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从“小农经济”到“小工经济”

【接上文】

“小农经济”时代，南北大运河贯通东西向的海黄淮江珠钱六大流域，以至近代西方人误以为中国才是水系天然贯通的天选之地。“小工经济”时代，西电东输、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大市场导致“小”经济，核心区内卷导致全球产业生态圈固化，外国没有指望了。

“小农经济”是一个民国时不知何人发明的贬义概念，意在贬损中国的农耕文明原始、腐败。通常是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三个概念混为一谈，主要是指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主要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规模微小的经营方式，标志为“男耕女织”，重在体现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狭隘性、自给自足性，总之就是落后，而关键就在于，中国不重商、不以商业立国。

只不过，洋人与狗打死也不会说，中国早在商朝就以商业立国，只不过经济水平升级了、经济活动配套了，商业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也不会说，春秋巨商范蠡的弃政从商、明朝巨商沈万三的富可敌国、清末钱王王炽的金融帝国。

顺便一说，云南弥勒人王炽可是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世界四大富豪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红顶（正一品）商人，因为他的银号相当于大清的美联储，只是有些敏感而无人写书拍戏。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模式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不知道。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却是实实在在地产生着全球影响，是其它国家怎么也绕不开、躲不掉的。

☯古代中国为什么是“小农经济”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最东端，就像游戏开场选址，我们的祖先选中了一块宝地，因为东亚大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地球上最适合农耕的土地（没有之一）。

因为东亚大平原是地球上雨热最同期的地区。

我们的雨季在春末到秋初，农作物春播后开始雨季种子得以滋润、夏长时雨水正盛火力全开、秋收时雨季结束果实不会霉烂发芽、冬藏时正逢旱季便于储藏，总是那么完美。

沿着经度越远离中国，温湿度越错位，到欧洲正好相反，那里的夏天是旱季、雨季在冬天，只能开春后靠山上冰雪融化而在河边耕种，粮食产量低、人口也就多不了，更没有闲暇搞什么劳什子文化。至于传说中的古希腊，粮食都种不出，只能满世界（西亚地区）找粮糊口，真不知靠什么研究文化、科技这些玩意儿。

因此，12000年前（仙人洞遗址）南方驯化稻米、8000年前（兴隆沟遗址）北方驯化粟米，中国进入农耕时代。广大的沃土、先进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最好的农技，使得中国创造了人类最辉煌的农业文明。

中国汉人核心区是地球上最好的农耕区，因而基本可以在当地生产全部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不需要地域性交换。比如，南方人爱吃东北大米，并不是因为南方种不出大米。因此，古代中国村子里及邻近地区，就能基本得到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不需要远距离交换，因而被称为封闭性的“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地理气候的优势，地球上能够实现小农经济的地方，其实很少很少。比如欧洲，由于地理气候的限制，农作物的区域性特征明显，无法实现能够就地配套的小农经济，只有通过运输成本高昂的国际贸易，才能互补有无、实现物资保障。比如，希腊无法种植粮食，只能种植葡萄、橄榄，必须用葡萄酒、橄榄油去交换粮食，因而生活成本非常高。

为什么欧洲古代很早就形成环地中海经济圈，因为沿岸各地都难以自成体系、自我循环，无法实现小农经济，必须依赖便捷但危险的海运互补余缺，这也是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帝国环地中海而建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瞎子背瘸子，以保障生活物资的供给安全，好在地中海很小。

☯西方经济模式犹如儿戏

马斯克的“星舰”重型火箭，第三次试飞又失败了，却再次被吹为“成功”，丧事喜办了。这其实就是美国现在的运行逻辑，若预期改变，马斯克以及他制造的资本泡沫就会瞬间破裂，而马斯克若失败，华尔街的半条命就没有了。

