过，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就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生态也就始终被捆绑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议题之内。所以，表面上看生态问题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实质上它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必然会出现的危机，需要与资本主义危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最核心的关联就是“增长”。资本主义经济所圈定的经济增长主要指向由生产效率的提高引起的经济发展。但是，如何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经济的发展或倒退，指数型指标的增长与下降就成了定量的依据。一个可跟踪的经济指数将不同形式的标准化数据合并成一个单一的综合数字，这个指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会上升，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会下降。

由此，能够被指数化的增长数据取代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把握，“增长”在计算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助推之下，更加刺激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经济政策，用以稳定经济的持续增幅。由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总是格外担心经济下滑之后所引发的总体矛盾，通过分析各类经济指数试图保持经济增长，使得资本主义从“为积累而积累”转到了“为增长而增长”。在这个阶段，经济活动不仅追求经济增长，而且依靠经济增长去化解不断出现的各类危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即片面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生产过剩与过分商品化，又更大地消耗着生态资源，进一步破坏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既然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又使之永恒化，霍布斯鲍姆才会感慨道:“扭转或者至少控制经济对生物圈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即追求利润的持续增长最大化——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资本主义式的增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冲突已经是非此即彼的存在。

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式的增长，当代的“去增长”理论往往采用“社会的新陈代谢”（societal metabolism）去表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像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是指生物体维持生命所进行的能量交换，所谓“社会的新陈代谢”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功能表达与社会再生产相关的能量与物质流动关系。在当代的政治生态学语境之下，该术语更具批判性地指向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物质和能量流动的社会权力关系。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用经济增长指数勾勒出经济增长的线性发展模式，“去增长”理论则用“社会的新陈代谢”替代性地提出不断降低生产消耗的循环型经济模式。通过不断减轻社会生产的新陈代谢规模，“去增长”并不是简单地降低生产的能量消耗，而是要改变生产本身的功能、规模与目标。这就如同一个肥胖的人通过减轻体重去恢复身体机能的平衡，减轻体重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持续性地保持身体的健康。“去增长”理论同样也是通过减轻生产上的资源消耗，改变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生产模式，将其替换为更加低耗能的人类生存方案。

根据上述讨论，“去增长”理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去增长”也渐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概念之一。在理论探讨的初期，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突破了自然的内在限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的理论，还停留在反思资本对生态的破坏关系，所以呼吁资本主义自发调整到更为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理论讨论的深入，“去增长”理论更加深刻地洞察了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用清洁能源、将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等改良方案适当平衡了矛盾。事实上，生态问题只是在世界范围内被“稀释”了，进而成为世界性的总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资本与自然危机的关系被进一步聚焦在资本对自然的私有化、商品化与货币化，资本使自然成为一种资本，最终造就了以资本主义生产面貌塑造的自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生态问题就远远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议题范围，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转到了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因此，当代的一些“去增长”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以全新的社会方案去看待“去增长”，它指向了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与社会制度，它也标志着生态批判与政治批判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斋藤幸平的著作《人类世的“资本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获得了广泛关注，他在该书中重新塑造了一个“去增长”的晚年马克思形象，并且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的经典社会理论相结合，最后用“去增长共产主义”来明确指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表述里，共产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时期发达的生产力，又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所以不断发展生产力既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又是政治变革的前提条件。斋藤幸平指出，晚年马克思放弃了“生产力至上主义”，他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平等的、可持续的去增长型经济”。相较于其他“去增长”理论在政治策略上的乌托邦倾向，斋藤幸平的“去增长共产主义”却表明共产主义不单单是在生产力、所有制与伦理关系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更是率先预设了更加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可以说，斋藤幸平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翻新”了人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也将“去增长”的话题转向了“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根本议题。

“稳态经济”：一种后资本主义的政治想象？

如果更进一步考察“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所运用的思想资源，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就不得不成为关注的焦点。斋藤幸平强调了晚年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转变，他以1868年作为重要的思想分水岭，区分了两个不同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晚年马克思以支持“稳态经济”的立场改变了“生产力至上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斋藤幸平的“去增长共产主义”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真正在政治批判上突破了政治生态学对“去增长”的圈定，必须率先考察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是否合理。

