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遍体鳞伤的汉文化

但凡古老的行星、都是遍体鳞伤的，好在有个月球屏障，为地球吸引火力，保得地球避免了绝大多数撞击。人也如此，但凡高寿、病历必厚，因为外来侵袭无所不在。同样地，文化历史越长，受到的外来文化冲击就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文化的伤痕累累也许是个特例，因为其它文化受伤并不多，许多文化一次伤害就寿终正寝了。但也因为是特例，因而汉文化之伤就难以说得清楚。

▲胡人汉化vs汉人胡化

文化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无非是影响、渗透的层面和角度不同而已。

几千年来，胡汉也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许多民族被汉化了，如乱华的五胡。但是，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人就不断被胡化，汉人的饮食、服饰、习俗早已面目全非了。

但是，为什么总让人感觉不到汉人胡化，而胡人汉化则特征明显？个人以为，关键因素在于：胡人汉化在神、汉人胡化在形。汉化在神是指文化的灵魂、内容、本质改变了，胡化在形是指改变的只是形象、形式、现象，没有伤筋动骨，只是妆容打扮改了。简单说就是，胡人汉化在思想、汉人胡化在习俗。

汉文化对其他文化影响较大的，个人以为主要有两点：

其一，汉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社会文化，即以人为本，而不是宗教文化的以神为本。简单说，宗教文化下，人的灵魂寄托于神灵，所以人必须虔诚地信仰；汉文化是社会文化，人的灵魂安在自己心里，困难时是求助社会、而非求助神灵，比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因而，历史上许多民族彻底汉化了，但也有的民族是“半汉化”、或者说“内汉化”，看表面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甚至语言文字，但深入了解，他们没有了宗教信仰，就像汉人一样，神灵不再是灵魂的主宰，而是生活的工具，有事则求、不灵滚蛋。比如，满清控制了许多周边的民族，信仰萨满教之类的原始宗教，康熙为教化计，引入相对先进的黄教推广、试图普及，不料有的民族不以为然。并非黄教不够先进、缺乏吸引力，而是这些民族与汉人接触交流已深，没有了宗教信仰，什么宗教都难以被普遍接受了，只是他们自己可能都没能意识到，比如曾入主过中原的蒙古族。顺便一说，入主过中原的周边游牧民族中，秦朝秦人、隋唐鲜卑人、宋朝突厥人，都在入主前已基本汉化，元朝蒙古人入主后内汉化，清朝满人则在入主后基本汉化，倒是周朝的周人引领了汉文化的成熟。

其二，中国有儒家伦理道德，作为超越宗教信仰的社会规范，是宗教文化所缺乏的。教徒内部可以通过共同的教义规范人际关系，但在不同宗教徒之间，以什么作为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就是千古难题。因此，因长时间的磨合，中国的各民族不论有何宗教信仰，一般普遍接受儒家伦理作为共同的行为规范，以此保障民族间和谐稳定。比如，本人曾有个朋友兼邻居，家里群英荟萃，汇集了三大宗教，其父母笃信佛教、两个姑姑都是修女、老公家人则是穆斯林。但是，彼此却能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只不过聚餐时都用清真食品，并没有其它特别之处。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文化特征仅体现在各自卧室，客厅里统一遵循儒家道德规范。实际上，东亚地区，不论东北亚还是东南亚，不论何民族、何宗教，因深受汉文化影响，一般都愿意将儒家伦理作为共同的行为规范，以此淡化民族和宗教冲突。顺便一说，西方也想引入中国经验、依葫芦画瓢，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超越宗教的社会规范，因而收效甚微，毕竟文化冲突不是政治和法律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汉化并非什么都变成与汉人一致，要求别人抛弃各自文化、与自己保持一致，这是宗教文化、尤其是一神教文化的原始粗暴。

作为文化的内核，抛弃宗教信仰、或以超越宗教的儒家伦理作为共同的社会行为规范，也都是一种隐形汉化。

至于说文化的外壳，汉人被胡化就多不胜数，即便是有的传统节日，也很难说清来源，比如端午节，楚人开始过节时还没有汉化，端午节到底是楚人节、还是汉人节，现在妥妥的汉人节日，是因为楚人汉化已久、无人争议。

