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管子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中国经济的万年难题再次出现,中国买什么?

1840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全世界都来中国买买买,但却什么都卖不到中国,因为中国唯一感兴趣的外国货唯白银而已。

之后中国开启买买买模式,什么都进口,洋枪洋炮、洋钉洋灰、洋油洋火。但是,现在中国无货可买的窘境又再次出现,无奈只好拼命举办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进口商品博览会。

经济实践回归了,那么经济理论何时回归?

洋人与狗至今仍忽悠:中国没有“三大基本学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是西方传来的。

其实恰恰相反,中国不仅有,而且比西方早、比西方好。确切地说,中国的“三学”是西方“三学”的源头,千万别说不知道欧洲启蒙者伏尔泰是被汉文化启蒙的。

就哲学而言,任何事最基本的就是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在哲学层面,通常将“是什么”和“为什么”归为认识论,将“怎么办”归为方法论。通俗说认识论就是搞清楚怎么回事,方法论就是如何面对、干点什么。

因此,经济哲学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是经济(是什么)?经济的目的(为什么)?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怎么办)?

 

▲哲学三问

 

其一,经济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里的解释汗牛充栋,完全可以编本书。但简单通俗地说: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当然,相应地,文化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础。

在这里,“人类社会”是一个既清晰又笼统的概念,而这正是中西方经济思想的分水岭,从此分道扬镳,能做的就只是在细节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其二,经济的目的?

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因为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那么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人”、还是为“社会”?

西方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个人,而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社会,这就是中西方经济思想天差地别的根源,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

其实,早在一百年多前,梁启超在他的著作《管子传》中就指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思想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缺少“国家”这个环节,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缺陷。梁启超认为,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只重视个人而忽视集体,国家是集体的最高表现形式,应该重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而管子开启了这种经济学思想的先河。

简单地说,经济是为社会服务的、不是为个人服务的,为个人服务的不叫经济、叫理财。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关键而又重大的分歧?因为在西方文化里压根就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和意识,society的含义不是社会层面的存在,而只是个人层面的集合,比如群体、社团、朋友圈等等。

因此,西方经济学只知个人、不知社会,只知树木、不知森林。

 

其三,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

既然西方没有社会意识,那基于社会的经济思想当然就成为中国所独有的了。

1、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稳定人民如何生存、更何谈发展。

2、经济要为全社会所有人托底,如果一个物种不能保护种群,谈何生存、进化。

3、绝不能允许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

 这三个哲学层面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经济学层面的重大分歧:中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管理经济;西方是经济政治学,经济控制政治。

  

▲西方经济学

德国总理默克尔有一次问一位德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德国一直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回答很有意思:总理呀,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书籍汗牛充栋,但最有影响的当属四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西方经济学的四大门派

西方经济理论有四个典型学派,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派”,主张个人主义,问题是反人道,体现的是动物性而非社会性,就像街头搏击,活着的人拿走全部奖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派”,主张共产主义,问题是低效率,就像广播体操,大家统一操作,奖金人人有份、各人视表现稍有区别;凯恩斯的“社会主义学派”,主张有自由的社会主义,问题是易失调,就像奥运会,由机构管理,统一比赛规则,前三名奖金丰厚,其它都是优胜奖;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有监管的自由主义,问题是会烂根,就像俱乐部赛,有统一规范,但具体规则各自确定,有些比赛有风险,根据比赛轮次获得相应奖金。

1929年西方经济崩溃,美国总统摒弃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路子,改弦更张用凯恩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美国经济起死回生。但凯恩斯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底色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宗教文化是相抵触的,至80年代美英经济严重滞涨、难以为继,于是里根总统、撒切尔首相联手改旗易帜,改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美英经济复苏成功、欣喜若狂。不料好景不长,时至今日美英经济金融脱缰、产业空虚,看来哈耶克之路也走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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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来,西方经济政策就在个人和社会两极之间来回横跳,导致经济不停震荡,也许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经济周期”。

在西方,放任市场经济结合重商文化产生了资本家,控制着国家政治。亚当·斯密建立自己的古典经济体系时,没有采用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涵、但采用了性善论,并套用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认为自由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优化和内部的平衡。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亚当·斯密的理论存在根本的缺陷:人性本恶、且市场作为复杂巨系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要消灭资本家,当然受到资本家的抵制,两头不靠怎么办,无奈只能综合,也就产生了中间的理论,只不过凯恩斯偏向社会、哈耶克偏向个人。