首先，在斋藤幸平看来，以《共产党宣言》为经典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生产力至上主义”。这种观点赞美了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创造一个更加富裕的社会，并且这种发展将自然的限制看成需要克服的对象。的确，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都强调了社会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相应观念变革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同样从社会生产力出发理解资本主义本身，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问题持有辩证的立场：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加快了物质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不断积累着空前的危机与矛盾，这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积极又客观的前提条件。

其次，斋藤幸平发现马克思在1866年受到李比希“新陈代谢”理论的启发，1868年开始阅读弗腊斯的生态学著作，他的《资本论》写作也出现了“生态学的转向”。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专门开辟了生态学批判的议题，而是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保证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严重破坏了生态的“新陈代谢”之后，下一阶段的生产将不再具备对应的自然条件的基础。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从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批判开始，以马克思历史性地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为标志，最终凝结为《资本论》作为最成熟时期的思想成果。斋藤幸平在《资本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掘出“生态学的转向”，在他看来，马克思意识到考察历史运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除了需要关注社会历史本身的辩证运动，还需要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自然前提与生态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问题也不仅是资本运动的辩证过程，还必然关涉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关于晚年马克思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即关于东方社会的通信与“人类学笔记”——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真正转向了“去增长”的立场。斋藤幸平重点考察了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业公社是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形式，这种长期存在的集体生产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阶段，却能直接占有现代世界的积极成果。在斋藤幸平看来，马克思是在“去增长”的立场下转而支持了“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y），这种经济模式是没有经济增长的静态循环经济。俄国的农业公社正是这种“稳态经济”的典型，由于这种经济模式总是重复同样的生产，所以对于自然的消耗稳定在较低的程度，又由于农业公社在生产资料分配上的平等，又维持了共同体内部的平等关系，所以无论在政治还是生态层面，“稳态经济”都与资本主义追求增长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它是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平等的新陈代谢互动的基础。

乍看上去，“稳态经济”的提法在“去增长”的话语中似乎很新奇，其实在20世纪现代化理论与世界史的讨论中早已出现，经常用来概括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稳态经济”，只不过在以前被理解为只是活跃在东方世界的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体，劳动者与劳动的自然条件天然统一，又较少将劳动产品进行商品流通，往往长期稳定在农耕社会的形态。马克思曾评论这一模式的稳定前提在于“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在历史阶段论的框架下，亚细亚社会的稳定被看作长期停滞不前，无法凭借自身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所以不得不从外部打破亚细亚社会的稳定性，从而获得突破性的发展。然而，“稳态经济”的历史形态在20世纪受到诸多非议，这些责难指向了历史阶段论的目的论倾向，它预设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亚细亚社会的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这种预设直接否定了依靠农业的“稳态经济”不具有自我突破的历史能动性。

无论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缺乏历史科学性的批评，还是身处东方社会的学者对该提法是“东方主义”的反驳，亦或者对单一线性史观的批评，这些争论都难以掩盖传统东方农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先行的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也有现代化进程中对于自身进程的不断反思与追问，后者不停地加剧着集体性的焦虑：既不愿意做西方现代化亦步亦趋的追随者，又要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状况下发展出内生的、独特的乃至超越现代性的方案。不过，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来自亚细亚社会传统的学者只是对增长动力持有不同解释，却并不赞扬维持一种“稳态经济”呢？

