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上史密斯向周恩来摇笔示意—国际特工界有通用暗号吗？

给各位朋友们颂春安！最近一直没更，实在有具体的工作要赶，这个系列只能暂停了：

他们应该统治世界的 ——They should rule the world 评论 65 国际

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共三篇：

杜勒斯拒绝握手事件的罗生门（之一） 评论 5 国际

  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事件的罗生门（之二） 评论 3 国际

​ 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事件的罗生门（之三） 评论 13 国际

没想到粗糙了，不严谨了——因为确实不是我的领域。

最近才发现，《中国外交风云实录》(1990年)中，以笔名“史实”，有一篇《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释疑》（以下称‘释疑’）。文中称，王炳南相关文章发表后，很多读者来信询问，于是笔者们就查阅了相关资料，询问了几位相关同志，然后进行了分析。后来，熊向晖又针对该文，也写了一篇《关于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后来收录在他的著作《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以下简称‘生涯’）里。

在文章中，熊向晖前辈与王炳南前辈一样坚决，阐述了不可能有那件事的原因，并且进一步澄清：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不仅没有发生那件事，甚至当时也没有关于有那件事的传闻。

该文引用了会议期间当时西方一些重要通讯社和报纸的相关报道，那些记者简直像追明星的狗仔，密切注意，杜勒斯与周总理等中国代表零交流，始终不与周恩来握手，甚至不向周恩来的方向看上一眼。如：

“美联社日内瓦4月28日电称:“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不理睬中国共产党人。国务卿杜勒斯显然正在做出榜样来。虽然他在会议桌旁距离周恩来只有四个座位远,但他没有与周恩来握手或说话。”

“美联社日内瓦5月3日电称：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

这，也许是“会议期间传出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传闻”的源头之一吧。

熊向晖还很严谨地指出，美国并无档案记录，杜勒斯曾经下命令不许美方人员与中国方代表握手。

——可，这一点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可以不通过书面硬性规定，却通过口头硬性规定。

据“问题”一文：

“合众社6月5日电称:“美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时奉有极严格的命令,规定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议第一天在这里对他的密友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

如此的命令，显然比不许握手更为严苛得多，而自然包括不许握手在内。

熊向晖又以亲身经历以及笔记记录指出，实际上，中美双方有一次直接会谈，那一次，美方代表主动上前握手，态度也颇友好。

这位新中国外交家相关日内瓦会议的回忆文章极有特色，在该文中，参会各方默契而熟练地采用大观园政治模式，尽管意识形态决然对立，但在作风上却是一致的周到妥帖。

在该文中，走到中美两方会谈并握手，前面是一环又一环的绵密发展。

如上篇文提过，大会一召开，莫洛托夫和艾登就利用欧洲上流社会的社交礼节，成功地让艾登与周恩来热情握手。

然后，继续按照欧洲的社交模式，莫洛托夫设宴，给艾登和周恩来第一次交谈的机会。路透社称那是艾登与周恩来的“第二次秘密会议”，但秘密会议却是当天的“最大新闻”，让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媒体报道出来。

据“生涯”一书的《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这次宴会上，艾登提出，希望周总理能指定一个人，与英方的杜威廉保持联络。

总理回答，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保持接触。

艾登则说，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到这里）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就此，会议期间，形成了既定的传话模式：

西方如美国、法国有什么事，请杜威廉找宦乡转达，宦乡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如果批示可行，宦乡再告知杜威廉，杜威廉去转告托请方。如此一轮一轮，同时，杜威廉那里，每一步，还有艾登批示，而艾登则是逢到大事都请示远在伦敦的丘吉尔。

在一轮轮中，所有人都非常默契，不向外透露。

就是在这样的大观园风格中，达成了一次中美代表的会谈和握手：

5月19日，杜威廉向宦乡说，美国代表团希望就在华美国人回国同在美中国人归国问题进行接触。宦乡请示周总理，按照指示回告杜威廉，中方同意。

6月4日，杜威廉告诉宦乡美方代表人选，以及，艾登指示他作为中介参加。宦乡请示总理后告知杜威廉中国代表人选，以及宦乡也参加。

6月5日，双方代表见面，这是一次公开的外交活动，媒体也做了报道，但没有报道详情。熊向晖现场做了笔记，并且在外交部存档，其中记到，杜威廉为双方做介绍，“美方人员主动趋前与我方握手”。熊向晖随即说明，“虽然双方均未公开此事，但这毕竟是事实”——会谈是公开的事，但会上曾经握手，双方却默契地未向媒体提及。本来，按常情，这样的礼节细节，也不需要提及。