本来,管子经济学是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传到西方却被拆分了。马克思将管子的宏观控制发展到极致;凯恩斯偏向社会,将管子的中观主导,发展成“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哈耶克则偏向个人,将管子受监管的微观搞活,发展为“有监管的自由主义”;倒是亚当斯密,将管子摒弃的原始的自发市场加以继承,一条道走到黑。

这也许就是,西方人对管子经济学,只学会盲人摸象的结果。

 

中西方经济学差异的根源

简单地说,差异的根源在于哲学层面。

 

☯看得见的手vs看不见的手

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是不可知的,经济活动是受上帝“看不见的手”支配的;中国经济学则认为经济是可知的,经济活动是人为“看得见的手”控制的。

原因在于中西方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形态不同。西方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狩猎经济,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

狩猎经济是不可预测的,谁能知道明天上山能碰到什么猎物,更不知道是捕获还是变成牠的猎物,在其意识深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上帝的手,想来也是,上帝都看不见,手怎能看得见;而农耕经济是可预测的,排除天灾人祸因素,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付几分耕耘得几分收获,也必须计划,春种秋收、历时半年,不计划不行。

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与大自然一样,是上帝创造的,是不可知的自然现象,因而经济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观察、分析、研究、实验、总结;

而中国经济学认为经济是人为的活动,是可知、可控的,因而是可计划的,是看得见的手。

 

社会行为vs自然现象

西方现代经济学由于缺乏哲学支撑,只好另辟蹊径,引入数学模型,试图为经济学重塑金身,只是现在看来无源之水恐难成功。

文化决定了意识,西方人将经济视为自然现象,而中国人则视为社会行为。狩猎与农耕的差异在于不确定不可靠与确定可靠的区别。

因而西方经济学可称为“量子(无序)经济学”、“掷骰子经济学”、“试错经济学”、“赌博经济学”,总是在无序过程结束后,试图找出规律,方法是引入数学模型,将来肯定会借助人工智能。但问题是经济发展并非自然之物、更非上帝创造,本应该科学规划、按需设计、有序发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经济模式必然走向计划经济。连基因都能按需塑造、调控,何况经济。

西方市场经济是“黑箱”模式,当“黑箱”变透明,就成为计划经济。经济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的生存方式,低等生物靠试错,但人有智慧,有能力合理规划。过去智慧不够,只好采用原始的试错法,所谓经济预测,其实就是对放任自流后无序结果的猜测,就像狩猎时需根据多年经验,猜测何时何地可能有何猎物,然后去碰运气。而计划经济就像农耕,什么地种什么会有多少收获心里门清,按计划劳作即可。

计划经济本是一种先进、高级的经济模式,过去之所以效果不佳,不是因为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过去的技术做不到,连统计都靠打算盘,谈何分析、计划。而现在的网购爱好者都知道,手机推送的广告比你自己更懂你的需求。对大数据的分析,供方不仅知道你的需求,更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与你需求相同的潜在用户,开始逐渐清楚何时何地需要生产投送什么货物及数量,而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盲目地试销试错,这就是有计划的经济行为,简称计划经济。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经济领域发展应用的结果,就是实现计划经济。当然,确切地说是“自由计划经济”,或者说是“有计划的自由经济”,“自由”是指经济目的、“计划”是指经济措施,经济活动是有自由的、经济策划是有计划的,经济行为不再是撞大运式的盲人摸象。

西方尤其是美国,过去不知道,但通过中国的高速发展,逐渐意识到政治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政治为私、我们的政治为公,他们开始学习我们的产业政策,只不过是应急之策,他们仍坚持认为与政治关联的经济都是不健康的,不应成为常态、也不可能持久。他们有中国崩溃论很正常,在纯粹的学术界倒不是对我们的恶意,而是他们的经济哲学出了问题。我们的哲学其实很简单,以私促私、以公促公,经济主体是公,以公相促当然就能见效,西方是私,怎能公促,那会越促越乱。

 

▲管子经济学

《管子》一书可能并非管仲所作,而是后人总结托名而集。但管子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及世界影响深远,经后世不断总结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可简称为管子经济学。