至于外来宗教，从唐朝时佛教无神化的禅宗，到现在没有耶稣的无神化基督教圣诞节，宗教内核已被置换为以平安果互祝平安而成世俗节日，都是汉化的结果。也许一百年后，上帝、耶稣、真主之类的外来宗教神灵，也会加入如来、观音、财神等的行列，成为中国的世俗神灵。

▲汉文化经受过四次冲击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国文化无以伦比，但也有个问题，时间一长就会僵化、甚至腐化，因而需要几百年来一次野蛮文化的冲击，才能重焕青春、再展活力。对此，本人深以为然。

几千年来，汉文化就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只不过多是皮肉之伤。但是，四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虽然都完成汉化，但也反向作用、冲击并改变了汉文化。比如，周朝弃神打破了精神封闭、秦朝统一打破了政治封闭、唐朝开放打破了文化封闭、清朝广纳打破了疆域封闭，都是对汉文化伤筋动骨的影响，但也提升了汉文化。

☯周朝的弃神尊人

游牧文化对汉文化的第一次重大冲击是在周朝。游牧出身的周人虽深受汉人影响，但却让汉人不换思想、就换脑袋。

汉文化基于两大基石，文王的自然哲学、周公的人文主义。这两大基石的源头虽属汉文化，但基石都是周人所创，并强迫汉人接受。

商朝时，汉文化还是宗教文化，凡大事必占卜、请示神意，周文王设密室私卜，已犯商人僭越之罪，是要灭族的。弱小的周人，要与强大的商人拼神，显然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周文王的绝招是灭神，拼不过就灭，于是著《周易》。

有人用《周易》打卦算命，也有人深受启发、加以发挥，比如后世诸子百家的思想，其实就是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周易》的诠释，因而《周易》被后世称为“百经之宗”。简单地说，《周易》就是人类自然哲学的启始，基于太极八卦，将自然规律总结抽象为六十四种类型的规律，可由人推演事物的发展趋势，而不必向神请示。

《周易》对人类文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无神论：

其一，决定事物发展的，不是神灵、而是自然规律。

其二，自然规律并非神创、也非神能改变。

其三，结论就是“神灵无用论”。

既然神灵无用、有用的当然就是人，周公的绝招就是拼“德”，人德比神意管用，即能保国泰民安的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这就是周公的“人文主义”。

因此，文王“神灵无用”的“自然哲学”、与周公“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成为汉文化的基石，使得汉文化从宗教文化升级为社会文化。

顺便一说，《周易》是否姬昌著作并不重要，但主编无疑；是否姬昌亲笔也不重要，《庄子》、《管子》大部份内容也是后人总结，至圣先师根本不写书，记录孔子思想的《论语》，就是后人整理的“孔子语录集”。

☯秦朝的主权统一

游牧文化对汉文化的第二次重大冲击是在秦朝。老秦人虽已被商鞅、李斯等汉人汉化了，但在汉化的过程中，老秦人的汉文化也产生了变异，与中原汉人大相径庭了。结果是，老秦人打破了汉人的贵族观念，解决了汉人部落权力封闭的问题，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统一。

周公将神主变为民主，但主权仍是私权，仍掌握在部落贵族手中，就像现在的欧美，无非是土地贵族变成了资本贵族。

老秦人本来是西域游牧民族，以养马著称于世，被山东六国所鄙视，认为他们是野蛮人、没文化。老秦人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主动地、积极的汉化，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请山东五国的文人到秦国教化百姓；招揽山东五国的流民，到秦国开垦土地，向老秦人传播先进的农耕技术。

在上下双管齐下之后，老秦人很快就汉化了。但问题是汉文化并不是老秦人的原创文化，所以他们仍然保留了很多野蛮之气，他们认为山东五国主权属于私权、又各自为政，不能容忍。

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各地诸侯的主权收归国有，统一了主权，从此主权属于公权的思想，就成为了汉人的共识，贵族也因此而开始逐渐退出政治领域。

想起“行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老秦人以残暴的霹雳手段，让汉人深刻体会并实践了什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而非部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员而非贵族）”，使得中国的政治得以修成正果。

☯唐朝的文化开放

游牧文化对汉文化的第三次重大冲击是在隋唐，其源头在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北魏是鲜卑人的游牧政权，鲜卑人文化偏弱，因此当接触到汉文化，就主动地、强制性全民汉化。但同样的，汉文化并非鲜卑人的原创文化，所以他们也不排斥其他文化，只要是有利的，什么都学。

