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西方是中国的镜子
任泽钢
04-08 15:05
中国经济在1978年对外开放后，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这四十多年来，美西方是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的主导方，中国是跟随的一方。在中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之困难的当下，对中国经济的把脉还得先从分析美西方政治经济入手。很大程度上美国和西方是中国的镜子。
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入“国进民退”的状态，当然这里的“国”不是指国有企业，而是国家政府。疫情期间，西方各国几乎都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补贴。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行产业政策，对美国基础设施、半导体、新能源和电动车领域大规模干预。欧盟也不遑多让，要在半导体和电动车领域对欧盟产业进行补贴并动用关税保护。
然而，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却半路杀出。他在一月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说：“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却被一种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所迷惑”。米莱信誓旦旦的宣称：“自由资本主义是结束全球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相反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只会带来停滞。市场不可能失败，市场失败只能是因为国家干预过多。”
米莱的声音瞬间把人们带回四十多年前的世界。那时的撒切尔和里根说： “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 “除非政府受到限制，否则人民不会自由”。
米莱、里根和撒切尔的言论代表的是新自由主义，西方社会中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从1970年代末直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新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政治经济的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要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经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基础性题目。
一，新自由主义上台和全球化
上世纪1970年代末。因为石油危机和日本、东亚四小龙的挑战，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严重滞涨现象。加息控制通胀的话，会抑制经济活动，造成更多的失业；加大投资刺激经济的话又会推高通货膨胀。
在捉襟见肘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崇尚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和里根先后在1979年和1980年获得英国和美国大选的胜利。撒切尔尊新自由主义大师，奥地利人哈耶克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哈耶克认为人首先是利己的，通过政治权力强行以集体的名义扼杀个人自由和利益必然走向奴役之路。哈耶克强烈反对国家控制并竭力推崇市场竞争，强调保障人权和私有产权是开展市场竞争的最重要基础。
撒切尔根据哈耶克的学说指责二战后英国政府的高税收、高福利、扶植工会、抑制市场的政策是造成滞涨的根本原因。撒切尔信誓旦旦地宣称只有通过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和压制工会势力，才能把经济拉出泥淖。
撒切尔改革从出售公租房开始。撒切尔政府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推销公租房，并向公租房的住户提供大量贷款。如此低的房价使得180万套公租房在短短两年中售出。接着撒切尔政府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资产拆分成每份数千英镑的股票，并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向大众出售。低价销售极大的刺激了大众对国有企业股票的需求和交易。
一九七零年代，英国电力、煤炭、铁路、电讯邮政、造船等部门的国有化比例高达100％；钢铁和航空部门国有化比例达到75％；汽车制造业国有化比例达到50％。从1979年上台到1990 年下台，撒切尔共卖掉拥有 60万员工的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撒切尔把英国庞大但面临亏损的国有企业从占英国国民经济的将近一半削减到不足1/10。撒切尔政府还裁减政府机构达3000个以上。撒切尔政府的开源（卖国企）和节流（削减政府机构和福利开支）带来的短期收益足以支撑撒切尔政府摆平出售国有企业、解散工会带来的动荡。
撒切尔一贯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保守派眼里，撒切尔最大的功劳是砍掉了二战后英国庞大的国有经济，瓦解了英国强大的工会组织。进步派和工人大众历来对撒切尔极为不满，认为撒切尔改革本质上就是变卖国有资产并把变卖国有资产的收益私有化、资本化。
大量的变卖公租房和国有企业使得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业和相关服务业急剧膨胀。为了支撑金融业的发展，撒切尔取消了汇率管制。同时为了抑制通胀，撒切尔政府和英国央行联手大幅提高利率，导致英镑升值。英国的高利率和英镑的升值反过来沉重打击了英国的制造业出口，英国经济不可避免的脱实向虚、贫富差距扩大。英国从1988年后连续数年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撒切尔本人也在1990年黯然下台。英国一家电视台在2003年做了一项 “你最痛恨的100个英国人” 的民意调查，撒切尔排在第三。
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运动中，里根和撒切尔齐名。西方主流派是这样解释里根的经济改革：里根留用了卡特总统任命的美联储行长沃克。沃克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既认定通货膨胀是货币过多发行的后果，将银行贷款利率提高到20%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个政策迅速奏效，两年后通胀由15%降至约4%，并在8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一直保持这一水平。
里根同时又采纳了供应学派的主张，通过为企业减税来增加供给。里根政府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7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从46%降低到34%。美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税率最低的国家。为支持减税里根砍掉了许多社会福利开支。