管子经济学影响至今,如果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完全可以说“百代都行管经法”。

简单地说,管子的基本思路简单明了,“食足”则“民安”、“民安”则“国泰”,而老百姓要想丰衣足食,唯一的依靠就是国家。

在管子之前三百年,就有前车之鉴——“厉始革典”。

西周政府通过庶民助耕公田(井田制)与诸侯的朝贡两种途径获得贡赋。但是,到周夷王时代,西周王室衰弱,很多诸侯已经不朝贡了。因此,整顿国家财政、扩大朝廷经济收入,将原本公有的林麓川泽和贵族占有的山林土田收为国有,增添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家力量,建设军队,更好的维护西周王朝的统治。因此,周厉王推行了一个国策,规定国人(贵族)阶层不得占有山林,自然水流山林归周天子所有。这其实就是后来春秋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渊源所在。

但很遗憾,周厉王动了利益集团(“国人”)的奶酪,于是“国人暴动”驱逐了周厉王,有记载的第一次改革失败了。

教训何其深刻,面对豪强,连王室的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况平民的利益。

因此,必须采用国家强力来保障生产和分配的公平,才能确保民安、才能实现国泰。

这就是管子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也要“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而不为个人私利。

也正因如此,洋人与狗才攻击管子经济学为霸道、腐朽、落后,正如他们现在疯狂攻击我们的经济制度。

顺便一说,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一出悲剧,是把半部《管子》治天下,错弄成了半部《论语》治天下。

 

管子经济学的政治思想

经济是政治之本。

如果说周公是政治思想第一人,那么其三百年后的管子,就是经济思想第一人。

管子经济学是人类政治经济学的开端,包含政治和经济两部分,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政治(若不习惯则可视为经济哲学)是原则、经济是方式,政治是要求、经济是措施,其目的就是保障“民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泰”。

管子认为,政治、经济、礼法(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要想社会稳定,须得国泰民安。管子的政治经济学,“国以民为本”就是政治的根本、就是“国泰”,“民以食为天”就是经济的根本、就是“民安”。因此,经济属于社会、而不属于个人,这就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本质的政治经济学。只是不知道,那些炸药经济奖的得主,有几人能知其中三昧,当然,知道了也不能说。

政治是最大的管理,而管理的基本意义就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资源的组织、调配与利益的分配。管子不仅在政治上完善了周公的宪政思想和制度,而且开创了经济的思想和制度。

 

☯经济的目的在社会、不在个人

其一,明确了经济的根本属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政治之本,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的首要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创造个人利益(财富)。

 

☯宏控、中导、微活

其二,明确了宏观控制、中观主导、微观搞活的政治经济基本原则

用现代术语,也就是宏观控制(社会层面)搞社会主义、社会利益至上,中观主导(基础服务)搞福利主义、公共利益至上,微观搞活(个人层面)搞资本主义、保障个人利益(前提是不能损害社会利益),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就是古代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称为自然主义。

因为,大自然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宏观控制、中观主导、微观搞活。环境界,宏观控制着水气总量、温度稳定,中观主导着环境的山川变化、氧碳交换,微观搞活着气候变化、土质肥沃;生物界,通过食物链的方式,宏观控制着各种生物的种群数量,中观主导着物种的进化发展,微观搞活着基因的自身调节、以保障物种的生存繁衍。

社会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当然要遵循自然规律,因而社会经济制度,不仅当然、而且必须搞自然主义,因为这是自然规律。宏观与微观、社会与个人都是对立统一的,是硬币的两面,如果将宏观和微观切割开,必然破坏自然规律、必遭大自然的惩罚。因而,只宏观控制、无微观搞活的共产主义暂未成功,只微观搞活、无宏观控制的资本主义也难以为继,只有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主义,宏控中导微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贫富不能悬殊

其三,强化均贫富,以防患社会动乱。

在财富的分配方面,《管子》特别强调社会贫富失衡的危险性,《管子•五辅第十》将“贫、富有度”作为礼的“八经”之一,并说:“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比如城藏之谋就是典型的应用轻重之术,敛散商品,均平百姓的例子。在《管子》经济理论中,政府既在市场之上(宏观控制)、也在市场之中(中观主导)、更在市场之外(微观搞活)。理论上,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与中医相通,比如财产的兼并,意味着经济血脉的不通畅,政府必须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调通才行。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御史们直接将桑弘羊的工作比作神医扁鹊针灸治病:“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盐铁论•轻重第十》)