在日内瓦会议“握手门”事件里，其实有一项非常关键的事件，即，史密斯避免与周恩来等中方代表握手。

据中方记录，史密斯将军代替杜勒斯之后，一开始也是一样的恶意态度，但后来有了转变。

“释疑”说明，他们为该传闻采访了几位有关同志，显然其中包括浦寿昌。该文道是：

“据浦寿昌同志（当时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说：有一天，史密斯端着酒主动走来同他攀谈，夸他英语讲得好，地道的美国音。问他是在哪儿学的，（本文作者插话，是在美国学的）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说了一些友好的话。浦寿昌回去后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在王炳南同志的安排下，当史密斯一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即把周总理引去。这时史密斯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总理向他走来，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避免同周总理握手，只笑容可掬地同周总理打了招呼，客气地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很喜欢中国的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等等。日内瓦会议快结束时，史密斯主动来找周总理攀谈，微笑着向周总理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话说得友好，但仍避开握手。”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讲述几乎相同（以下简称“王文”）。首先，他介绍：

“日内瓦会议，会上是斗争的场合，通常是各国代表读自己的发言稿，发表官方的意见，会下则是互相勾通情况，促进了解，在某些问题上取得默契的渠道。许多内情往往是在酒巴间聊天时吐露出来的。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在会下广交朋友，表现得非常活跃。”

会议期间，中方代表非常主动大方，乐意去酒吧间广交朋友，展开灵活的外交。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讽刺，美国代表的印象中，日内瓦会议类似贝弗利山明星豪宅里的party。由此看来，他们的误会，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在此我道歉，果然资料看全、看一手资料，本是必需的。

接下来，王炳南介绍，二战时世界反法西斯体系的余绪到此时仍然不绝如缕，让各方受惠：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中，有些人是我在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就认识的，那时我在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因而有机会接触了不少外交人员。周总理也认识一些人。英国和法国代表团中有些人是四十年代在重庆大使馆工作过的，比如法国代表团副团长肖维尔，亚洲司长亚克鲁等。英国代表团也有些人在中国呆过。还有加拿大代表团的朗宁等，都是我们过去的老朋友。凡是我认识的，我都一一介绍给总理。法国外长皮杜尔就是经我介绍与周总理认识的。”

但是，美国因为“失去中国”而搞烧女巫行动，以及麦卡锡主义，让当年建立的人脉破坏殆尽：

“在美国代表团中，我们只认识一个叫罗伯逊的。他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经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呆过。”

 在如此没有沟通渠道的情况下，莫洛托夫仍然努力建立中美之间的联系：

“有一天，莫洛托夫找到总理。他说，杜勒斯未抵日内瓦前，他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次饭。在私下谈话时，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流露出一种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还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

在正式会议上，史密斯确实表达过协商的态度，但第二天就改变了立场，借故缺席，让副手罗伯逊上阵。而罗伯逊立刻推翻了史密斯的表态，以致惹火了总理，当场质问与驳斥。——

““总理指着罗伯逊说:“罗伯逊先生，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总理这些话讲得很厉害，搞得罗伯逊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很是狼狈。”

在美国内部的高压气氛下，史密斯仍然没有放弃与中方缓和关系的努力。“王文”接着讲述了同一件事: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巴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在酒巴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地聊了一阵子。史密斯又一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总之他又讲了一些好话。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不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臂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总理的钦佩。”