里根用涓滴效应为自己的政策宣传。涓滴效应的逻辑是减税会刺激富人和企业投资，从而扩大市场供应、增加就业和政府的税收，并最终惠及广大人民。涓滴效应理论是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基础。
弗里德曼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对里根经济政策的效果做了如下的概括描述：美国的高利率淘汰了一大批低效的企业，1982年失业率达到10.8%，为战后最高。但随着通胀的明显回落，利率也跟随下降，此时活下来的优质企业在低利率和减税的环境里急剧扩张。这些企业向社会的有效供给，又进一步降低了通胀增加了就业。
然而有观点认为里根政府经济上的成功并不仅仅依靠减税，他们认为里根政府的财政刺激力度非常大，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庞大的政府支出，例如星球大战计划，使得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上升，美国债务飙升的时代正是从里根政府开启。
还有观点认为里根遏制通胀与1980年代石油价格的回落；与美国长期积累的财富、技术优势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高度相关。埃及学者萨米尔· 阿明在其研究中估计，全球北部的发达国家在1960 年至 2018 年间，从全球南方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达到62万亿美元，其中的大头流向了美国。总之，那时英国积累的大量国有资产和美国雄厚的综合实力足以支撑撒切尔和里根的折腾，并获得短期的成功。
然而西方的自由派一股脑地把里根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他们为新自由主义制度设立了模板：政治上必须实行多党选举；经济结构上必须是私有化，小政府和低税收；意识形态上必须遵循基督教教义和维持人权。美国民主党人士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把多党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组合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党魁，从英国的布莱尔到美国的克林顿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在1989年推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宣称只有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市场机制。完整的市场机制包括浮动的汇率制度、国际间的开放市场，自由投资和贸易。多党议会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被视为实现完全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一时间《华盛顿共识》成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行动纲领。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对汇率、资本流动和人员流动的控制吹响了全球化的号角。
全球化来势汹汹，国家和资本的行为以及大众的福祉在全球化时期发生剧烈变化。美国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是研究资本、国家和大众这三维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互动的权威人物。罗德里克提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大众的民主诉求和以及资本的运作存在内在的冲突，三者不可能都赢，某一方面的得势，需要其他方面付出成本代价。
套用罗德里克的模型，新自由主义推动起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极其有利于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被要求降低关税，开放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而资本的一强独大必然对人民大众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发达国家来说是生产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存在国家主权的流失和人民大众利益被资本侵吞的危险。
现在看来撒切尔和里根鼓动起来的新自由主义更像一场忽悠。大家都相信了大规模为资本减税和私有化就一定能带来经济繁荣的说法；以为经济繁荣将通过涓滴效应方式使下层人民受惠。但在发达国家，人们看到的全球化实际结果是资本一家独大，国家债务急剧升高，人民收入停滞不前。
去年四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讲话，他说：缩小政府规模、减税、消减福利和压制工会就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概念是对市场作用的过度解读，结果是美国战略产业及其完整的供应链和大量工作岗位被转移到了海外。美国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和供应链的脆弱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接着沙利文抨击了里根的 “涓滴效应” ，指出对资本的减税并没有推动资本把利润传导到下层人民；相反少数富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赚的更多。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已经达到了危害美国民主的程度。沙利文的讲话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高级政府官员对里根经济学最严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棺材盖上敲了一颗大钉子。
二，美国的分化
在美国社会财富向少数大资本集团集中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输家。美国白人无疑是输的比较多的一方。美国制造业中原来大量体面的工作以白人劳工为主，现在这些工作大多流失了。这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
一部分美国白人为了享受生活或者维持生活质量而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部分则因为生活窘迫不能生或者不想生。白人人口的比例在下降。相对应的是非白人族群的急剧增长，例如墨西哥裔和黑人。