总之,只有坚持不懈地削藩均田,才可能避免打豪分地的社会动荡。

同时,管子创立了相应的配套制度,如士农工商的区隔,确立代表公权的“士”与代表私利的“商”严格隔离,彻底杜绝个人资本染指公权。并且,创建“盐铁专营”等国有民营经济模式,以及“常平仓”、“青苗法”等社会保障模式。并且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为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托底。

 

☯管子经济学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反映

管子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思想,与现在西方宗教文化下的经济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在西方,个人利益至上,资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必须由资本控制市场,而作为个人资本攫取暴利的工具,市场也只能被个人资本控制,不能由政府控制。管子则相反,政府控制市场,市场控制资本,充分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但同时防止资本兴风作浪、为非作歹。

管子开创了由政府保障营商环境的模式,九个字,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是政府保障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法治化是强调规则、杜绝资本控制市场,国际化是强调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激励市场竞争、促进经济繁荣。

管子经济学思想重视国家调控与社会均衡,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反映,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

 

管子经济学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惩恶扬善”

管子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是“自利利他”。与后世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不同,管子认为人作为自然之物善恶皆具,所以人在“自利”时也会自觉“利他”。管子认为人都会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但供需双方都会以理性经济行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利用自身目标和有限资源做出最优选择,也就是说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供方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实现供需双赢。这一点,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关于自由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的专家,是否觉得眼熟。

但是,市场中“自利利他”现象与“损人利己”现象并存。因此,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裁判”,有责任承担好“扬善惩恶”职责。因为利己是本能、利他是道德,而道德不具刚性,随意性较强,这就必然导致市场公平的不确定性,因而使得市场的确定性必须由政府(第三方)来提供,因为政府与交易双方没有利益关联,且只有政府拥有超越市场的强制执行力。

实际上,西方到近代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莎翁《威尼斯商人》里那份不道德的贸易协议,最终只能靠政府(法官)来裁决并执行。

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先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提出个人的幸福来自于节制,要创造社会群体的幸福,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道德,一个是公平、一个是仁慈,才能使大家共存共荣。但问题是,亚当斯密也清楚管子经济学中政府保障市场公平的重要性,但作为基督徒,他相信基督信仰能够保障基督徒的仁慈发自内心和自愿,因而不能用制度来规范。所以在他后来写《国富论》时,只用了节制和公平这两个基本的道德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模式的默认基础。但亚当斯密所设计的这个制度,最后出了问题,因为贪婪而非节制、掠夺而非公平,成为西方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则。

如同《九阴真经》分上下两部,上部为“道”修内功、下部为“术”练招数,需配套修炼方能成正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也是如此,但两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高举《国富论》(术)大旗,而将《道德情操论》(道)抛掷脑后,只练下部的“术”必结恶果。

亚当斯密显然不明白中药的奥妙,君臣佐使中,“君药”主治、“臣药”助攻、“佐药”的职责是抑制主药的毒性、“使药”则引药直达病所。亚当斯密只知管子的“君臣”、不知管子的“佐使”,致其设计的经济制度如外治箭伤,只管病治、不管人死。

经济需要自由,但不能自由化,因为没有节制的自由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是中国早期自然经济的原始形态,管子即给予了坚决摒弃。

西方人要想搞明白什么是经济,恐怕要等到他们的文化升级以后。

管子之所以要“君臣”、“佐使”双管齐下,既要“扬善”更要“惩恶”,就是要保障“公平”这个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因此,管子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是“公平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励自由、但要公平。

而现阶段,洋人与狗之所以可劲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万能的、虔诚是无限的,殊不知对于人性而言,在利润面前,上帝是什么东西?