王炳南

史密斯将军

熊向晖证实了同一件事，并且增加了细节：

“在7月中一次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休息期间，史密斯曾主动同浦寿昌同志攀谈,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在复会后，我看到史密斯手里拿着一支笔向周总理摇晃。但总理及坐在他附近的我方人员均未察觉。我即向总理递了一张条子。总理向美国代表团的席位观看,史密斯又含笑向总理摇晃手中拿的笔。总理马上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向史密斯摇了摇。接着在第二天会议休息时,周总理同史密斯首次交谈。”

恕我冒死说一句该打断我狗腿的真心话，看到这段，我第一反应是想起了“隔墙花影动”。第二反应是想到了“众美兮满堂，独与余兮目成”。（从自我这代向上的几代中国人和华人，只要涉及总理，任何一丝轻亵，打断狗腿都是最轻的。）

熊向晖

上段文字涉及的三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熊向晖是拍案惊奇本奇，不知道的出门左拐去网搜。

周总理指挥八一南昌起义，是“杰出的军事家”，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他还由国民政府授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曾是一位将军。

对面的史密斯将军的军旅生涯更早，参加过一战。二战时，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战后从政，曾任驻苏联大使，建立了搜集情报的间谍网，成为苏联问题专家；随即又担任中情局第二任局长，对中情局的构建成型起了决定性作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

 这样三位人物，经历了二战及冷战初期的严酷淬炼，席上千杯酒，沙场百万兵，那真是男人中的男人，精华中的精华。此际，两位二战时的儒将将军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用如此委婉的方式彼此示意，绝对算世界外交史上的名场面了，不服来辩！据说，史密斯性格冷酷，强硬粗暴，树敌很多，艾森豪威尔评价他“个性很强，天生有点鲁莽”（此据百度百科，恕我懒了），《中情局罪与罚》则说“史密斯为人相当专断，冷嘲热讽绝不饶人，加上无法容忍瑕疵”，然而，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外交家的经历里，他却是惊人的含蓄细腻，心较比干多一窍。

作为一个小白，我不仅好奇：

熊向晖是红色特工，周总理创建了我方的情报体系，史密斯曾任中情局局长，互相摇笔，是国际特工界的什么暗号儿吗？

总之，有一件事情是坐实的：周恩来曾经按照正常礼仪准备与史密斯握手，但史密斯却一直避免握手。

也就是说，没有过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情，但有着史密斯两次避免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情。

那么，让我们复盘一下整个事件。——当然，我仅仅是依靠有限的中方资料，也许讨论依然是无效的。

从‘王文’可知，那场会议期间，美方不仅在世界面前刻意表现敌对、蔑视、冷酷的态度，而且还让发言人反复宣告他们在那样做。仅仅‘王文’所引的当年西方通讯里，就有两则报道涉及，美方明言，杜勒斯等人拒绝与中方代表接触。

一条为前面已经引过的：

“美联社日内瓦5月3日电称：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

另一条为：

“美联社日内瓦4月28日电称……一位美国代表说，杜勒斯在第一次会议上甚至连向周恩来那边看也不看。”

显然，美方在蓄意对中方施行公开的霸凌行为，不仅行动上不理睬中方，还反复扬言，让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毛病到现在也没改。

美国代表团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却无人敢公开违规。所以，他们通过杜威廉的渠道寻求与中国举行会谈，见面后，私下里，很自然地遵守起码的礼仪，与中方代表握手。

到了会议后期，史密斯又主动与中方代表攀谈，前后三次交谈，两次都是他主动，可是每次都避免握手。

这种公开高调凌霸、私下偷摸缓和关系的戏精行为，引发周总理又反感又轻蔑，非常的看不起，也觉得美国人段位太低。而且，他觉得那是美国人在外交方面一种很典型的做派，是反面教材。

由于当时中国在外交方面也有类似的教条、僵硬倾向，总理便拿美国人当年的行为做例子，教导中国的外交人员。因此有了1958年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至于就美国而言，在当时的中国方面看来，日内瓦会议上“不许握手”是一种象征体现实质的行为，意味深长——也确实如此。因此，从总理到其他人员，总喜欢提出那件事，用以说明中美关系的实质症结。诚如“释疑”一文指出：