比如佛教，鲜卑人文化比较落后，那时还没有进入宗教文化时期，还处于图腾文化时期，因此他们对宗教文化就觉得非常新鲜。对他们来说，直接从图腾文化一步跨越到社会文化，跨度太大、难以消化，因此他们热衷于宗教。那时候还没有伊斯兰教，在中国各种属于基督教的文化，比如景教、拜火教什么的，比较原始幼稚，当然不入法眼。

那时，道教也还处于萌芽时期，还未成型，因此成熟的宗教只有一种，就是西来的佛教，因而鲜卑人痴迷佛教，比如大同云冈石窟，就是他们的宗教寄托。隋唐建立以后，作为汉化了的鲜卑人，隋唐皇室仍保留了对宗教、对佛教的痴迷，因此佛教兴盛于唐朝，比如洛阳龙门石窟。同时，北魏起也是上行下效，许多汉人也跟着起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虽多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南北朝佛教的主要特点“北造像，南造寺”。

在中国，宗教的起死回生，个人以为并非坏事。因为没有宗教，虽然能够保证自己掌握命运，更好地回归自然本性，但也导致人的灵气因过于现实而受桎梏，图腾也罢、宗教也罢，人类精神寄托的需求，终究暂时无法全盘否定，人文为体、宗教为用，倒也相得益彰。

同时，周公制礼作乐，其艺术仍处于宗教文化阶段，不论音乐还是舞蹈，都是祭祀礼仪，并非大众娱乐、精神享受。唐王室积极引入西域世俗的音乐舞蹈，也促进了汉人音乐舞蹈的世俗化，使得艺术从贵族祭祀、彰显身份的礼仪，世俗化为民间的娱乐，也使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形式从政治的附着物，独立成为基于庄子哲学的艺术。

所以，有人认为中国艺术始于敦煌，并非偏执观念，因为从此，中国艺术从教化的工具，被改造成为了精神文明。

☯清朝的疆域意识

游牧文化对汉文化的第四次重大冲击是在清朝。同样是外族入主中原，和前几次不一样，老秦人和鲜卑人是先汉化、后入主，而满人是先入主、后汉化，因此满人带来了汉人所没有的对土地的概念。过去，汉人对土地的认识是，能种粮食的才叫土地、才需要；而满人认为能养马的也都是土地，这种观念逐渐影响了汉人，使得汉人改变了过去对土地的狭隘认识，只要能带来利益的都是土地、都是领土、都是疆域。

过去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外循环、是国际贸易。清朝时期，汉人接受了满人对土地的理解，农耕业和游牧业之间的互通有无变成了内循环，因此北方和西南的游牧区也被汉人普遍视为自己的领土。以至于清末，当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有许多人是积极拥护的，他们中很多人的理解很简单，就是把外族通通赶走，恢复明朝时的汉地十八省，也就是中国只要农耕区、不要游牧区。幸而袁世凯提出的“五族共和”深得人心，五族共和说穿了，意思就是，凡大清所及皆我中华领土，不论它是农耕区、游牧区，还是沙漠戈壁，都是中国的领土；并且，疆域所及皆我中华民众，汉文化中，几千年的“华夷之别”因而也画上了句号。之所以这种观念占据上风，压倒了恢复中华的狭隘观念，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第四次冲击改变了汉人对土地的理解。

▲汉文化的缺陷

人无完人，都有肚脐眼，文化也是如此，完美只在神话中存在。

☯尚未能彻底解决文化封闭性的问题

汉文化其实是很封闭的，至少早期如此。汉文化是在历史上受过秦、唐两次来自外族的重大冲击以后，才逐渐开放包容。

有的人认为，文化天然具有拓展性，这显然很有问题。实际上，人类的任何文化、任何思想模型都与真理无缘、而是精神需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维护民族生存的支撑和保护体系，是因为文化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人们在其笼罩下而获得安宁。因此，文化天然不具有拓展性，反而具有屏蔽性。

文化只有在对撞和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拓展。比如，匈奴骑兵的攻击，汉人被迫胡服骑射之后，汉人明白了服饰并非神圣不可改变；五胡乱华，使得游牧的马扎，变成了汉人的太师椅，小小的胡床也变大了，让汉人的席变成了床；张骞带回的不明粮种，促进了北方迅速用好吃的小麦，替代了难咽的粟黍。

