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为重新打通与西方贸易的商路、增加政府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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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于1402年的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实与稍早前的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绘制的《大明混一图》，都是以晚元江南士人李泽民之手、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为蓝本。只是《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在临摹时不知出于何故，漏画了地图左下侧的印度半岛。

这幅明代世界地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至日本，西达欧洲、非洲西海岸，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彩绘世界地图。

因此，1405年郑和初下西洋时的航海路线，手中就已有可依循的古海图。而当时欧洲人还没有绕过好望角的记录，所以相关地理知识只可能是通过元明以前历代下洋的华商，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等海商的地理知识累积所得。而成图于元朝，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元朝不仅是个草原帝国，更是一个主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的商业帝国。

而导致在中国繁盛了上百年的元末泉州蒲氏家族覆灭的穆斯林武装“亦思巴奚兵乱”（1357年-1366年）起因，或就不无可能与稍早前已席卷欧洲、西亚夺走当地1/3以上人口的“黑死病”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口市场极度萎缩，以致蒲氏家族为首的泉州波斯商团无法完成盛行于元代的“包税”定额或额外摊派负担而兴乱有关。

当然主因还是元末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削弱，这可能也与“黑死病”导致的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断绝，致使商业税急剧萎缩、中央财政崩溃不无关系。

1344年（顺帝至正四年）五月，黄河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决堤，冲坏了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为解决修复河堤的财政问题，1350年（至正十年）元朝中央政府发行了最后一次纸钞“至正交钞”，不久就因滥发纸币，物价飞腾，引发严重通货膨胀。1351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红巾军起义”。

而元末35年内暴发的12次瘟疫，也是几乎因此满门死绝的朱元璋那代人大规模反元起义的重要源头，这与“汉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一样敲响了几个大一统帝国的丧钟。

若确如其事，也是前几年就提及的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可能对今后的世界图景带来的一点启示。

元朝的覆灭可视作一次“贸易全球化”的倒退。

由于严重对立的北元与帖木儿帝国的存在，曾经昌盛的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在明初基本断绝。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恰逢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引发的亚欧动荡以及后来的商路垄断，原先长期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波斯及阿拉伯商团也在“亦思巴奚兵乱”被镇压后大幅萎缩，中西方贸易路线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再次凿通东西方商路、恢复元代以来既有政府财源的中国版“地理大发现”努力之旅。

个人甚至猜测郑和帆船队很可能曾尝试依照掌握的海图逆风扬帆绕过“好望角”（又名“风暴角”）开拓新商路，最有可能的就是记录了船队到达过非洲东南部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岛的第六次“下西洋”，却因南纬“咆哮西风带”的影响而无疾而终（有待未来相关海域郑和宝船遗迹证实）。但可惜受限于当时的地理与技术局限，也缺了一点点运气，郑和船队最终没有实现找到直通西方市场的捷径，反而由于靡费巨资却几无所得而背负了“劳民伤财”的黑锅。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明中后期西方同样为打通与东方的商路，在“地理大发现”成功之后大规模占领殖民地恢复中西贸易通道才告一段落。然而此时由于西方已经占据商路主动权，中国则由于东西方供求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以及行为惯性由“坐、行商并立”逐渐保守化为了“坐商”制度，除了少量海盗。

同时，明初也沿袭了元朝“二十抽一”的商业税，后来又因商路断绝、贸易停滞而降到了“三十抽一”以鼓励商贸。这个税率比当时官定田税更低，因此明朝中央财政不得不更加依赖另一个主要税种——农业税。

即使经过张居正改革扩大税基以及“隆庆开关”后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实施白银货币化，却在朝廷“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因循守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之下而墨守成规。

相比明朝生产力弱得多的汉唐宋元，中央政府都可以从商税中获得巨额财政收入。明朝却因为自身制度缺失，虽然中后期商业畸形发展，财政收入却一直捉襟见肘。这也使明廷成为史上最穷的中央政府之一，而被后世谑称为“穷明”。

既然中央无法从商业上收税，必然会把大量赋税转嫁给底层农民，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商人阶层奢靡之风与日俱增，社会风气开始追求享乐。张居正的弟子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笔麈》中曾感慨：经过“一条鞭法”改革后，江南“农困而商宽…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然而一旦国家出大变乱，后果不堪设想！最终在明朝中后期朝廷税源逐渐枯竭，中央财政也彻底走向了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