“周总理抓住这一矛盾，用杜勒斯禁止同中国人握手这一事例，生动而形象地揭露了美国政府不愿改变错误的对华政策，坚持不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和解的顽固立场。所谓“握手”即“和解”之意。周总理在同外宾谈话时，多次以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顽固表现，抨击当时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申明我们不要同美国打仗，我们愿坐下来同美国谈判，讨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和台湾地区局势。”

出于同样的道理，当基辛格同尼克松着手改善对华关系时，中方人员，包括总理，就一再谈起那档往事。周总理与尼克松会谈时，特意讲述史密斯用手抓咖啡杯避免握手的举动，表达了嘲笑。

总结：在中方，包括周总理，强调的是这样一件事：杜勒斯不仅不与中方接触，还硬性规定随员也不许与中方人员接触，不许握手。搞得美方代表们颇难办，公开时个个表演强硬，私下却穿墙打洞，各想办法应付局面，见机行事。

也就是说，中方由于漫长的文明传统，喜欢表达委婉，把意思表达到位但是措辞柔和，以中国人自小养成的习性，把话说得锋利直白总是不大好的，除非涉及到根本原则。同时，用具体的例子进行展示，把一件具体的事情，也许是一件小事，通过将其提炼为例子，而使其成为象征，成为一种概括，用以概括全体，穿透表象上的细节去暴露事情的实质，是孔子的教导“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的漫长而深刻的影响——《论语》中的语句都非常简洁，讲的道理初看上去似乎都过于简单，没什么深刻性，然而却在此后漫长岁月里锤炼着中国人的灵魂，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乃至道德都形成巨大的影响，成为我们人生中的种种原则，融化在我们的心灵里，实在是该值得仔细研究的文明奇迹。

然而，不知怎样的过程，在美国方面，却形成了“周恩来曾经主动伸手给杜勒斯，杜勒斯却拒绝握手”的版本。

王炳南与熊向晖否定的，都是“周恩来主动到杜勒斯面前，伸出手来，却遭到杜勒斯拒绝”的说法，他们二人从多方面解释了，根本不可能发生那种事。包括：

当时国际媒体都盯着中美代表团，一举一动都不放过。而美国人又戏精附体，刻意公开羞辱中国代表团，因此总理制定了“后发制人”、礼尚往来的策略。如果美方或者其他国家代表团不与中国主动接触，那么中国也绝不主动接触。但如果哪一方面表现出善意，则中方立刻给以善意的回应。所以，一旦史密斯主动表达友好，总理立刻加以回应，创造交谈的机会，并容忍了史密斯始终不肯握手的做法。

所以，在美方蓄意制造凌霸气场，而且还扬铃打鼓通知全世界他们在强势凌霸的情况下，周总理绝对不会伸手给杜勒斯要求握手。外国媒体也观察到这一点：

“路透社日内瓦6月2日电称……中国人明白地表示，他们愿意等待美国人先行采取和解的行动——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坚持这一点的。”（“问题”）

离奇的是，美方重要代表约翰逊却在现场亲眼看到了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全过程。在他的经历里，当时在休息室的现场有若干摄影记者，“正等着拍摄这个带有象征和解意义照片”，于是杜勒斯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来的手。据钱江先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在此后的岁月里，约翰逊与国务院同事们多次肯定地提及此事。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肯定地加以叙述，并对王炳南否认此事表示费解。”（114页）

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也在附注里说明： “两个人是否真的有过这么一次邂逅，一直以来存有争议，但美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表示自己亲眼看到了这一幕。”（中译本758页）

故而，本号的上一篇相关文章有一个结论是对的：

关于所谓日内瓦会议上的“拒绝握手”情况，中国有一个版本，美国有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彼此根本对不上，完全是两回事儿。由此就形成了典型的罗生门式事件。但是，从基辛格密访开始，每一次中方提及“杜勒斯禁止美方代表同中方代表握手”，美国人就自动理解成“杜勒斯拒绝了周恩来伸出的手”，于是两方面始终在谈不同的两件事儿，却都误会成在谈同一件事儿。

所谓“话语权”发挥了作用，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美方的版本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人们深信不疑，并且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及至王炳南等亲历者出面否定，就引发了中国公众的困惑，还把美国人也带进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