马斯克的“成功”，恰恰是美国经济的系统性失败。马斯克这种“成功”的代价和成本非常高昂，不到一年，三次试射投入超过90亿美元。对照中国航天探月工程15年，从零起步、到完成月壤采样安全返回，中国只花费了84亿人民币，也就是11亿美元，中国搞空间站也只花了80亿美元。马斯克一次次烧钱搞高科技，把自己烧成了首富，也把美国股市烧成了高烧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过了50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泡沫GDP也只占全球的1/4，西方用各种概念炒出来的，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顺便一说，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现在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恐怕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不是马斯克有问题、而是西方经济模式有问题。

就经济角度而言，汉文化是产业文化、西文化是商业文化，这就注定了中西方的经济模式天差地别。

中国经济模式强调实体经济发展、强调社会效益、强调社会总效率，西方经济模式则强调虚拟经济、强调个人效益、强调个体效率。

至于资源浪费，在西方经济模式中，本就是GDP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中国的“小工经济”模式

另类地说，商业文明并不代表先进，恰恰相反，其代表的是无奈。因为商业是寄生在产业实体（生产和消费）身上的某种物事，就像肠道里的益生菌，有助消化、但不能过多。

中国制造质高价低，低成本使然，当中国产业园区内企业就能相互配套，谁愿意接受园区外的高成本商业服务。因此，中国的产业园区内部配套的“封闭”型工业模式，与“小农经济”类似，可称之为“小工经济”。

为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小工经济体”，联合国工业门类中，41大类、207中类、666小类，中国全部具备，不是金牌、就是银牌、最差也是铜牌，因此我们有资格提出“国产替代”，即查缺补漏，将少量暂未“小工”化、还需外部配套的供应链全部内化，就像厨房里食材、调料齐全，就差味精需要外购，那就想方设法提高自制味精的品质。毕竟中国已是世界产业链的核心，是唯一具有实现“小工经济”实力的国家，就像过去代表人类农业经济顶峰的“小农经济”。

结果是什么？中国制造改变世界，因为中国是世界产业的生态圈。

历史上曾依次产生过四大世界级制造中心，英国制造（1750年起）、德国制造（1880年起）、美国制造（1920年起）、日本制造（1970年起，但偏软、有争议），现在是中国制造（1990年起）。不过，有欧洲学者提出，中国事实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超级强权，已超过G7的总量。而关键的含量，中国过去以低端制造为主，现在的大头则是中高端，而且低端产业里的中低端已腾笼换鸟、向外转移了，只保留基础性的高利润部分。

顺便一说，为什么世界制造业无法与中国脱钩，因为他们制造所需的零部件，主要来自中国。是融入中国的生态圈做配套、还是像美国那样与中国硬杠，则是现今所有国家都绕不开的生死抉择。

当世界各国都在忙于呵护一枝独苗时，中国正忙着博物园的满园春色。

▸“小工经济”的关键是产业配套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是经济的脐带，是胎儿命之所系，因此西方将商业视为经济的根基。但是，这种思想并不适用于中国，当过去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时，脐带变成了盲肠，成年人还要什么劳什子脐带。中国经济发展之初，商朝以商业立国，但到东汉时各地产业基本能够自行配套，商业就从雪中之碳变成了锦上之花，从烧菜的食盐变成了添趣的味精。商业不再是经济的基础，而降为经济的催化剂，就像馒头的基础是面粉、而不是发酵粉。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说的就是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和工业、商业只是补充。

因此，基于经济形态产生的文化，汉文化重生产，什么都有、不依赖跨域交换；西文化重贸易，到处都是缺胳膊少腿的，非得瞎子背瘫子，不交换活不下去。而关键在于，西方经济模式不是靠生产和消费赚钱、而是靠交换赚钱。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中国的“小工经济”并非正面形象，比如“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显然不是什么圣母婊的溢美之词，自然也就引得洋人与狗必欲从我们内部攻破而后活。