事实上，“稳态经济”不能被孤立地看待为一种经济模式，它是在资本的全球化全面展开之后被“事后”追认的模式，换句话说，在“稳态经济”所处的社会形态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体系之后，它才被指认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资本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更进一步说，任何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但仿佛具有直接超越资本主义潜力的“稳态经济”始终处于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资本权力关系之中。从空间权力上讲，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与扩张是共识性的均质模式，但在它与各个主权国家相结合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既是经济支配又是政治支配的空间关系。由于全球的不均衡发展，发达地区对于非发达地区的支配实际上主导了非发达地区被吸纳进全球体系的形式，非发达地区越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活跃”，就越是为资本主义的不断再生创造价值。一旦出现经济发展的滞后，又会进一步加剧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所以，空间权力始终是资本主义普遍权力进行差异化统治的关键。从时间权力上讲，1980年代进入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之后，进一步开启了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下的差异性时间。同19世纪以进步观念为中心的、有明确方向的现代化时间不同，当代全球化的时间性在速率上趋于一致，却又在深度上高度差异化。罗萨指出全球化时代极其显著地加强了不同社会与洲际的同步化进程，这使得单一地区试图在政治、法律上控制全球化同步性变得困难，但“第三世界”与边缘化群体却被“不同步化”，他们被排除出主流的发展速率之外，以至于“石器时代”与“赛博时代”在今天是同时存在的。罗萨准确地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诡异辩证性：全球化越是加速全球信息的一致性，其越是拉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时间性的层面就早已结构化地存在。增长与停滞就不再只是经济线性增长的涵义，也包含着差异性地争夺时间上的定义权。综上所述，“稳态经济”在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维度上必然深处全球不平衡发展的外部强制约束之下，任何一种局部的“稳态经济”都只是被动地处于“增长型经济”的支配之下。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哈尔特穆特·罗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如果这样看当代学者对“去增长”的讨论，不难看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面对着当代全球化中出现的空间与时间双重不平衡发展，再寻求任何均质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方案都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能源与生态的可持续性。诉诸“稳态经济”是试图取消资本的普遍权力，是深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之中的后资本主义想象。如果历史主义地看这种想象，它迎合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之后的消极情绪，通过挪用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稳态经济”来消解资本增长的巨大副作用，显然“去增长”也具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

倒退现代化与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超越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意识形态症候，“去增长”理论必然深陷理性与想象之间的纠缠。它极为理性的方面是深刻地意识到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不能只是表面地应对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更需要总体性地提出社会变革的新方案。在理性的批判之外，学者们又不可避免地怀旧式地理想化一些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有意识地拒绝“去增长”的浪漫主义回归，但依然极为谨慎地将自己的想象力限制在从过去汲取诗情。更尖锐地说，“去增长”理论始终从一些无条件“正确”的理念——环境正义、分配正义等——出发去圈定理论与实践的范围之时，理论已经预先失去了积极拥抱未知的胆略。

马克思就曾指出，任何指望从过去的事物中寻找未来的解放力量，往往只是重新复活了自我抑制的力量。“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从19世纪的“稳态经济”出发去想象另类的现代生活，也正是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才会产生的历史意识，它不是一个在历史上可以永恒持续的经济模式，却在资本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的阶段被想象成抽象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理论本身也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反现代主义的状况。

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总能在“倒退现代化”的时代大行其道。所谓“倒退现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是德国社会学者纳赫特威用来表述现代化转型中的内部矛盾与逆向发展的概念。纳赫特威指出，“倒退”指当今社会落后于社会现代性所达到的社会整合程度。相较于经济增长或下降所呈现出的线性指数，这里说的倒退与进步指的是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的整合机制是否协调，及其更广泛层面的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公平就业、阶层跃升机会、受保障的社会福利等）是否得到进一步实现。“倒退现代化”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那种爆发性危机，它更倾向于形容漫长的现代化转型缺乏了进展动力之后的无力感，社会维持现代化进程中已有的成果实属不易，但也无力消化现有的系统性矛盾，最终表现为社会内部矛盾的淤积与转型发展的受阻。

《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纳赫特威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毫无疑问，“倒退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到“后增长资本主义”时代的状况。一旦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成为新常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浪潮带来更深层次的增长危机与社会对抗之后，不再追求经济增长已经是客观的事实。在这个阶段，“去增长”理论进一步要求“后增长资本主义”缩小经济生产规模，无疑是要求资本主义进一步主动寻求“倒退”。纳赫特威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后增长资本主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在过去，增长是缓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关键策略，因为生产力的提高通过向上流动促进了就业和社会整合。但如今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随着收入与财富的发展和分配成为一场零和博弈，社会紧张日益加剧”。在社会对抗性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毫无疑问会出现政策的保守性收缩，显然这更将不会是“去增长”的现实条件。