封闭性并非汉文化特有，实际上汉文化是最开放包容的文化，只不过，汉文化仍未能改变文化基因里的封闭性，突破这种文化的先天属性。

☯理学对儒学的偷梁换柱

宋朝的程朱理学，对儒学偷梁换柱，将孔孟荀儒学的哲学基础道家唯物论，更换为唯心论哲学，使得程朱理学僵化、神化、宗教化，虽然成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源头，但却使汉文化大倒退。

元朝蒙人入主中原后，理学成为官学，悄悄地将儒学伦理更换成理学伦理，从而强化了汉人的精神束缚，成为汉人的精神枷锁，以实现对汉人的控制。比如，将儒学孝敬主动的“敬”，变成了孝顺被迫的“顺”，搞出反人性的“二十四孝”，被鲁迅怒批为“吃人的礼教”。

麻烦的是，经满清长期教化，使得许多人误以为理学是儒学的升级版，理学的黑锅让儒学背着。这也是洋人与狗攻击、抹黑儒学的套路，将理学的阴暗面描述成儒学的罪恶。

因此，是时候正本清源了，个人以为应该重新整理“四书五经”，恢复孔孟荀儒学的本来面目，作为中国社会规范的根基。

☯过于强调实用

程朱理学过度强调学以致用，无用则不学，使得明清时，引领几千年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悄然隐退，导致科学被西方反超。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非准则”固然重要，但如何评判是非，却是千古难题，“天下皆贼即天下无贼”本就是一种常态，比如零元购的美国社会，就是“存在即合理”。因此，理学无用不学的思想，不利于理性探索科学，因为人非神仙，谁能保证今天无用的知识，明天也无用，谁知道天打雷劈、避之不及的害人精雷电，却产生了电力、电子这些个现代文明的技术基础。

☯过于追求稳定

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尽管许多事必须矫枉过正才能解决。人非圣贤、总会躁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朱熹）

一潭死水难养活鱼，社会僵化也不利于发展进步，汉文化过于严肃理性，所以总需要外来野蛮文化冲击翻动，才能恢复活力。个人希望，将来汉文化能够创造出自身保持活力的机制，以调和阴阳，就像两口子，始终保持某种动态平衡为上佳，不吵不闹难做夫妻。

因而，能否适当引入一些外来文化的非宗教内容，以保持文化活力，或许也是一条途径。比如西方人的探险精神，中国人就比较缺乏，培育探险意识，也就是强化探索意识、创新意识，毕竟，原始的冲动正是活力之所系。

▲中国宗教的挣扎

对于曾经历过一千五百年漫长宗教文化时期的汉文化来说，宗教是很幼稚的文化现象。但对其他民族就大不一样了。

汉文化虽是社会文化，没有宗教成分，但在中国，各种宗教却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本土宗教就有巫教和道教，外来宗教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许多宗派。

各种宗教、各显神通，起起伏伏、盛盛衰衰。

☯宗教的兴衰

佛教在两汉之际缓慢地传入中国，与道教一并兴盛于北魏至隋唐。

除佛道两教之外，其他宗教在中国仅流传于民间，时兴时落、自生自灭，官方并不干预。而道教尤其是佛教，则是成也朝廷、衰也朝廷。

佛教兴盛源于北魏朝廷尊崇，因为鲜卑人没有文化，对他们而言，佛教是一片崭新的精神家园，于是将佛教尊为国教。

鲜卑人入主中原后，隋唐王室虽已汉化，但时日不久，没有宗教意识的汉文化尚未植入其基因，仍需度过宗教文化之关，因而遵祖训尊佛。

但是，与基于道家哲学的道教相比，缺乏哲学底蕴的佛教就难入汉人权贵法眼，借由隋唐王室急于与汉人套近乎，比如唐太宗就公开宣称他们李家是老子李耳的后裔，挟制皇室尊道抑佛也就顺理成章了。

佛教也忘乎所以、挟尊自傲，所谓自作孽。因佛教徒不担税赋、不服兵役，其无君、无父、无子的外来思想，与汉文化抵触，并且数量暴涨、成为国家癌肿，因而招致“三武一宗”灭佛，强令信徒还俗，恢复赋税徭役，只保留少量寺庙、僧尼，以满足信众需要。

从此，包括佛教、道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退出了国家层面、更退出文化层面，纯粹就是个人爱好了，哪怕是皇帝信教，也只是个人行为。