▸高品质的人口数量决定产业的规模

早些年，有专家研究人口数量与工业体系的关系，认为，每个工业零件或元素，需要一人研发、一人制造、一人维护，为维持这三人生产，还需有两人为其提供食物、医疗、娱乐等服务。并且，工作的五人之外还有不工作的五人，如老幼病残、专职太太等。也就是说，要维系一个工业元素，至少需要十人。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有数十万个元素，所以那时最小的工业国比利时，人口四百万；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元素暴涨至数百万，所以最小的工业国法国人口四千万；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元素增至数千万，于是最小的工业国成了美国，人口三亿；信息革命后，元素上亿，因此要维系完整的工业体系，唯有人口十亿以上的国家，其它国家只可能参与配套。这就是现今只有中国才能维系全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顺便一说，不是有人头就行，而是有组织的社会，靠国际联盟实施产业配套是极不可靠的。而单一国家的社会能够凝聚多少人口，取决于文化。据《人类简史》的认知革命研究，现实的八卦能够组织150人，超过就只能靠虚拟故事来凝聚，比如宗教能够凝聚很多人，这也是宗教得以产生的关键因素。但是，宗教的凝聚力也是有限的，当信徒多到一定限度，分裂再所必然，如总人口最多的西亚一神教，就逐渐分裂成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教六个宗教，且教下又分派，如新教派系之多恐怕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数量。

目前，以宗教凝聚的、且社会较为稳定的民族国家中，2.8亿人的印尼人口最多，美国人口不到3亿时相对稳定、超过3亿后就逐渐混乱了。印度比较特殊，不能视为单一国家，而是散装的邦联，各邦之间的贸易关税，近几年才被强制归零，因而其凝聚力只限于邦。而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占据印度核心区恒河平原宝地，人口也仅2亿多。

本人胡乱猜测，也许，宗教能够稳定凝聚的国家，人口难以超过3亿。

也就是说，14亿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的汉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超过5亿的、以单一文化凝聚的族群，中国当然就是唯一人口超过10亿的单一经济体，这正是中国是能够支撑全产业门类、及完整产业链的唯一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中国能够稳定凝聚14亿人的超大规模，关键因素是拥有排除了宗教信仰的、超越宗教的统一文化，即汉文化。因此，在汉化之前，中国的成功无法复制。

顺嘴一说，也许再过几百年，全世界都是中华文明，外来文明都必须被同化。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本人的痴人说梦，而是汤恩比的愿望和预测：“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1973年的中国还在文革中艰难探索，但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恩比，却无比坚定地得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惊的理论：人类未来的文明不属于先进的西方，而属于（当时）感觉毫不起眼的中国。中华文明最终会统治世界，而中国也最后会成为整个地球的指引者。

▸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这里需要单独一提，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从熟练工人红利，提升为工程师红利，并且未来还将继续提升，国运也。

20年前，当低端产业汇集到中国时，中国几十年的教育努力开花结果，提供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素质熟练工人，使得中国成为无可替代的制造基地。10年前，当中国人口下降、工人不足时，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下降、更遑论消失，因为机器人兴起了，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应用量，补上了中国工人不足的缺口。而产业升级的结果，是对工程师需求的暴涨，这恰恰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型，因为中国每年新增的500万工程师，比美国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工程师总存量还多。

据说，几年前，苹果CEO库克参加某节目，回答为什么苹果产品要在中国制造时答复，苹果需要的熟练工程师，在美国坐不满这个房间，而在中国，可以轻易塞满好几个橄榄球场。

这就是中国升级版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

顺便一说，印吹总说印度年轻的劳动力比中国多得多、优势巨大，但问题是，非傻即坏的某些人丝毫不提，印度人能干的活、机器人干得更好，而工程师能干的活、印度人恐怕要指望下辈子，前提是印度能出个秦始皇。

▲中国经济是内生型

由于中国经济的“小农模式”，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能够在与外界“封闭”、隔离的环境下，长期保持稳定的繁荣和发展，因而呈现出独特的“内生型”。不知道西方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独特性，这也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中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天差地别、甚至截然相反，以及中国独特的内生经济体系及其配套制度，加之以“经”行“军”的军事哲学，导致洋人与狗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主要差异