特朗普虽然是政治素人但却相当敏锐。他看到了美国人，特别是白人，对美国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的担忧。 特朗普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以美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攻击高科技金融资本和美国建制派以全球化的名义出卖美国利益，造成美国人的失业。特朗普攻击民主党的福利政策诱导人们依赖救济，破坏了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独立、自由和奋斗的美国传统文化。攻击左翼进步主义在人权和种族平等的旗号下，玷污美国传统和开国元勋。攻击民主党的移民政策是要毁灭美国。特朗普本质上是要以基督教民族主义为纲领，保证美国仍然是一个白人和基督教主导的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同甘而不能共苦的社会。当经济好的时候，种族矛盾、贫富矛盾会受到遮盖。当经济差的时候，各种矛盾就会上升。选举制一方面可以充当减压阀，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矛盾的放大器。目前美国身份政治流行，人们被贴上各种标签。按年龄有婴儿潮一代，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按种族有白人、亚裔，墨西哥裔和黑人。按政治立场分有民主党进步派，保守派共和党。按地区有红州区和蓝州区，按财富分有富人区和穷人区。按教育程度分有上过大学的和没有上过大学的。尽管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诸如此类的分类，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分类像美国那样具有鲜明的政治、种族、财富和地域内涵。
美国的党争政治，非但不能弥补社会裂痕，反而提供了政客们煽动民粹，拉一派打一派的可能。美国和西方的政治评论员一再的哀叹，美国政治中原来左右都能接受的中间地带不断缩小，社会难以取得共识。自媒体更是高倍的放大了社会的不满和各派的分歧对立。美国社会的高度对立经过大选的调动和刺激竟然发展到冲击白宫的地步。
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混乱对年轻人的影响更甚。很大程度上，里根和撒切尔等人为了获取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采用了许多取悦当时那一代人的政策，例如廉价兜售公租房和国有资产，为退休人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等等。这种取悦本质上是对后来年轻人利益的透支。随着英国经济金融化和各种资产价格飙升，英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房。美国也一样，1971 年美国30至34 岁人群的住房拥有率为 64%，2021 年降至 41.6%。
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难于维持他们父辈的生活水平已成公论。年轻人中吸毒、抑郁、自杀和犯罪越来越严重。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有过精神问题。 平均每天有 132 人自杀。美国每年有超过七万人因吸毒死亡。吸毒死亡人数以每年 4% 的速度增加。
美国年轻人的不满已经发展到对资本主义的质疑和对美国整个上层建筑的不信任。近几年来一连串的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2022年盖洛普调查发现美国人对最高法院和总统的信任都在25%以下，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信任度为16%和11%。美国年轻人甚至要挖西方文化传统的老根。西方历史人物的塑像，从哥伦布、华盛顿、杰斐逊到库克船长等等都被破坏，甚至蒙娜丽莎的画像也遭蛋糕和番茄酱的涂抹。
三，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软肋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推出的《基建与就业法案》、《通胀法案》和《芯片法案》，投资总额达数万亿美元以上。拜登政府的补贴政策同时引来了来自美国国内和国外大企业的5000多亿美元的投资或投资承诺。这些投资都集中在新能源、半导体、新材料等战略产业。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自 2019 年以来，美国对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的投资已经激增 20 倍。
拜登政府的作为更像国家资本主义，拜登经济学的核心是政府和金融集团和高科技集团的联手，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拜登政府成功，美国大众可以分一杯羹，但得益更多的必定是金融、高科技和军工产业界的大资本集团。
美国国债已达34万亿美元，美国今年的利息成本预计将超过国防开支。然而在债台高筑、通胀高企，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美国2023年经济仍然获得了不错的发展。GDP增长2.5%，通胀回落，就业稳定。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经济成长最亮眼的国家。
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一枝独秀？
第一是美国疯狂的发债、印钞。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合起来向美国民众发放了6万亿各种名目的补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新增6.2万多亿美债。在短短的6-7年间，美国政府实施了近10万亿美元的巨额财政刺激，这支撑了美国强劲的内需和就业。
第二，虽然巨额刺激引发了40多年来美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强刺激下的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美国股市不断创新高，美国加息推动美元升值。美元的升值和美国股市吸引海外机构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美国多发的钱就这样流向全世界，换言之，世界分担了美国的通胀压力。
第三，美国常规的30年期的房贷，使得很多贷款人和银行避免了利率上升的冲击，缓解了美国通胀的压力。
显然，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滥发美债是美国摆脱危机的根本所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美债已高达34万亿，并仍然以每年1-2万亿的幅度增长。美债的利息成本越来越高，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不可持续。第二，滥发美元仍然会抬高通胀。目前美联储在是否减息上举棋不定，减的话怕通胀卷土重来，不减的话怕银行和一些贷款方吃不消。对在低利率时购买了大量国债的银行来说目前5.25%至5.5%的利率还是太高，导致这些银行发生大量的浮亏；很多商业房地产客户在贷款合同到期后将续签高利率的合同，从而面临高额的利息成本。美国当前的银行体系和商业房地产领域极其不稳定，美国的信用卡违约在最近急剧上升，很多评论员认为美国在未来的2025年仍然可能发生危机。
美国利用美元地位割全球的韭菜并非没有代价。美国一定要维持美元坚挺才能吸引各方购买美元资产，但强美元意味着高成本，不利于美国制造业出口。反过来弱美元又不利于美国吸引外资购买美债，以及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但金融和高科技的优势并不意味美国能长盛不衰。在上世纪末，美国就闹过互联网革命，当时的互联网经济被冠名为拥有无限希望的新经济，各种传统经济被说成是没有希望的旧经济，夕阳经济。但时至今日，互联网泡沫早已破裂。当今的美国能开发出ChatGPT和Sora，但去工业化的美国和欧盟加起来也生产不出足够的155毫米炮弹提供给乌克兰。美国有很强的大脑和敏锐的判断，但美国的肌肉已经不强有力了。
最后，不管拜登、特朗普还是其他人担任总统，他们都面临推动美国在战略产业领域里再工业化、弥补社会分裂和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重任。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任务，美国的党争对美国能否应对长期的挑战并不友好，美国的国策很可能因为选举而受到干扰甚至中断。