因而，在秉持无神论的汉文化区，如何生存并能发展，就成为佛教的一个重大课题。得以存活的净土宗、禅宗两支，各有绝招。净土宗主攻底层，淡化理论、无需特别修行，以至简化到只需念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密咒，即能得到佛祖保佑，因而深受文化不高的底层民众喜爱。禅宗则走上层路线，绝招是淡化宗教色彩，华丽转身为人生哲学，以缓解官场不得志的士大夫的精神压抑。得益于演化成老庄哲学的一个分支，汉化了的禅宗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并传至东北亚、以至走向世界。

顺便一说，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佛学化的庄子。禅宗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只是披件宗教外衣而已，因为“三无（无神、无矩、无归）”是它的关键特征。禅宗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但佛不是神，而是觉悟的人、一种另类的人，因而没有超自然的神灵；禅宗没有清规戒律，修行者该干嘛干嘛，该吃吃、该睡睡、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没有宗教信仰，更不需要虔诚；禅宗没有佛教的六界轮回，也没有净土，也就是没有天堂或地狱，当然也就没有前世和来生。因此，修禅和信仰佛教是两回事，修禅不等于信教，当然也有修禅者同时也信教，那是另一回事。因而修禅与其他宗教没有教义冲突，得以流传欧美。

道教也是如此，更何况其他种种宗教，统统都退缩到民间个人层面。汉文化至宋朝成熟后，重新回归自然文化本来面目，宗教不再是精神支柱，而是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爱好，顶多就是某种精神寄托，比如看破红尘者的一种栖息之地，以此了却残身，成为生活的归宿、而不是灵魂的寄托。

☯禅宗•文化进化的样本

美国有部喜剧片《人面兽心》，讲述警官学校的学生马文，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几乎丧生，但因在他身体里移植了动物的器官而获救。重返人类文明社会后，他发现自己体内的兽性开始蠢蠢欲动，行为举止变得越来越古怪：赤身裸体在狗窝里睡觉、和狗争抢飞盘、撩起大腿舔自己、甚至四肢着地的奔跑，不过他体内的海豚基因让他成功地救起了一名落水儿童，博得大家一片掌声。

时年57岁的杨孟勇，换上了一颗26岁的心脏，成为中国最年长的换心人。之后便性情大变，比如，顿顿养生餐的他，居然爱上了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年衫也不穿了，天天鼓捣儿子的衣服，成了大爷圈的时尚标杆；更稀奇的是，之前的老杨，几乎天天和妻子吵架，换心后，他像变了一个人，对妻子恩爱有加，老两口愈发和睦。以至于很多人都和老杨开玩笑：难不成，你被鬼附身了？

据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胸外科，有过一个病例：男孩换心脏，学渣秒变学霸。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盖里·希瓦兹经过20多年调查研究发现，人类的心脏也许有某种“思考和记忆功能”，这正是许多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突然性格大变、“继承”了心脏捐赠者性格的原因。据统计，每10例接受换心手术的病人中，就有1人会出现性格改变现象。

因而个人以为，也许人体的两个器官共同承载着人的精神，心脏承载着人的客观意识，比如灵魂，以及人的性格、习惯、感知等；而大脑则承载着人的主观意识，比如思想、道德、知识、记忆等。

而禅宗作为去神化的宗教文化，揭示了汉文化怎样从有神到无神的过程和机理。

周公去神使得中国人的大脑换了，但心脏没换，内心深处仍深藏着“灵魂何依”的焦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说的是男人无家、则无责任心，“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说的是女人无家、则内心难安。

这也许就是两晋、隋唐时期宗教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人的心脏还没有换。禅宗的产生，完成了中国人的心脏置换，也形成了汉文化周易、禅宗双引擎的格局。

外事不决修周易、内事不决习禅宗，周易管脑、禅宗管心，或者说，周易修脑、禅宗修心。

其实，在汉文化里，禅宗早已不是宗教，而是“润物细无声”了。

且不说禅宗六祖惠能的《菩提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南北朝·契此（就是布袋和尚）的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以退为进。