【敬请参见拙文“22管子的政治经济学”】

主要差异一览表：

西方经济学家始终刻意地回避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财富的成本、二是效率的来源。

而这正是中国“小工经济”的本质所在。

☯经济效益vs社会效益

财富的产生是有成本的，但许多成本是隐性的，并不反映在账面上，只能由社会承担。比如说，水媒油气矿和环境等资源，消耗水、污染环境谁承担，社会；煤油气矿资源属于谁，社会；生老病死、健康、教育谁负责，社会。也就是说，产生财富是要消耗社会资源的，西方自由经济中，消耗社会资源产生的财富却为个人独占，显然不是公平经济。

在中国的经济学里，效益是分为两种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收益、社会效益是责任，在管子经济学中，经济效益鼓励私企分享、社会效益则由国企承担。因此，自周厉王资源归国、管子盐铁专卖，到如今社会公有的资源都是交国企垄断的，其经济效益用于保障社会效益，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水电气信等生活必需品的廉价供应。西方经济学始终未能解决社会效益应如何保障，因为自由经济只管经济效益、不管社会效益，比如在美国，人口密集的市区才有手机信号、房产税高的富人社区才有警察巡夜、天灾时富人才能承担数十倍的电价，等等。

水利工程是文明的基础工程，且不说五千年前的良渚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使用的都江堰比长城还要古老，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灌溉工程。但是，别忘了，水利工程是投资最大的项目，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只有靠政府。

顺便一说，目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34处，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而西方号称如此伟大的古代文明，居然没有伟大的古代灌溉工程，没有灌溉工程怎么种庄稼？没有庄稼怎么养人？没有人怎么产生伟大的古代文明？

因为，西方经济学中，从古至今，就没有社会效益这个概念，想来也是，没有社会意识、哪来社会效益。

☯个人效率vs社会效率

效率源于使用资源的集中度，集中使用却不广泛共享，显然难称公平。

洋人与狗坚决反对我们有国企，认为不是市场经济。就结果而言，西方的跨国企业竞争不过我们的大型国企；但就理论而言，理由是，国企效率低下。

西方经济学有个缺陷，只谈个人（企业）效率、不论社会效率，导致个人效率越高、社会总效率就越低，因为缺乏统筹、内耗必大，只不过西方不在乎社会总效率，只管树长高、不要林茂盛。

比如说，什么是市场？就定价原则而言，高价市场是追求个人效率、低价市场是追求社会效率。为什么洋人与狗总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中国优质低价是对西方高价利益的破坏和侵害，也就是说，能榨一百就卖一百叫做市场经济、能榨一百只卖五十就叫非市场经济。

再比如说，中国铁路这个巨型垄断国企，常年天量亏损，为的是将全社会（包括私企）的运输成本压到最低，以尽可能提高社会总效率。其实，电力也是如此，为将北方、西部的廉价、优质、绿色电能，输送到东南重负荷区，以提高北方、西部电能产业的经济效益，降低东南地区的能耗成本，电力国企大投入于超特高压输电设施，为的也是社会总效率。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超特高压输电应用，因为西方经济学里只有个人（电力私企）效率、没有社会效率。

➤中国经济的特征

过去，中国创建了最辉煌的农业文明；现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产业中心，有西方学者断言，未来能将工业文明推向顶峰的，唯有中国。

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和经济形态，是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以内撑外

与西方国家的外生性经济不同，他们需要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即两头在外，否则经济难以运转；中国经济是内生型经济，不依赖外部环境也能稳定运行、长期繁荣，这就是政府提出双循环经济战略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国经济安全的底气所在。也就是说，内循环保障经济安全、杜绝他人觊觎，外循环加速经济发展、重构世界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架构向来是以内撑外的内生型，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之源在核心区腹地（比如江南），呈现以内撑外的格局，是生产型经济架构，外围边疆紧靠核心区有益无害，哪个胎儿会自断脐带，因而有利于构建并维护天下大同。比如，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扶贫促稳、对周边友好国家的产业促进、到“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