如上所述，“去增长”理论作为“后增长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虽然反思了这个时代的弊病，但它与它所批判的对象共同分享了“倒退现代化”的前提，甚至更加轻视“倒退现代化”所积累的沉重社会负担。因此，如何既保持资本主义批判的姿态，又能更加现实地具有解放性的愿景，作为“去增长”理论替代者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立场或许更值得关注。

在古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违背宙斯的意愿将火种传播到人间。普罗米修斯自此就代表着反叛者的形象，他象征着不遵循神的旨意，独立创造世界。当代哲学家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区分了两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第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启蒙思想反抗了神学对知识的垄断，强调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性与科学不断塑造属于人性的进步。这种启蒙主义在20世纪受到了诸多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唯意志主义自大，因为普罗米修斯主义宣称“没有理由对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或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方式设定一个预先确定的限制”。在布拉西耶看来，普罗米修斯主义受到批判的关键并不在于无限制的理性野心，更内核的问题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塑造人类的“给予的东西”与人类塑造的“创造的东西”之间始终存在着“脆弱的平衡”。如果说，普罗米修斯主义突出了人类创生性的一面，批判普罗米修斯主义就站在了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一面。“去增长”理论也可以看成是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它站在了给予人类能源的生态一面，而严厉否定了人类创造的历史世界如何破坏了自然世界。

布拉西耶认为，这些类型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批判并没有辩证地对待人类内在的创造性原则，批判者们只看到了人类在创造世界过程中否定自身有限性所带来的灾难一面，而没有充分重视人类的自我超越性。尤其是这些批判混淆了“作为有意义条件的有限性”与“作为意义的条件的有限性”，前者是人们从自然有限性的条件下，升华出更有意义的超越性；后者只是单纯地承认人的纯粹有限性。假如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错误是过于大胆地透支了未来，那么，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者们又退回到无创造性的人类实践，过分收缩了人类存在的边界。因此，第二种普罗米修斯主义修正了为所欲为的唯意志主义，承认理性活动的局限性，但不否认人类通过技术与发展始终存在超越自身的潜力。

“去增长”理论在哲学上所欠缺的正是第二种普罗米修斯主义重新恢复的辩证性。“去增长”理论片面地关注了人类发展的否定性方面，简单地将“增长型经济”与“稳态经济”对立起来，一旦恢复了真正辩证的视角，“去增长”理论其实只完成了辩证认识的第一步，即从事物的肯定方面注意到事物的消极方面。然而，否定性环节的出现更加完整地呈现出事物发展的全貌，对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来说，这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我否定与自我消耗所呈现的不可持续性。至于生产力本身，“去增长”认为需要限制生产力，事实上，潜在的生产力恰恰是有待解放的，这是将当前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力转向真正的公共性与全球性。限制生产力不仅无助于摆脱后增长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同样会进一步加重“倒退现代性”的困局。因此，“增长”“发展”与“转型”等当代社会经济议题，依然需要赋予真正的、具有解放意义的超越意涵，它的换算单位不再是单一的经济体，而应始终保持在未来人类整体的向度之上。

结语

如前所述，“去增长”理论在“倒退现代性”的框架内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一副畏畏缩缩的理论形象，它试图用停滞去缓解危机，实际上却分享了资本主义在社会倒退上的基本内容。浪漫一点说，它是一种同情式的防御性理论，而不是怀揣希望的解放学说。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来说，它依然可以以经济衰退为借口去保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依然会希望通过创造有利于资本的条件去维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不难想见，“去增长”理论很难转化为变革性的社会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加彻底地反资本主义方案，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全球性不公正。

基于“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理论基础，除了作为收缩性方案的“稳态经济”，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发展中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更加需要正面回应资本主义危机。南希•弗雷泽曾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性质：“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再生产‘危机趋势’或是‘矛盾’。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可能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倾向于破坏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稳定。”与之不同，不仅作为政治制度，同时也作为社会正义原则的21世纪社会主义方案，只有坚持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并且在持续的社会再生产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才能一方面坚持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积极转化为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一过程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也不必回到“稳态经济”的缩小型社会生产的模式。这一前景不单是属于未来的，更应是属于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