 

管子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要点

管子经济学是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建立了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比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了2400多年。

《管子》是人类最早论述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书籍,系统论述了国家如何调控市场、促使商品物资和市场物价保持相对平衡状态、保障国家财政收入、重视国家调控与社会均衡,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整体观。

这显然与以经济是个人行为、财富与他人无关、市场与政府对立为标志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大相径庭。

管子的王道政治经济思想反对靠暴力掠夺人民、不使用武力掠夺他国财富、不推行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使齐国强盛,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具有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思想基础,对市场、分工、产权、资本、资源、财政、货币、信贷、债券、就业、产业、宏观调控、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福利、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法治都做了广泛的论述,有些领域已经有了系统深刻理论。其中许多思想见解,例如对市场经济原理与机制的认识,对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关系的认识,对商品与货币的认识、对市场宏观调控的认识等许多方面,不一定比今天西方经济学更详细系统,但其见解更为深刻全面正确。其创建的许多经济学理论,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而且许多理论至今仍未能充分理解和发扬。

 

☯管子经济学的市场理论

管子的思想与政策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因为市场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西方经济学继承了管子经济学中市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思想,但否定了管子经济学中市场存在缺陷、市场不能够自动实现社会均衡,因而需要国家调控的关键要点。

中国农业社会长期发达的市场经济,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上,管子轻重术认为:市场能够自组织,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市场当以商品、货币为手段进行双向调节。

这里需要说明,同样是市场经济,中西方概念是不同的。管子经济学是社会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个人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公平、个人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效率,而公平和效率是相悖的。为了让人们淡忘公平,有心人为个人市场经济挂上了老大一个护身符“效率”,理由言之凿凿,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因而效率是经济的第一要务、是压倒一切的。

但问题是,市场效率其实分为两种,微观的个人效率、宏观的社会效率。因为,产生财富是要消耗社会资源的,消耗社会资源所产生的财富是个人独占、还是社会共享。个人市场经济中,个人效率高,但因内耗严重,因而社会总效率较低,即社会总消耗较大。反之,社会市场经济中,个人效率有所不足,但因内耗较小,因而社会总效率较高,即社会总消耗较小。因此,中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目标,追求的是社会效率、还是个人效率,这是一个跷跷板,不可能两头都高。

但是,洋人与狗刻意隐藏社会效率,把个人效率等同于社会总效率。突然想到一个非著名案例,一方面非洲人因多重原因常年饥饿,另一方面美国持续将大量粮食生产酒精,用于汽车燃料。为何出现如此不公平的恶状?原因很简单,非洲穷出价低,有限的粮食喂汽车比喂非洲人“效率”高,喂非洲人是严重违反西方经济原则的。

 

☯管子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➊物价理论。粮食(现在包括石油)作为基础性大宗物资,其价格决定万物价格。

➋货币理论。应由国家掌控货币铸造,因为货币的发行与购买力决定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货币量公式:MV=PT。因此,国家应对货币发行进行严格的计算与管控,利用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与物价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➌产权理论。国家应“均地分力”、“托业于民”,因为市场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明晰界定产权。

➍赋税理论。根据实际和鼓励及抑制政策,差别性征收赋税。

➎资源理论。资源是稳定天下的物质根本,因此由国家掌控资源以保障民生。

➏宏观调控理论。国家应统筹调控商品、货币及行政管理。管子经济学提出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的方法,但西方现代货币主义只采用单一的货币手段,从而沦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不仅难以稳定市场,反而导致金融泡沫、引发市场动荡。

➐适度消费理论。国家与社会必须适度消费,否则会形成生产过剩或生产短缺。只有适度消费,才能使货币与商品供给需求均衡适度。

➑王道资本论。反对一国二王(资本控制国家权力),政府看得见的手应该保护市场看不见的手。

➒经济发展论。明确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即:政府加强投资、社会促进消费、国际发展贸易。

 

管子经济谋略

《管子•轻重》记载了大量的经济谋略,有学者编撰为“管子经济三十六计”。

时至今日,仍是中外政商两界大量应用的策略,只不过普遍都换上洋装、画成洋妆,又出口转内销了。

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经济战、金融战、储备与期货、虚拟经济与金融衍生品几个方面。

 

齐纨鲁缟经济战

公元前684年春正月,齐桓公讨伐鲁庄公,不料鲁国曹刿论战,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大败齐军,如何降伏鲁国就成了大问题。