相反，英美的经济之源在国外（外围），靠掠外补内。无论是英国的全球贸易、还是美国的金融霸权，其结构都是掠外补内的外生型，即从全球掠夺财富，以补充自身，是掠夺型经济架构，因而定是外围受害无益，必然导致各地离心离德，难以长治久安。

顺便一说，中国大量进口资源，是因为我们在为全球生产，全球采购、全球销售。如果只是内需，自有资源基本够用。

☯综合政策

西方的经济政策如天龙寺的六脉神剑——各练一脉，按照管子经济学，西方世界只使一招，马克思的宏观控制不能用，就用凯恩斯的中观主导，不灵了就改用哈耶克的微观搞活。没能学会中国的三管齐下，宏观控制以平衡、中观主导以托底、微观搞活以激励，协同配合、相得益彰。当然，这与西方政治水平和操控能力不足以效仿中国有关。

同时，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个人层面没错、但社会层面却正相反，自由市场经济是社会成本最高、整体效率最低的方式，因为内耗过大。因此，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为社会、还是为个人，是个大问题。

【相关内容敬请参阅拙文“22管子的政治经济学”】

☯社保制度

财富的分配主要有三种方式，即一、二、三次分配。一次分配是个人层面的分配，是对财富创造直接参与者的分配，如地主、厂主等雇主对员工的劳务报酬；二次分配是社会层面的分配，是对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分配；三次分配是道德（精神）层面的分配，如自愿性的慈善捐助。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哲学基础是，经济是社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因此经济成果（财富）应社会共享，尽管以创造者为主。因此，中国强调政府实施二次分配对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性，自管子起的两千多年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除制度性的扶危济困、救济赈灾，常平仓、青苗法等制度更是开创了人类社会保障的新纪元。

▸常平仓。简单说就是国家储备制度，即用粮食等基本商品储备稳定市场价格。丰年粮多价低时国家高价收购，防止“米贱伤农”以保护农民利益；灾年粮少价高时国家低价出售，防止“米贵伤民”以保护市民、打击奸商。并且通过稳定粮价来保障市场价格总体稳定，用货币与战略商品进行双向调控，使市场趋于均衡，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崇尚中和、平衡的理念。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格雷厄姆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他加了个副标题“现代常平仓”，以提醒人们这一理论源自中国。

▸青苗法。简单说就是国家信贷制度。春耕前国家对农民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用于购置种子和农具、以及田间管理，秋后归还，防止高利贷祸害农民。并且通过信贷政策的调节，鼓励农民种植市场需求旺盛的作物。

不过，常平仓的高进低出、青苗法的减免利息，显然都是严重违背西方经济思想的非市场行为。因此，洋人与狗至今仍攻击我国的国家粮油储备（常平仓）、农业小额贷款（青苗法）两项制度，因为其“严重侵犯”了某些私人粮商和私营银行、民间高利贷者的利益。

由于西方文化没有社会意识，因而一直以来西方都没有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实行的是一次为主、三次为辅的分配制度。1929年的西方经济大危机，促使苏联共产主义思想如野火燎原，让全世界穷苦人看到了希望，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面临生死威胁。

怎么办？这时才有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到底在讲什么，因而祭出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法。在工党和保守党达成“贵族义务”和“共识政治”的背景下，1942年11月，“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英国据此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它福利保障，之后西方国家得以全面推广。

但问题是，西方缺乏社会意识，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只知其形、不知其神，只会用力、而不明其度，导致步子大了扯到什么，福利保障制度变成了懒汉培养制度，这种早产的“共产主义”恐怕难以行稳致远。