唐·白居易的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的笑口常开。

本人最喜欢王维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癌症晚期，又当如何。

心随境迁、随意而安、其中三昧、大千世界、返本还原，这些成语或藏禅意、或本就禅意。当然，也有禅易结合的，如谋事在人（周易）、成事在天（禅意）。

一众僧俗，早已将禅意融入汉文化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国人还需要专门修禅吗？

历史就是最好的武功秘籍、文化就是最强的祖传秘方。

中国有神人、人神，就是没有神，神人是指禀赋异于常人、人神是指贡献异于常人。

因理论和实践的不同理念，佛教产生了众多的宗派，不论北传的大乘佛教、还是南传的小乘佛教，以至汉传的其它宗派，都是有神的、而且是多神，哪怕是将修行极简至只需念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咒语即可的密宗，咒语也是念给神听的，毕竟没有神就不成其为宗教。

但是，唯有禅宗没有神，佛不是神、而是人，是觉悟的人，可能是圣人、贤人、神人，总之是人。

其一，无神。神变成人，高不可及的神，人只能顶礼膜拜、只能遥望祈盼；觉悟的人，却可近观，成为学习的榜样、奋斗的目标。因而佛教变成禅宗、宗教文化变成社会文化。

其二，无矩。没有了虔诚信仰、没有了政治正确，人的精神彻底解放、绝对自由。农耕使人类摆脱了食物链的生理桎梏，禅宗使人类摆脱了超自然的精神桎梏。

其三，无归。没有前世就没有原罪、没有先天性精神重压，没有来世就没有天堂地狱之别，只关注子孙后代、人类繁衍。而宗教文化只敬神、不管人，不利于人类繁衍，因而反自然、反物种、反人类。

也就是说，如果实在搞不清汉文化是如何进化的，那就了解一下禅宗如何进化。

首先，宗教文化中，灵魂寄托于神灵，周公去掉了神、却去不掉灵，灵是禅宗去掉的。周易以脑去神而成神人、禅宗以心去灵而使心安，灵魂回到人间。

其次，去掉了虔诚信仰，精神当然就自由了。但天马行空、难免水上浮萍，灵魂不能无拘无束、四处游荡，累了还是要回到本心，“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慧海语），“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临济宗），其实就是要本心顺应自然。

再次，没有来世、为何而活？既然回归本性，当然就要行人事、尽人责，对己要“修齐治平”、对外要繁衍后代，这可是人类基因扩大种群、避免灭绝的核心要求。

▲总有人要将儒学宗教化

在中国，不把儒学贬低成宗教，宗教就永无出头之日。

隋唐尊崇佛教，因为鲜卑人没有宗教文化阅历，之后还有元清两朝，也因同样原因而尊佛，只不过那时汉传佛教的禅宗已不像宗教了，只能选择宗教意味浓厚的藏传佛教。但是，藏传佛教与汉文化相距过大，元朝虽立为国教，无奈昙花一现，而清朝有心无力，只能作为对西藏、蒙古的礼仪了。

但问题是，总有人妄想保住宗教地位，于是就有了一个天才的创意，即将宗教与主导汉人的儒家文化捆绑，试图一（儒）荣俱（宗教）荣，这就有了儒释（禅宗）道三教合一之说。

当今世界，有许多令中国人哭笑不得的舆论，比如，韩国人说汉字是韩国发明并教会中国人的、印度人说中国文化因佛教而源自印度，不一而足。但这些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

但是，西方人也祭出儒释道一体之大法，坚持认为儒学也是一种宗教，这就是问题了。

究其原因，无非是西方人夏虫不知冰，实在无法理解没有宗教，人为何生存、如何生存，因而中国一定、也必须拥有宗教，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因此儒学一定是宗教，只是与基督教长得不像。究其目的，无非是认定儒教原始，还未能进化出神灵、更遑论先进的一神宗教，只是图腾水平，因而洋人与狗可劲地鼓吹，中国人必须皈依基督、必须接受西方殖民四百年，才能够启蒙、加入文明大家庭，就像美洲、非洲那样喜迎基督恩露、欢庆文明降临。

顺便一说，隋唐如此痴迷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深究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强大的汉文化，已经把宗教从人类灵魂主宰降格为个人爱好，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宗教时代了。我们不可能把先进的禅宗佛教立为国教，更不可能将落后愚昧的基督教奉为圭臬，所以已经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其实，现在中国各种宗教群英荟萃，可以娱乐民间，让我们的世俗文化、市井文化丰富多彩，这是好事。否则汉文化太过高冷、太过严肃，有点死气沉沉的感觉。

毕竟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尊敬、但不信仰，灵魂还是揣在自己心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