当时齐国和鲁国都生产丝绸,即齐纨和鲁缟,两种丝绸在当时都是闻名遐迩的商品,各国贵族们也都喜欢穿。齐相管仲要求全国官员、百姓的衣服由穿齐国的纨布改为穿鲁国的缟布,导致缟布涨价;同时禁止齐国百姓织缟布,却对鲁国开放,表面上鲁国大挣齐国的缟布钱,鲁国上下因此形成了全民织缟而放弃农业生产的跟风行动。一年后,齐国拒绝再用鲁国的缟布,而这时鲁国陷入粮食短缺,民以食为天,为了生计鲁国不得不高价向齐国购粮,由此经济被拖垮,导致国力也衰退了,最终被迫签订了屈从齐国的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纨鲁缟”的典故。

后来,在对付更为强大的楚国时,管仲故伎重施,以高价购鹿为诱饵,让楚国人荒于农时却忙于捉鹿,楚国重蹈鲁国覆辙、管仲再次大获全胜。

 

纂茈之金融战

纂茈,紫色的绢。《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而是控制财富的工具。管仲说:“天下各国物价高,本国也应高。如果各国物价高而本国独低,必然被天下各国把本国吞掉。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格与周地相比不值一提。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这就是周人利用天下来控制天下的情况。这也叫作国家的平准措施。”

纂茈之术,就使得周人牢牢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取税天下,它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石油美元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周人是为国家理财,而石油美元则是欧美石油金融巨头操纵的结果。

戴比尔斯和英美集团垄断世界钻石矿,通过拉抬钻石的价格,搞全世界男人的钱。美国攻打中东,垄断石油价格,搜刮世界财富。这些伎俩,专利权属管仲。

 

常平仓制储备与期货

常平仓制启于管子,后世不断完善,逐步演化成今天的国储制度和期货市场。

常平仓。简单说就是国家储备制度,即用粮食等基本商品储备稳定市场价格。丰年粮多价低时国家高价收购,防止“米贱伤农”以保护农民利益;灾年粮少价高时国家低价出售,防止“米贵伤民”以保护市民、打击奸商。并且通过稳定粮价来保障市场价格总体稳定,用货币与战略商品进行双向调控,使市场趋于均衡,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崇尚中和、平衡的理念。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格雷厄姆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他加了个副标题“现代常平仓”,以提醒人们这一理论源自中国。

期货是一种衍生性金融商品、一种跨越时间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通过签订合约,同意按指定的时间、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交收指定数量的现货,以锁定利润与成本,减低时间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

只不过,作为过去唯一的期货市场,常平仓只能由国家队操盘,目的是稳定价格;而现今民间的期货市场种类繁多、操作灵活,成为高手的敛财手段。

 

菁茅石壁虚拟经济与金融衍生品

和尚为什么要买梳子,因为香客信仰的需求,“开光的梳子”可以高价卖给香客。

梳子尚有使用价值,有些东西就毫无实用价值,纯属金融衍生品,比如菁茅石壁。

菁茅是长江、淮河之间的一种特产茅草,管子让周天子派官吏把菁茅产地封禁看守。规定凡随从天子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的,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于是,各诸侯国都载运着黄金争先恐后地奔向菁茅的出产地求购,以致江淮之间的菁茅价格暴涨,一捆菁茅可以卖到百金。这样,周天子仅用了三天就解决了七年的财用。

管子派石匠制作石壁,即圆形薄石片。管仲就此西行觐见天子:“为了维护王室礼统,下国的君上想率领各国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并到周天子处观礼。请求大王发布命令,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到周天子处观礼的,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不带彤弓和石壁者不准入朝”。于是,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购买石壁。齐国石壁由此流散于天下,天下的财物都归于齐国,因而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

这两则记载于《管子•轻重》的小故事,正是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的源头,即价值取决于预期。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核心区别在于定价机制不同,实体经济基于现实成本,应该值多少;虚拟经济基于未来预期,将来有可能会以多少出手,它就值多少,关键在于能否猜出将来接盘侠的心理。

什么是金融衍生品,极简单粗暴的说法是,一个你没有见过、也不可能见到的平安果的部分所有权。

首先,用包装纸精心打扮,把苹果从一种食物变换成一种偶像;其次,把偶像变换成白条,比如把一元的苹果变成十张白条,每张定价两角;再次把各种白条的不同组合变换成商品销售,称为金融产品,比如把一张面额两角和两张面额一角的白条装进红包里,售价一元。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这个一元买来的红包,与当初的那个苹果已无关系,那个苹果是否存在(腐败了或本就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是否有接盘侠以两元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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