☯创新引领

有些经济活动虽非中国独有，但创新发展、引领先河。比如说：

▸银号。中国古代典当、票号之外的一种信用、金融机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自西汉开始出现货币兑换业务，逐渐发展了异地汇兑、保管保证等业务，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对商家融通资金、调剂头寸、清算账务，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成为现代银行的源头。

▸纸币。纸币源于北宋“交子”，演变沿袭至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顺便说一句，“电币”（电子货币）也始于中国，数字人民币是人类第一种电子主权货币。

▸远洋贸易。基于古代中国领先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中国是人类最早大规模进行远洋贸易的国家。中外海路交流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已知有关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海路交流可能更早于汉代。唐代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该航线全长1.4万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宋元时期远洋贸易更是覆盖大半个地球，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顶峰。在中国造船技术和指南针等航海技术传到西方、及郑和下西洋一百年后，西方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远洋贸易逐渐超越中国。但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船队，造船业也重归巅峰。

这里需要说明，有人说中国没有海洋意识，只能说其非傻即坏。西方五百年的“大航海时代”本质是掠夺、是殖民，而我们两千年的“海上丝路”是贸易、是和平，谁才能代表“海洋文明”？

无须讳言，进入工业时代后，我们落后了。

但中国人砥砺前行、奋起直追，使得中国经济重归世界前列。

这里也需要说明，中国是唯一一个以和平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没有掠夺、没有殖民、没有战争。除几个老牌西方工业国外，实现工业化的也就几个汉文化国家，都是靠战争、殖民或被殖民、掠夺等方式完成原始积累，只有中国例外。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内生型经济模式的安全性、与文化协调的和谐经济模式、自然主义经济制度保障的稳定性，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稳定，充分保障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安全。过去，洋人与狗把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描黑为落后的证据。但实际上，也许是本人孤陋寡闻，当今世界唯有中国有能力自给自足，即在与世界完全隔绝时，也能够保持经济繁荣。

▸经济和谐。现代工业模式本就是西方用汉文化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工业模式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工业模式。并且，未来经济形态也将基于汉文化而发展，因为汉文化才能够与时俱进、对社会性的依赖随经济规模而越来越大、社会人比自然人更易适应新经济形态。

▸经济稳定。宏观控制、中观主导、微观搞活的经济制度是经济稳定的根本保障，基于社会利益的常平仓制度等则是稳定的定海神针。经济三原则，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社会稳定、经济要为全社会所有人托底、绝不能允许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更是经济稳定的根本保障。

顺便一说，西方人至今仍不明白什么是“举国体制”，以为就像“曼哈顿计划”那样，政府出钱、组织人力物力攻关，就叫举国体制。其实，举国体制并非什么专项计划，而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正常运转，当项目处于个体层面时，需要微观搞活；但项目提升至社会层面，必然转入宏观控制，当然就是举国齐抓共建了，而不仅仅是搭个草台班子就能成事的。

特别说明，国家资本主导、产业资本基础、金融资本辅助，不能搞反。

【详细内容敬请参阅拙文“05为什么中国文明发展能够持续稳定？”】

☯地缘经济vs地缘军事

地缘政治是国际政治竞争绕不开的问题。

美国称霸海洋，不仅在于11艘航母、更在于全球的374个海外军事基地，这是西方思维的地缘军事安排，只是花费大了些。

中国只有吉布提一个军事基地需要花钱，但在北印度洋航道区域建设有近十个商港。一些西方专家渲染，对于中国而言，战时民港转军港易如反掌，而美国只有一个迭戈加西亚，显然难以应对。

中国不好战、不搞武力称霸，想的是地缘经济，发展经济才是头等大事。

这就是中国经济意识和美国军事意识的区别。

突然想起中国那几十艘军标民船，特别是那些3.5万吨军标滚装船，战时工兵搭建浮动码头后，那些滚装船能摇身一变，可都是大型重装登陆舰，投送能力远超美国。区别仅只是，军标船平日里都是民船，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无需军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